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全球化 2

论文化全球化

三、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不是指“文化全球化”本身与“民族文化”必然会发生冲突，而是强调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文化全球化作为人类在“全球场”进行的新的文化实践，带有原有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基础、文化制度、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必然会对文化全球化作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认可、不同的选择，从而可能发生文化的冲突。二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力量对比的差异，尤其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文化力的悬殊差别，使美国能借助其强势文化推行“文化霸权”，进而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场”发生冲突。如果说前一种冲突是“自然的”冲突，那么，后一种冲突则是“人为的”冲突。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都发生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因为文化全球化不可能使一切文化活动，一切文化传播与交流、交往都在全球进行；这样，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进行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交往，虽带有全球性质，但更多地带有民族性，并积极地建设自己的民族文化。于是，文化全球化在“化”（如把一种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普遍化、或向其他民族渗透）的过程中，必然与民族文化发生冲突。 1、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 当前，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给民族文化带来的挑战，形成的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冲突。 如前所述，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一元化”、“一体化”，更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与“文化霸权”。但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新的组合和构建，形成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过程。因此，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正在生成而尚未完成的文化形态，又是一个蕴含着新的矛盾和冲突的全球文化体系。“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冲突在当前尤为突出。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发表一篇题为《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文章，认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制造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声称，美国流行文化的传播是“长久以来人们为实现全球统一而作出的一连串努力的最近的一次行动”。 法国为了维护其强国地位，也非常注意争夺文化上的优势，同美国针锋相对。在1993年举行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法国会同加拿大等国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张，认为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其自由流通。而且，法国和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拒绝美国关于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的“配额限制”和“自由贸易”的要求。 法国作家克洛德·卡雷尔说，欧美之间“正进行着一场真正的影视大战”，因为双方的“文化体制截然不同”。美国文化“追求商业性”，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征服世界的目标”。西班牙巴塞罗那历史学教授罗曼·古贝尔恩尖锐地指出，文化全球化不应该成为“美国化”。但是，当今美国文化几乎“独霸”全球影视市场。发展中国家“无法生产”自己的文化产品。它们只能在“全球市场发行和传输”美国的文化产品。古贝尔恩说，美国文化产业的“逻辑”是，“以更多的银幕、更多的频道、更多的播放时间”来“增加”全球文化市场“对好莱坞的依赖程度”。他认为，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的文化传播手段出于“一系列的战略和商业政策”的考虑，其结果导致欧美文化交流领域内的“严重失衡”。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的文化传播手段则是一种“强夺”。 阿根廷著名电影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认为，文化多样性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威胁”。面对美国影视文化“不停顿的狂轰滥炸”，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无法展示自己的形象”。他们的文化“正在遭受严重的扭曲”，甚至遭受“一场严重的劫难”。《印度时报》一著名记者认为，东方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举例说，在印度，每年的国产电影多达几百部，而这几百部影片是根据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风格和不同的观众摄制。他认为，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文化，才能抵制美国文化的冲击，才能拥有自己的“文化市场”。 第二，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各种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补机会的增多，意味着文化百花园的出现。在这百花园内，各种文化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中也会导致外来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方面由于文化力的强势与弱势，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出现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主义现象。另一方面，害怕和拒斥文化交流，固守本土文化，以仇视的心态面对外来文化，也会引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和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我国反西化思潮中激进的后殖民文化批评派的观点，都有失之偏颇之处。要科学地说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应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尊大心态，克服无视其他文化体系，睥睨一切的自恋情结，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契机，既吸纳多元文化中对民族本土文化有用的精华，又强化民族本土文化的精神价值，使民族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获得发展机遇，增强民族本土文化向外辐射的能力和抵御外来不良文化的能力。 第三，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网络技术、网络传播的发展，一方面，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文化全球化的领域与范围，另一方面，与民族文化也产生一些冲突，带来一些挑战。这种冲突和挑战具体有三个层面的表现： （1）网上语言层面的“文化战”。此文化战起因于网上的英语与非英语国家感到有必要捍卫本国的语言文化。如法国政府提出要在互联网上捍卫法语文化。法国政府新近公开了一项方案，试图改变这一情况。按照这一方案，电子邮件（E-mail）一词将禁止使用，正确地说是courrier-electronique（电子信函）。在中国，网上维护本国语言问题也已经引起了网上的关注。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早在1998年8月开工。此工程的开工是鉴于中文虽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语言之一，但在互联网上，英文信息占97%，法文占2%，中文只占千分之几。如果再不主动占领制高点，我们可能丧失一切机会和权利。 （2）网络传播技术层面产生的对民族文化的挑战。在技术层面上，网络传播源自美国，是现代工业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如果说，技术是属于生产力范畴，是价值中立的；那么，技术的社会应用则是有价值取向的。网络传播技术尤其如此。在信息社会、网络传播技术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控制和文化资源商品化的战略性技术。因此，网络技术从其诞生起就由一种国家行为所推动，并首先应用在军事和政治生活领域。在社会文化领域，网络传播及其背后庞大的传媒联合体通过控制彼此之间交流的渠道，并塑造出通过网络传送的文化内容，而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产生影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全面控制人类交流的先例。拥有涵盖全球的通讯网络的跨国传媒公司，正在世界各地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并把它们作为文化和娱乐产品而重新包装。这样，在网络时代，文化资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人文涵养，而成为一种“快餐式”的消费品了；文化的神圣感被剥离了，只剩下文化商品经营者手中的利润了。 （3）在驱动网络传播的价值观层面，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在价值观层面上，网络传播是与西方的全球化模式相辅相成的。西方的全球化模式，首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并由此而形成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这种全球化模式，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和美国色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以为占据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制高点，从而向欠发达地区倾销它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和价值观，网络传播就是它们最为有效的倾销渠道。同时，它们又利用好莱坞电影等娱乐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在网络上传播世俗生活方式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念，使处于非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网民“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化。网络传播所载送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也在即时地动摇着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从而造成人们价值标准混乱和精神困惑。 2、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文化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实现新的融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实现的更新与融合，就是一种整合。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性”，而是要在新的全新文化实践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性（特色），体现“世界性”。 关于整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我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与世界不同文化主体的合作中，奉献民族特色，促进全球文化新体系的建设。 有的学者，一讲整合就习惯于谈“谁”是整合主体，“谁”整合“谁”？实际上，面对文化化全球化的客观发展，每一民族只有自觉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加强合作，奉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才能建设好全球文化新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创作时，一方面指出：他的作品“充溢着俄国的精神，跳动着俄国的脉搏”，“比较充分地表现出他的俄罗斯民族的力量，正是他的诗歌的民族性”；一方面又说，“你们只要看普希金的一个方面，一个特点：体察全世界性、深谙全人类性、善于对一切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对欧洲民族各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方面作出反应的才能”；即“能够深刻地领会其中任何一种文学并能够在自己的诗歌中加以体现，能够巧妙地将别国文学特有的神韵和奥妙熔于一炉。”这表明，普希金像莎士比亚、歌德等文学大家一样，不仅是民族文学的伟大代表，也总是积极地处于世界各国文化艺术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之中心，成为“人类中连结一切，调和一切和革新一切的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语）。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长久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总干线或人类文明的大道之外，袖手旁观，它虽不会遇到什么矛盾和冲突，遇到什么挑战，但它必然要落后，甚至要遇外人欺侮。中国近代文化就是这样。所以，毛泽东于1957年说：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是落后了”；“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 要知道，文化民族性是指那些优秀、进步、健康的东西，决不是指那些落后、消极、过时的东西。至于后者，它们从来都不会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和民族特色的东西而保存于民族宝库里。相反，它们迟早都会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更不要说会成为世界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民族性应该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时代的才越是人类的。文化全球化既然是新时代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民族文化怎能拒斥或袖手旁观呢？ 第二，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维系民族文化，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对“全球场”中的文化实现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标。 面对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文化整合的有效方法就是积极的维系民族文化，以消除“全球场”中文化发展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保证和实现“全球场”中新文化体系的建设。 维系民族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文化主权，反对“文化霸权”。文化主权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和独立的权利和权威。文化主权所认同的文化观念来自于民族文化传统，它不排斥外来文明，而是要求对外来文化观念的吸收立足于本民族国家的诠释，并有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当前，维护文化主权，首先要形成本民族在文化全球化中的发展战略。早在1970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其《文化战略》一书中就指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冷战后，一些西方理论家也在反复论证：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为此，西方国家都在加强文化战略的研究。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发展中国家自然不能熟视无睹，应该通过研究，制定出一套既能积极推进本国文化建设，又能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战略，这是维护文化主权、保证民族文化顺利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其次是文化产业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文化的全球性发展不光是以文化作品、学术话语、思想观念的形式扩展的，而且是以产业形态来推行的。可以说，西方文化以产业形态对其他弱势国家所强行的“市场准入”，构成了这些国家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维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在其剧烈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为此，受文化殖民威胁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必须从整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实行产业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构建适合于本国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形成能够抗衡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自觉地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以扬弃民族文化中不适合文化全球化的消极、落后的东西。

文化全球化是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推进、全球现代化的拓展而凸现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还处于现代化的“边缘”或“过程中”，其民族文化在适应“现代化”、体现“现代性”方面还有种种不足与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发展就应在文化全球化中积极自觉地实现向“现代”的转换，这也是一种文化整合。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能否在21世纪获得新生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换。要实现文化的现代转换，必须首先处理好转换的历史向度问题。在文化全球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历史向度的交汇处。前现代的东西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化的步伐；在前现代的影响尚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时候，后现代的思潮又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这三种东西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转换的难度：一方面是文化发展中前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前现代因素是作为一种原始依恋的民族认同……现代因素是与启蒙现代性相联系的‘文明‘传统。二者构成了民族主义内部的基本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是后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后现代因素对现代性的“消解”与“解构”，使得现代性扑朔迷离，很难予以准确把握，因而现代因素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第四，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中，对民族文化进行综合创新。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碰到最高、最直接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传统虽然形成于过去的时代，但它却有着历史的传承性。传统总是存在在于并借助于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保留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从符号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传承性（即人们需要对过去的文本作出现代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是不够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从分析现实生活入手来理解传统文化，虽然是倒行的，但却要快些。从当代现实的高度来重新考察传统文化，就更容易把握民族精神的文化是怎样从远古的萌芽一步步发展到现今的样态的，更易于把握历史传统中的某种必然性。一切文化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所谓弘扬传统文化，实质上是要弘扬当前的时代精神，促进现代化。
至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我们在前面已作了分析，这里再补充强调一点：一切文化都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文化的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所以，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不能无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及其现实的需要。张岱年先生指出：“治一切学术者，脑子里应存个民族的观念。学术研究工作，一方面固为求真理，一方面也是为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本国新文化之创建。”在文化引进中，要实现求真理和求本国新文化创建的统一，离不开文化的主体意识。事情往往是这样，我们所希求的，未必是人家所给予的；同样，人家所提供的，也未必是我们所希求的。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目的是为了对民族文化进程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包含着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强调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第二，研究民族文化要立足于民族的实际，要坐在“民族”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应该在民族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分析批判和辩证的综合，建立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第三，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创新。冯友兰先生的提法是“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陈寅恪则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引进和创新关系：“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张岱年先生说的更清楚：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所谓创造的综合，即不止于合二者之长而已，却更要根据两方之长加以新的发展，完全成一个新的事物。”
第五，在文化全球化中，以对语言的整合为台阶，走向全球文化的多元化。
文化全球化的图景，文化全球化进程对民族文化发展产生的冲击，都以语言为媒介来表达、描绘。尤其是语言本身，是否会伴随文化全球而形成一种统一的世界语言？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世界社会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语言层面的统一，相反语言变得多样化。‘一个世界’拥有并承认比以往更多的语言。”语言学家萨比内·斯考德莱克写道：“即使在当代，也有许多新的语言正在形成，许多只有少数人还在使用的语言则濒临消亡。然而总的看来，语言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有人估计，在2000~2500年期间，语言的数量会增加一倍。”汉斯·迈尔探讨了语言数量成倍增长的原因，他指出：“我想，主要原因有三个：（1）迄今不发达的或落后的语言得到扩展和认可；（2）专业语言和地区、社会方言的渗透；（3）当今世界上各个种族、社会和宗教的自我意志通过语言得到发展。”希·贝克进一步指出：“世界社会的巴比伦式的心脏不是在语言统一化的趋势中跳动，而是在各种语言和同一性的错杂交织中跳动。”

语言统一性（同一性）中的多样性，并不否认对语言的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一个语言的文化整合问题。例如全球化的企业选用什么语言作为公司的工作语言？公司在作出选择时，应当以功利考虑为依据还是以对本民族的文化影响为依据？这里就有一个文化整合的问题。1998年，德国最著名的几家大公司（西门子、德意志电信、德国化学、德意志商业银行）联合宣布：他们今后将把英语作为公司的通用语言。其原因是：（1）德语太难、太拗口、太不便沟通，与德语相比，英语可以更容易地把复杂意思表述明白；（2）公司是全球性的，说德语的职工只是少数，如德国化学公司在世界上有4万雇员，但其中只有6000人说德语，该公司总体可以分为3种文化：英语、法语、德语，其中英语占绝对优势，所以选用英语有利于沟通；（3）采用英语是为了迎接21世纪的市场全球化的挑战，也是社会文化进步的表现。至少与纳粹德国时期相比是进步。那时为了提高德语的世界地位，禁止任何外来的外来语单词，甚至连像电视、电话这类源于英国的单词也被完全禁止使用，改用德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词汇。其实，德国人自己明白，德语说起来太麻烦，同样一层意思，如果用德语来解释，就得比用英语解释多说30%的单词。此外，现代英语中有许多意思，如“简化管理”、“持续提高”就无法找到对应的德语。无怪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梅塞德斯�奔驰公司和德国化学公司都开始普及英语。
这种出于功利考虑的决定让语言文化服从提高经济效率的需要，完全符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但它忽略了对德国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就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德国多特蒙德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特·克雷默尔针对德国大公司的上述决定，成立了一家名为“保护德语”的俱乐部，据说现在每周都可以接到100份要求入会的申请。他说：“英语的影响对德国文化造成的冲击力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觉醒的话，总有一天会把德国全部的文化拱手让给外国人的。到那时代，想后悔都来及了。”在德国大公司与“保护德语俱乐部”的争议中，存在着功利（企业是不能讲功利的）考虑与文化价值考虑的两难选择。从企业营销的效率看，德国大公司的决定是有几分道理的。但保护德国文化也是对的。出路在于整合这两种价值取向。不能把功利考虑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否则就会危及民族文化。因此通过整合在二者间保持某种张力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历史进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是当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个突出的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提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任何民族只有积极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献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