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和国家经济主权的消长

跨国公司和国家经济主权的消长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载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突飞猛进，跨国公司迅速崛起。一些大跨国公司的资产和年销售额已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在1999年所能采集到数据的206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69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亿美元。而《财富》杂志公布的1995年全球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排行榜上，有440家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于是在国内外掀起了有关跨国公司与国家经济主权消长的争论。由于受全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影响，国内外学界普遍倾向于接受跨国公司削弱国家经济主权的看法。（注：杨伯溆.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全球化进程中的此长彼消.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1):45-50）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力求得出一个相对中肯的结论。
　　  一、关于跨国公司侵蚀国家经济主权的较为普遍的观点
　　关于跨国公司侵蚀国家权力，多数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是一种全球行为体，它以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因此它们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公司的利益和目标而不是任何国家的利益和目标。跨国公司的“国籍现在只有一种形式上的参照意义”（注：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它们“拒不效忠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东道国，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注：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497）由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今天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的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注：Kenichi  Ohmae.The  End  of  Nation  State: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5:11）
　　对于跨国公司与母国即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关系问题，现有研究认为，“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性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它们的选民的福利。”（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跨国公司的国际性对发达国家的威胁表现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跨国公司与致力于维护本国福利的西方发达民族国家之间产生了矛盾，即‘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转移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劳动岗位，减少了政府的税收和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资金来源，加剧了社会福利国家危机。”跨国公司削弱了国家的社会再分配职能。（注：Susan  Stra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r-n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3～15,91～99）
　　关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即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相关研究强调，跨国公司一般在发达国家（中心地带）发展垂直分工体系中的高层次产业，而在东道国即发展中国家（边缘地带）发展低层次产业，由此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从属性。跨国公司的威胁还表现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占有越来越大。最终后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外流，产业结构畸形，民族产业萎缩，南北差距扩大。“跨国公司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国际性决定了它对发达国家（母国）和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经济权力都构成了挑战”。（注：陈安国.论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及其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37～38）
　　  二、对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的权力关系的再思考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总体而言，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的权力确实有所削弱。但具体、深入地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相当复杂。
　　  （一）如何看待跨国公司财力的增长
　　人们对跨国公司相对于主权国家权力的增长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跨国公司财力的雄厚及其强劲增长。因此首先需要对此作一些澄清。
　　现在的大型跨国公司确实拥有很多财产，这些财产是一种经济权利和权力。但是，这类权力和国家的经济主权是有质的区别的，这些权力不可能转化为类似国家所拥有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很多属于国家权力范围的事情，对仅有财产权力的公司来说是禁区。迄今为止，“国家及其代理人仍然是唯一可以合法地强制他人做什么（如兵役）或者禁止做什么（如贩毒）等的组织。”（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国家作用的重新定义.［载］青木昌彦等编著.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26）国家权力衰落理论的坚决反对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和国内社会里都发挥着跨国公司所不可取代的作用，即提供安全和公益，保护私人财产权。

　　  （二）跨国公司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关系
　　首先，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政府推动的结果。全球化的动力不只来源于跨国公司，也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罗伯特·吉尔平就曾指出，全球化最强的时期总是与霸权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最强大相联系的，而霸权的衰落则导致不稳定的增长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减弱。他发现，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增进母国的利益的。（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73）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各地追逐巨利，很大程度上是靠其母国的政府为它们创造的便利条件。根据帕金森定律，政府有一种天然扩张自己规模及权力的倾向，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主动地作出限制自己权力的选择。
　　其次，跨国公司的扩张没有削弱发达国家政府的社会汲取和支出能力。收税的能力既是国家权力的体现，也是行使其他权力的重要保障。从一个国家税收收入和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可以大致看出国家权力的增长。国家经济主权削弱的论据之一便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游走削弱了国家的税收收入以及社会支出能力。事实是怎样的呢？近十年来各主要国家经济性收入（经常性税收收入占据其中的90%以上）以及经常性社会支出的变化情况，也许更能说明问题（见下表）。
　　  1990～1998年七国政府的经常性收入、支出所占GNP比重的变化情况(%)  
年代　　国别　　瑞典　英国　奥地利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美国
1990　　收入　　44.2　36.5　33.0　　40.1　38.5　　28.4　19.5
　　　　支出　　40.8　38.0　38.1　　42.5　47.8　　30.1　23.5
1998　　收入　　40.3　38.3　37.3　　41.8　41.5　　31.7　21.8
　　　　支出　　42.8　37.8　40.1　　46.6　44.6　　33.0　21.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304～305页图表整理计算所得。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990～1998年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近十年间，只有瑞典（原先经常性政府收入所占GNP比重较大）的经常性政府收入占GNP比重有所下降(44.2%～40.3%)，其他国家均有所上升，其中，奥地利上升的幅度最大，上升了4.3个百分点；在经常性政府支出方面，英国、意大利和美国3国略有下降，其余4国则略有上升。发达国家的政府平均收入比1990年有所增加，而政府开支则基本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由此可见，很难得出结论说跨国公司侵蚀发达国家的税收和支出能力。其他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80%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注：Sruce  R.Scott.The  Great  pide  in  the  Global  Villag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1:107），因资金流出而受到影响的税收被流入的资金所补偿。因此，在经济关系领域，各民族国家的权力存在着双向交换的关系，因为在其他国家的贸易中，自己失去的经济权力会得到补偿。（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332～333）但这种关系基本上只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
　　第三，跨国公司在许多重要方面依赖母国。许多研究表明，如果用包括资产份额、所有权、管理、雇用、研究与开发的地点等重要标准来衡量的话，母国基地的重要性仍是规律，而非例外。在许多大公司的创立和维持中，国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任何跨国公司都必须认同于特定的主权国家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获得支持和寻求安全保护。跨国公司对母国的依赖在战争或紧急状态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假如跨国公司丧失民族性，无论它有多大的经济实力，也将沦为国家凭借政府权力任意宰割的对象，在与东道国发生冲突时尤其如此。
　　  （三）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数目众多，各国国情差异很大，它们与跨国公司权力的消长情况比较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发展中国家都是跨国公司的接受国，基本不存在跨国公司侵蚀国家税收权力的问题。
　　首先，从新兴工业化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来看。东亚新兴工业体以及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外来投资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带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客观上帮助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国力迅速增强。
　　跨国公司对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整体来说是积极的，但也不能否认跨国公司对国家权力的消极作用。大致说来，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性有些消极影响。一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一些关键行业和部门有被跨国公司控制之虞，甚至已被控制；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反不公平竞争政策、劳动和环保政策等的执行，因为跨国公司因素的存在而受到削弱。

　　其次，从转型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来看，这里的社会转型国家包括苏联、个别东南欧国家以及亚洲的中国、越南和印度等。在以上转型国家中，像中国、印度和越南这些推行渐进改革的国家，取得了令人称羡的经济发展成就。它们与跨国公司之间也基本上实现了利益的良性互动，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它们在国内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创造了较好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对跨国公司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但苏联和个别东南欧国家则是另一番情形。伴随着严重的经济秩序混乱和萧条，这些国家政府的经常性收入和支出所占GNP的比重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政府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日常开支的需要，政府的经济权力被严重削弱，基本经济职能受到侵蚀。其原因主要不是跨国公司的侵蚀，而是对新自由主义“药方”的几乎全盘照搬。跨国公司也由于这些国家的混乱望而却步，少有长远投资，更多的是利用这些国家的汇率波动以及经济管理的漏洞而进行短期投机。
　　最后，从“边缘化”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来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来源，但冷战后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足以吸引跨国公司的国内环境。仅仅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是无法引起跨国公司的兴趣的，还需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廉价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健全的法律法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这些因素恰恰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于是这些地区成了被跨国公司“遗忘”的角落。
　　这些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国家的权力也在削弱。既然跨国公司在这类国家的投资很少，因此国家权力衰落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跨国公司权力的增长。其原因既有不公平的世界秩序，也有国家内部的问题。就后者而言，腐败、社会动乱、族群矛盾以及民众的不信任极大地侵蚀了这些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权力。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和管理质量越高，就越能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否则，跨国公司就会望而却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首要问题并不是防止国家权力受到跨国公司的侵蚀，反倒是要求这些国家提高内部管理和社会整合的能力，以创造外资进入的良好环境。只有经济发展了，制度健全了，国家主权才有可能维护。
　　  三、结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而非跨国公司是侵蚀国家权力的主要根源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激烈的制度竞争迫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学习，于是产生国家权力的扩张，其内容包括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确立了“自信”后，又开始回归到自由主义老路上去。这一回归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就是发端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二十多年来，代表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正确”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为核心支配边缘的制度性工具。
　　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得势使跨国公司的权力得到加强，而受到伤害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劳工的权利。他们丧失了国家曾经赋予的许多权利，成了纯粹的劳动力商品。这是发达国家福利水平下降的真正原因。在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型国家，西方国家将贸易、贷款、投资等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挂钩，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权力，并最终埋下了拉美、东亚以及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隐患。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近乎无利可图的最边缘化、最不发达的国家，发达国家又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放弃了对这些国家的援助。跨国公司除了掠夺它们廉价的经济资源外，对这些国家毫无兴趣，使许多这类国家的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
　　  （二）主权国家的责任
　　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情密切相关，其实际影响不仅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实力和战略，更取决于东道国的能力和选择。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权力需要维护和增强，更需要健全和重构。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权力和职能的结构、性质和水平是在以往发展水平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国民素质低、整个国家比较封闭的条件下形成的。在冷战后全球化、现代化迅猛发展的全新环境中，这种低水平的国家权力和职能自然面临极大的挑战。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正视自身存在的隐患和缺失，积极但稳妥地推进国家内部的制度建设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但不应该以对跨国公司无原则的让步为条件换取投资。要完善关于跨国公司投资的法律法规，强化和改进对跨国公司的管理，使其行为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在自身实力增强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还应联合起来，在跨国公司问题上争取更大的国家制规权。
　　发达国家也应该认识到，不应该放纵市场力量的任意发展，应该正视新自由主义给整个世界、给自己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日益深化的条件下，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经济权力被严重弱化并导致国家内部结构不稳定的话，势必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最终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政府都会品尝苦果。
　　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的目标和利益有冲突的可能，也有和谐共处与共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