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
一、“九·一八”的不抵抗问题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重大考验,他在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则是其20世纪30年代前期倍受国人诟病的缘由。张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在内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张的这一说法为《张》书作者所接受,并作了反复论证。
不能简单说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当时张的不抵抗政策确实和判断上的失误有关,但是,如果仅仅用判断失误来解释,又不足以让人信服。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2]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3]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4]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5]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6]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7]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8]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
循着上述两函电透露的思路,其实可以发现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一些症结。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拥兵入关,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蒋、张的势力分配,张学良取代冯玉祥、阎锡山获得对华北广大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张在面对日本时,政治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北不再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基地,与其把华北精兵强将投入毫无希望的东北对日作战中,不如保守华北的既得利益,这是张致国民政府电及致吴函中隐约透露出的信息,揆诸当时的政治格局,这一判断对张学良乃至对日本人其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这显然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瞻前顾后。
当然,张学良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9],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9]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自己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张学良说他当时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1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10]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于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