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字：经典 多元视角 文化研究
经典作品和雅文学一直被界说为文学的基本外延,正是它们集中体现着文学内涵,即所谓“文学性”。但在当代社会,这种文学观已越来越受到挑战,尤其是文学经典已经受到质疑。在西方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看来,大学课堂上的经典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死去的、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作品,文学经典只不过是权力话语的建构。在中国的大学和中学里,情况也同样如此,但显得更复杂一些。所以,一切文学经典必须经受文化研究的批评和检讨。
文化研究对于推动文学经典问题的深入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化研究在西方一直发挥着某种解放政治的功能。近几十年来,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在英美乃至欧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保守主义思潮在市民社会中也相对高涨。保守主义主要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已获得巩固的政治领域,而是进一步扩展至“宗教、艺术、学术、家庭、乡村、朋友、音乐、乐趣和义务” 1。在欧美,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思想和文化派别,也普遍地出现“向右转”的趋向。作为激进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文化研究试图打破保守主义所崇奉的经典及其标准,冲破校园内、学界的保守主义思潮及其文化思想的垄断。从整体思想立场上,我们往往容易认同激进政治运动,但是必须承认,这种文化政治运动在欧美学界一直都不是主流。尽管他们的泛政治化战略在局部上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身体政治”和“权力话语”等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他们许多思想的锋芒往往都无可挽回地淹没在文化资本化和学术商品化的大潮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激进化和泛政治化的姿态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以鲍德里亚为例:在当代西方,鲍德里亚的思想极为深刻、新锐和激进,对当代西方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批判力度不可谓不深,但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鲍德里亚为近乎所谓“赛博妄言”(cyber-punk)类的科幻小说家,并且其理论概括往往是“一种平面的、无深度的、肤浅的传播狂喜,在这种传播里,图像与话语都是在超级现实的空间中流通的,失去了与现实的一切联系……并且是在一种愈来愈隔绝于现实与日常生活苦难的超级理论空间中飘浮和变异着的”2 。凯尔纳鼓吹“判断的文化研究”,其判断也并非不可商榷,但在一定意义上却真切地描摹出鲍氏思想在革命姿态中显露出的某种僵硬、虚无和悲观,思维和方法上的极端,以及对当代社会理解的简单化。
文化研究从种族、地域、性别等等新的立场和视野,去质疑和重新审视文学经典的标准和教科书所形成的规范,其发现问题、激进批判的思路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文化研究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聚的冲动和精神,展现的方法和思路,以及其影响和功能都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文化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其研究方法注重调查和量化归纳,其跨学科视野往往把焦点从文学转向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漠视审美、情感、想象和个性,因而,也容易使文学研究“空洞化”,甚至完全与文学无关。具体到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当前引入中土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和文学经典变迁的事实。在当代社会,随着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变化,人们日益感受到文学的外延及其“文学性”内涵的震荡和动摇,而这必然反映到文学研究中。
就客观方面而言,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产品,日渐强劲的通俗文学,以及新媒介方式支持下大量涌现的文学新样式,冲击着人们对文学的传统理解。首先,在西方社会,包括侦探小说、间谍小说、科幻小说和探险小说等在内的大众文化生产日益繁荣,并且与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一起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到20世纪下半叶已经完全产业化、体制化。在当代中国,这种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也在逐步地发育和生长。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世情小说和黑幕小说如今也在娱乐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各类流行读物、大众散文和青春文学 3也推举而出,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其次,在大众传媒和市民趣味的共同培育下,过去理解为“副文学”的各种题材,比如城市民谣、民间笑话,乃至中国特色的内幕文学蓬勃发展,并与现代文学传统中的“纯文学”形成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其中,一些通俗文学甚至和大众文化合流一处,以先锋、狂欢的面孔出现,对传统的雅正趣味进行戏拟、挑衅和颠覆。再次,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数控意象已经开始全面介入当代民众的生活。数控意象的最大特点在于将文学整合进视觉化和电子化的文化产品中,比较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摇滚唱词、饶舌乐语、广告文辞、网络交际辞、手机文学和FLASH文学等。这些“新”文学9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其媒介形态的新面孔和信息传播的新方式,对广大民众的时空观和价值观形成日益强劲的冲击。
有学者将这种通俗化、大众化、市场化、产业化、电子化、数字化,乃至时常以先锋面孔涌现的文学,形容为“大众文化压路机”4 。上述这些情况能否用大众文化来概括,或许可以商量,但用“压路机”这个比喻来描摹这些新风潮对传统书面文学经典的影响,却是准确、贴切、具有冲击力的。文化通俗化、文学影视化、经典快餐化,确实使当代文学的现状与过去那种经典主导文学格局的状况判然两分。而当代社会广大民众阅读构成的变化,确实也说明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已不易被广泛接受。有学者把这种情形称为文学的“非中心化”和“非正典化”,这种概括是准确的。在当代社会,文学确实不再单纯以传统经典的形式出现,文学愈渐与其他艺术互渗沟通,人们对文学的接受日渐多元化,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扩展了5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过去所习惯的、耳濡目染的文学及其经典必然会受到挤压和疏远,因此,对传统的文学制度所认可的“文学”的概念及其“经典”的标准进行反省和调适也是必要的。
从主观方面看,就思想界和学术界内部而言,随着现代人文学科的确立,专著、期刊和学术会议的数量急剧增加,各种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独到而活泼的思想和学术。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哲学化产生了大量的新的批评理论和日渐专业化和抽象化的批评话语。思想和学术的职业化,思想和学术的竞争有助于新思想、新实验的出现,由此也导致了人们对文学和经典的理解的差异。显然,这对于学者、学生乃至广大民众认识文学,把握文学经典,理解当代大众文化是非常有益的。当然,一种学术内部的“差异政治”也由此形成。这种差异政治主要鼓吹特定主体的特殊性或差异性,并以此要求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其中包括政治化的哲学话语和各类意识形态语言,也包括受众研究中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各种概念,更有山头林立的女性主义批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理解和解释的不同取向,身份和认同的质询和竞争,学术机制日益鼓吹的创新和竞争,催发了所谓全球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最后走向对差异政治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及其经典也必定问题化。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趋势中,执著而激进地质询历史上形成的经典以及经典化过程背后的权力关系,甚至激烈地否认所谓普遍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强调审美背后的欺骗和强迫,普遍性背后的地方性,超越性背后的时间性。文化研究已经对普遍的文学、永恒的经典和审美的主体不感兴趣,“经典是什么?”“文学是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文学?”“谁的经典?”“谁的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客体”、“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脉络中的“文学”或“经典”,成为讨论问题的第一要务。
这样看来,经典问题其实是文学阅读在当代社会民主化、大众化和多元化背景下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通过探讨经典问题,文学研究确实可以获得对自身的确证,并且推进对文学世界的新认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文学研究,其对象都是对文学现象和历史变迁进行具体的考察,而不能本末倒置。对象本身决定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在经典问题上,保持多元视角之间的张力是必要的,或许也更符合现代社会中文学活动的实际。
这里有必要反省“经典”一词所蕴含的多元意向。从根本上讲,经典一词既有传统的视角,又有现代的复杂性;既保存了传统的意向,又保持了革故鼎新的冲动。经典关系到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并且关系到教育和认同。这里不妨作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传统的经典观强调的是“过去活在当下”,圣人的微言大义在今天余音不绝,但有待知音领会、生发和阐释。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指出,世界的本原、道理和秩序是通过圣人及其圣典而表现、阐明和弘扬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内涵上,这些圣典“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所以,在功能上,它们自然就能“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其文辞能鼓动天下,使道本身能得到显现和延展。在现代社会,由于现代文化和文学是在机器印刷媒介、大众传媒及电子媒介,乃至网络媒介中发展起来的,人们的阅读已不再局限于几部“经典”或“圣典”,阅读的内容也有了极大的扩展,社会思想也渐趋丰富和多元,所以,人们对经典的理解日渐多元化。本雅明认为,在传统社会里文学经典具有一种“灵韵”效果,而到了现代机械复制时代“灵韵”消失了。虽然本雅明从理智上肯定这一历史的走向,但从其描述中却不能不让人感受到微弱的伤感6。 现代社会最不乏革命反思和体制创新的冲动,但作为现代社会的“底色”,并不时起到主导作用的,仍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样看来,即便在现代社会,文化守成、看护文化的思想也值得关注和理解,因为在他们那里往往显现出独到的思想张力。他们虽身处现代,却鼓吹要阅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在他们看来,那种探讨“生活目的”、没有经过现代“分工”污染的“经典”,恰恰是当代教育所必需的东西:“那些书包含着许多对人的自然最深刻的反思,与它们的接触是富于启发的知识和道德经历,它们对那些被带进来的人有巨大的解放作用。……我们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是训练阅读一些位于伟大传统中的著作,这个传统可以给他们严肃的而非假冒的整全性的模型。这些书能把各种研究整合起来并将它们与生活的关联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这种书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教育,而且是道德教育——就它们使读者涉入对过善好生活的关怀而言。……这些书不应该作为文学、政治学或史学的组成部分来学习,而是将它作为对所有这些都有益的书来学。……我们的年轻人……本可以接近过去的所有思想及其引以为荣的典范,但他们却没有被教会认真地去对待它们,就像对待他们自己充满活力的可能性一样。这正是我们的教育体制的问题。”7这是那位在1987年发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对美国教育提出最尖锐批评,引发最大争议的阿伦·布鲁姆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发出的召唤。他鼓吹的自由教育,其实就是“博雅教育”,或古典的教养教育。在布鲁姆看来,所谓教育其根本在于温故而知新,在于研习经典——这些经典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所在,而这种自由教育是针对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一剂良药,因为后者必然带来妄自尊大、平庸媚俗、狭隘浅薄和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院精神。显然,这种保守主义立场是需要仔细检讨的,但它对经典和传统的重视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从总体上看,现代以来,人们对于经典遵循的是一种“选择的传统”,亦即基于时间意识,根据各自的视点和趣味而做出取舍。经典的变迁和传播过程,其实如同英国左翼学者威廉姆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所理解的文化变迁过程一样,也是一种包含着残余的、主导的和刚刚兴起的因素的过程,它们互相竞争,互相影响,不断衍变8。也就是说,经典并非永恒不变,不仅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有时是连续的,有时是断裂的。当然,这种选择和取舍都必然涉及到具体社会进程中的权力机制。
现代经典观侧重“选择的传统”,但这种选择经典的过程因人、因时、因地也呈现左、中、右之差别。保守主义人士的主张大致如上所举。而自由主义人士则认为,所谓经典其实是现代社会全面进行理性分工之后,广大民众根据自然权利和自身趣味进行选择的结果,一切都在自然的扩展和选择之中,包括市场、权力甚至传统的选择。左翼人士的经典观一贯强调历史的优先性,文学处于历史之中,经典亦在历史之中,没有可以逾越历史的经典。如果有之,它们也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回望中的古希腊的童趣,而它们的兴衰宠辱只能由历史、由社会的变迁所决定,而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则是“生产模式”。至于文学的奥秘和真相,以及人们在当代如何理解文学或经典,则有必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主符码才能把握。因为左翼人士相信,生产模式这个主符码“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生产模式的概念可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而把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或“语言交流”、某些弗洛伊德主义和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义的“焦虑和自由”、现象学的“暂时性”、荣格或神话批评的“集体潜意识”、各种伦理学或心理学式的“人文主义”等兼容其中9。
当代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可以催发对文学史的重新检查和理性反思,可以发现更全面的社会和更真实的历史,发明一种更健全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比如在现代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探讨、90年代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以及近年来对当代文学经典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增进了人们对文学史和文学经典的认识。又比如有学者通过对经典确立的标准、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和制度,以及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和难题的研究,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学史一直存在着经典的变迁,这种变迁背后就存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新文化工程的想象及其各种世俗权力的干预10。在对经典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文化研究大有可为。但文化研究内部非常复杂,因此,要力避体制化和教条化,以免在时髦的政治化或商业化浪潮中放逐了文学。在探讨经典问题的过程中,保持必要的兼容的眼光和思维的张力是最可宝贵的,这样,才能避免在当代的醉眼中把经典独有的思想、价值和教育都驱除得无影无踪,把传统看守的文化都付与历史风尘中。
1 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中译本序,王皖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46页。
3 青春文学的突出体现,可以新世纪以来“新概念”作文大赛扶持和培育下的青少年文学为代表。
4 昂热诺:《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5 温儒敏:《文学史的视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6 参见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许绮玲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A.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秦露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27页。
8 R.Williams,TheLongRevolu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61,pp.66～69.
9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载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10 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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