但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虽然,关于《几何原本》翻译,利玛窦曾高度赞扬过徐光启,说他学习不久就能用清晰优美的中文来写他学到的一切了[10]。后来,梁启超也曾说他们二人翻译的《几何原本》是:“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11]但是,考虑到利玛窦是外国人,并不熟悉中文,梁启超作为文学家未必通读过《几何原本》,他们的这些溢美之词,未必可信。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说:“(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有初览此书者,疑奥深难通,仍谓余当显其文句。余对之:度数之理,本无隐奥,至于文句,则尔日推敲再四,显明极矣。尚未及留意,望之似奥深焉,譬行重山中,四望无路,及行到彼,蹊经历然。”[12]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请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讲授西方数学,他们二人翻译了另外一套《几何原本》。在这一套的序言中他们说:“《几何原本》(利玛窦着,因文法不明,后生难解,故另译)乃度数万物之根本……”[13]当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也曾说:“(几何原本)行文古奥而峭险,学者多畏之。”[14]
由此看出,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实际上并非是一部容易读的着作。这一点徐光启本人也清楚。其不仅内容深奥,而且语言和行文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再加上,他们二人在翻译的时候创造了不少新名词,如几何、三边形、对角线、钝角、圜(圆)、半圜、斜方形(菱形)、比制(比)、同理之比例(比例)等等。所以,其生涩难读、难于理解应当是在当时给人们的较为普遍的印象。
其生涩难度,自然就给人们对它的学习和研究设置了一道艰难的障碍。人们既然连其内容都不能很好的理解,那何谈能了解隐藏在其后的公理化方法呢?显然是不能的。所以,我们认为明末汉译本《几何原本》的难于让人们理解和学习是影响公理化方法早期传播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2.“西学中源”说限制了公理化方法在清初时期的传播
1634年,在徐光启的领导下,总册数为一百三十七卷的煌煌巨着《崇祯历书》编纂完成。当时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其没有施行,但其一部分还是刊印了出来,并流传到社会上,引起了很多反响。到了十年后,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汤若望精简部分内容,改《崇祯历书》为《西洋新法历书》,并得到多尔滚的支持得以实施,此书的影响就更大了。此书是西方传教士参考了西方多种书籍,按照西方科学的组织方法编写而成的,大量采用了公理化的方法。而此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成就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如黄宗羲、黄百家、薛凤祚、王锡阐、李子金、方中通、梅文鼎、梅珏成等。他们几乎都研究过《几何原本》,有的还写出了相关的着作,如李子金曾着有《几何易简集》,梅文鼎曾着有《几何补编》、《几何通解》等。同时,此时的康熙皇帝也非常喜爱西方数学,曾命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重新翻译《几何原本》等。由此,此时本也是公理化方法在我国广泛传播的大好时机,可是也未能如愿以尝。原因是此时兴起了“西学中源”说,并很长一段时间在学界占据着上风。
“西学中源”之说,发端于明朝末年的学者黄宗羲和方以智,后来,清初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和阮元也加入进来,支持这种学说。还有当时的康熙皇帝也欣赏这种学说,提倡这种做法。这样,在当时学界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贬低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极力推崇祖国传统技术优越性的潮流。这股潮流如此之强烈,竟使当时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面对着自己写的作品都不敢承认这是从西方来的。这股潮流兴起之初,还有“西方科技发源东方,东西先人共同研究”的意思,及至后来全然就是“西方科技盗取东方”的说法了。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当时的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人们开始逐渐地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中的先进的东西充耳不闻,对于他们的书籍中有的而我们的文献中没有的东西不屑一顾,开始认为什么都是我们老祖宗的好。比如,对于科学研究中的论证说理这种做法,我们明显地缺乏,这是公论,本来是应当向西方好好学习的,可是王锡阐竟也认为无所谓,他说:“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知也。”[15]
论证说理是公理化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理化方法的应用中,论证说理给人们的感受最为深刻,也常被认为是最实用的。我国当时的学者连这个都屏蔽掉了,何谈对其相关全部知识的了解和研究?论证说理需要推理和概念,而推理和概念的建立需要形式逻辑等。由此,对论证说理感兴趣,对其深入研究才能导致对公理化方法的全面学习和研究,对于公理化方法全面研究了才能知道其特点和优越性,才能推广和应用。
所以,我们在那时的科学家的着作中看不到公理化方法采用的影子。就是在对《几何原本》曾有过深入研究的大数学家梅文鼎的科学着作中也没有采用定义、公理、公论等来组织其讨论过的全部知识的现象。在其着作中,虽然有的有命题和论证,但是多数没有用概念、定义、公理等,更没有使用这些组织起来的系统。有的甚至连概念、定义和公理都没有,直接就是命题和解。这显然还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组织知识和研究知识的方法。由此,我们认为,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源”说在公理化方法早期不被人理解的基础上,又给其泼了一头凉水。其对公理化方法的忽视和贬低,直接打消了公理化方法传播的希望,由此致使其在那个时期传播和应用的停滞与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