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握人物性格基调
演员塑造人物形象的工作,概括说来不外乎两方面,一是理解人物,一是体现人物。理解人物是体现人物的前提,体现人物是理解人物的结果。演员对所扮演的人物只有深刻理解了才能生动地体现出来。前面说过,演员塑造人物是把剧作者用文学手段刻划的人物形象进行再创作,变成直接可见的,具体的午台、银幕形象,使剧中人物从剧本中走出来,使我们更亲近、更理解他。所以,理解人物最直接的依据是剧本。演员是在分析、研究了整个剧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理解自己扮演的人物。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抓住人物的性格基调。性格基调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主要特色。盖叫天同志举的例子很能说明什么是人物的性格基调,他说:周瑜、吕布、赵云三个都是三国时的名将,作为角色,都是穿白靠的武生,虽然外表相仿,但周瑜骄、吕布贱、赵云却是不骄不馁,敢作敢当的好汉,三者间不同就是人物各自的性格基调。
张瑞芳谈她演李双双的经验时说:“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不急于想如何表演李双双,而是试图在各方面去‘包围’、去摸索我的人物。……我首先要找到李双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有什么样的性特征和其它性格色彩?怎样形成自己的思想逻辑和行为逻辑?她给人总的印象是什么?我给这一切的总和起个名字叫‘人物总的精神状态’或‘人物基调”。她比喻说:“‘画画时要用虚线打轮廓,轮廓比例都对了,才好进行光彩浓淡描绘,并且在作画时要常常退后去看看,为的是能掌握总的画面精神。有位女同学,总喜欢停足在画架前,埋头先将细部画好,把眼睛画得非常细致,教师改画时,却因为整个比例不合适,只好连这美丽的眼睛也擦去了。……在塑造人物上,我也试图以虚线为人物打草稿,只是不在画布上,而是在我自己的心中”。演员把握住人物的基调,再进行“光彩浓淡的描绘”,“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才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既体现出人物多方面的色彩变化,使人物形象丰满动人,又不至于把人物演偏了,离开他的基本性格。
掌握人物性格基调主要从剧本情节和人物的行为、语言中去挖掘。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性格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性格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做些什么和怎样做的行动中去探求。
《红楼梦》里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异常鲜明,作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又着重描绘出他们各自独具的性格特点。我们看到了人物突出的个性特点是多次地反复地显现在许多不同的事件和行动中,离开了这些事件和行动,人物性格也就无从体现了。王熙凤个胎炙人口的不朽艺术典型,性格色彩丰富,个性鲜明突出,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像。她的性格基调可以比做一条美丽的蛇,内里是心毒手狠、贪婪无已、心计极深,外表则八面玲珑惯于逢迎、口齿灵俐、谈笑风生、泼辣诙谐“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正像兴儿所说:“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如此复杂的人物性格,作者是通过一章章、一节节具体事件逐步展现出来的,我们也是从这些情节事件中逐步认识、感受的。例如:从王熙凤毒设想思局害死贾瑞,弄小巧借剑杀人逼死尤二姐,看到她的老谋深算、手段毒辣;从弄权铁槛寺,为了三千银子断送两条人命,看到她的贪;为秦可卿的丧事,王熙风协理宁 国府,表现了她的干练、精明;正月十五晚上,王熙风效戏彩斑衣逗的贾母满心高兴,则写出了她八面玲珑于逢迎、谈笑风生、诙谐的一面。综观这些生动的情节,使我们从中提炼出王熙凤性格基调。 李双双纯洁无私、敢于斗争、透明雪亮、火辣辣的性格特征,同样是在她同丈夫喜旺,同队长金樵,同孙有、孙有婆的落后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系列行动中揭示出来的。
人物性格同时也体现在人物的语言中。“情理不顺我就要管”,双双常说的这句话就是李双双性格基调的写照。一个中国的普通农村妇女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包含着多么深刻,多么不平凡的内容啊。过去几十年、几百年以至上千年来,她们只是做为男子的附属品而存在,被称做“俺那个屋里人”、“俺做饭的”、“孩子他妈”,一辈子的生活就是生儿育女,围着“三台”转,其它事情不能多问一句,更不用说“管”了。在新社会,在人民公社化的农村,他们有了新的生活内容,新的社会地位,接受新思想的教育,李双双这样的人物就像初春萌发的绿树,畅地吸收阳光、空气、水分那样吸收着周围的新鲜事物,她思想、精神面貌迅速地变化着,蕴藏在她身上的优美性格无束的进发出来,她全身心地热爱新的生活,热爱党,热爱人民公社,从这点出发,凡是对集体有益的事她使劲去做,对集体不利的事,她就要管,这是李双双性格中最本质、最核心方面。演员就得透过人物的语言发掘其中内含的丰富内容,向人物的内心深处。
李双双的“管”也与别人不同,有她自己的性格特色,这也在她的语言中表露出来。孙有婆偷了生产队的木板,双双街就拦住她,吵了起来。孙有婆又骂又闹,气势汹汹不肯认双双可不管这些,毫不留情地说:“嗯!你人缘老好,可就是了公家东西手就长点儿,见了劳动手就短点儿!”说完自己忍不住咯咯笑起来。一句话,一个笑,闪现出了双双心直口快泼辣大胆,爽朗风趣的性格火花。
选喜旺当记工员一场戏,双双的语言更富于性格化。她喜旺编排些理由推三阻四地不想干,忍不住“通”地站出来,着众人面“揭发”他:“乡亲们!他会算帐!去年秋季分红的候,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啦!还有那号码字,他也会写,我还是他教的呢!”喜旺急得阻止她:“我么时候教你啦!?”双双:“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把大伙都乐了,双双还说:“你呀!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一号!”大家轰然大笑。这段话脱口无心,痛快淋漓,既写出她见不得丈夫粘粘糊糊,怕这怕那的那个样,又流露出对丈 能干的喜爱、夸耀,更主要的是她为了给集体选出个好记员,丝毫不顾忌喜旺是她丈夫这种个人关系,一个劲地推他,连家里的事都当着众人兜出来了。细细体会这语言,就能感受到李双双一心为公,火辣辣的,有那么一股“疯”劲的可爱性格。
演员要反复钻研剧本,分析每个情节,琢磨人物的每一句话,透过字里行间探索人物性格,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在心目中形成角色的雏形,这才有在舞台、银幕上塑造鲜明形象先决条件。 演员主要是通过研究剧本理解人物,但仅止于此就不够了,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是深入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演员对人物只有理性的分析理解和一般的感受是理解不深也演不好的,他需要从生活中获取对人物直接的感性体验,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可以说演员生活经验的多少、生活阅历的深浅是创作人物时理解人物、体现人物如何的决定性因素。卓别林说过:“我并没有什么使观众发笑的秘诀,我只是了解到人情的某些真理,并把这些真理应用到我们的职业上来。我们的一切成功归根结底都不过是一种对人的认识,不论这人是商人、店主、编辑或者演员”。
扮演华程的演员李仁堂谈到他的创作体会时说:“演员的表演,一举一动,音容笑貌是具体的,他要把一个人整个地端到银幕上,因此他应当尽可能地接触到与剧中人物相近似的活生生的人,亲自感受他们思想的火花,情感的波澜,脉搏的跳动,他们的言谈笑语,行动举止”。李仁堂成功地塑造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这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以及在大庆深入生活,与大庆领导干部和大庆工人密切接触,同生活,同劳动,切 身感受到他们的思想情节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演好李双双,起码对河南农村妇女的生活要熟悉了解。剧中双双有一场戏要打面、切面,一场戏里她在烙饼,这些虽然只是一般的生活动作,可做好了能把李双双农村妇女的气质和她麻利、能干的一面演出来,做的不像就会破坏观众对人物的信念。看张瑞芳的表演,她走近灶边,揭开锅盖,倒水、取面团、揉面、扞面、切面,动作熟练自然,非常俐落,观众相信这是李双双在做饭。这些地方要靠演员在生活中认真观察和锻炼才能达到。
对人物的理解是深是浅,是对是错,还取决于演员文化知识、艺术素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这需要日积月累,不断提高,是没有止境的。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有段论述很有说服力,他说:“角色没有变,但演员会变,他的思想认识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点上,他提高了、发展了,对角色会有新的认识,那么他所掌握的扮演同一‘角色的技术和分寸也必然会随之有新的发展与新的变化。以我演的猴为例,过去和现在的《闹天宫》就有很大不同。齐天大圣一进瑶池,玛瑙树等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此时他念了一句:‘好一派景象也!’然后向左右看了两眼。在过去我每演至此处,总力图从眼神中闪耀出惊奇、羡慕、垂涎三尺的情态;但近几年每演至此处,我的眼神中却必尽量表达出一种惊奇、诧异与愤懑不平的情态。这里并没有更复杂的技术与程式的变化’,但是,赋予的内容不同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对齐天大圣的人物性格有了新的认识。在过去,我把猴王偷桃、盗丹、大闹天宫等一系列行为的贯串线理解为‘偷’,因为爱吃桃所以偷桃,因为爱仙丹所以偷仙丹,是因爱而偷;因为他从没见过玛蹈屏、珊瑚树,因此一看就觉得新奇,由奇而爱,由爱而垂涎,甚至也想把它偷到手。后来,我的思想水平提高了,逐渐理解了猴王的叛逆性格,因而理解到偷桃、盗丹、大闹天宫等一系列行为的贯串线,不应当是‘偷’,而应当是‘闹’,是不平而闹。由于玉皇对猴王不公,所以要闹;由于王母和老君 看不起猴王,所以要闹。偷桃盗丹是为了泄不平之愤,‘偷’是‘闹’的表现形式。一见到珊瑚树、玛瑙屏立刻就感到惊讶和诧:“啊!原来如此!天宫是这般生活!”咦!洞府为何不似这等模样?’这种诧异引起了不平与愤概,因而才大闹特闹。请,同是《闹天宫》,主要的表演程式并无变化,同样是左右一,并末多讲只言片语,但其中却有了新的眼神和新的神情气魄,而它们的背后又有演员的新的体验和理解,新的思想境界,新探索到的角色的内心天地,并且这一切都将使艺术形象获得了新的舞台生命力”。
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导演回顾影片的创作时也谈到这一点:“严格地说’,琼花这个人物塑造的深度还是不够的。原因之一是编剧和导演还没牢牢把握住琼花这个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在她和各个人物的关系中,在各种不同情境中的阶级感情的正确处理。或者说创作者还没能完全和人物的强烈的、朴实的阶级感情发生共鸣,达到切身感受的境地。……例如,琼花要求入伍,连长要她去登记一下,说明白为什么参军时,琼花拉开衣襟,露出鞭伤说:‘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现在演员的表演带一种反问的口气,潜台词似乎是:‘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委屈,不了解我的痛苦2”这样的理解,是和人物的朴实的性格不吻合的。正确的处理应该是她见到了亲人,有多少话要说啊!可是心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惶急的心情,强烈的要求,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表达时,才触发似地猛一下拉开衣襟,露出斑斑血污的鞭痕,不择言地说:‘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这样的处理和表演就会使人感到更真实更朴素,效果就会更强烈”。
这些宝贵的经验之谈都说明了理解人物的重要。演员通过分析剧本、深入生活、进行排练以至整个演出过程中随着演员认识的提高,会不断加深对人物的理解,而理解人物的深度决定着塑造人物形像的深度。 下面谈谈体现人物的几个问题。 体现人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把人物演出来。我们是在进行了表演的基础训练,掌握了正确表演方面的基础上着重谈有关体现人物的四个问题:体验和表现;性格化;分寸感;台词与潜台词。
二、体验与表现
关于表演艺术的创作方法,欧洲曾有过体验派与表现派的争论,两大派争论了二百多年,我国戏剧界1961年也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持有表现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狄德罗、法国演员格哥兰(1841-1909)等;体验派的代表人物有英国演员亨利,欧文(1839一1905)、意大利演员萨尔维尼(1829-1916)、以及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派争论的焦点是演员在表演中是否要真的动感情。“一个演员到底应该主动地去感受他所表演的情绪并为之感动呢?还是应当完全无动于衷,使自己的情绪跟角色的情绪仿佛总有一段距离,仅仅使观众以为他是被感动了而已呢?”
表现派认为表演重要的是找到足以深刻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外部形式,并有能力在每次演出中准确地再现这个形式,达到感动观众的效果,而不是演员自己感动。演员表演要十分冷静和理智地控制自己,不能听凭感情的驱使。狄德罗说:“演员的全部才能,不像你假设的那样,只是感受,而是仔细用心表现那些骗你的感情的外在记号。他的痛苦的呼喊是在他的耳朵里谱出来。他的绝望的手势是靠记忆来的,早在镜子前面准备好了。他知道准确的时间取手绢、流眼泪;你等着看吧,不迟还早,说到这句话、这个字,眼泪正好流出来。声音这样颤以及晕倒与狂怒;完全是模仿哭,是事前温习熟的功课,是激动人心的愁眉苦脸,是绝妙的依样画葫芦。”
他举例论证说:“勒·刊扮演尼尼阿斯,在父亲的坟里,捏死他的母亲,出来的时候,一手血,他恐怖万分,四肢抖动,眼睛发花,头发好象一根根直立起来。你感到恐怖,觉得自己也在颤索,像他一样激动。可是勒·刊一边演戏,一边看见一位演员掸子一只金钢钻耳环,就拿脚把它踢到后台去丁。这位演员 进入角色了吧?不可能。你说他是坏演员吗?我决不信。又说:“盖利克在两扇门当中,露出他的头来,脸从狂喜变到小喜,从小喜变到平静,从平静变到诧异,从诧异变到惊奇,从惊奇变到忧郁,从忧郁变到消沉,从消沉变到畏惧,从畏变到恐怖,从恐怖变到绝望,又从这末一种变化回升从前一种变化,一路变下来,也就是四秒钟到五秒钟的时间。难道他的灵魂能感受这一切感受,配合他的面孔,形成这种音阶似的变化?我不相信。
体验派演员持有相反的看法,萨尔维尼说,“我力求生活于我的角色,然后按照我对他的想象来表演他。”“我相信每一个伟大的演员应当是,而实际也是被他所表演的情绪所感动的;他不仅容一温两遍地感受到这情绪,或者在他背诵台词时感受到它,而且他必须在每次演这个角色时,不管一次或一千次,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种情绪。他能感动观众到什么程度,也正决定于他自己曾感动到什么程度。” 罗西说:“我研究了我的角色,我分析了它,我留心地倾听了作者给它的语言,细致地观察了他的性格,于是进入了他的生活,仿佛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一样,我好像亲身体验了他的一切感情和热情……”
亨利·欧文说:“我对狄德罗所主张的那种理论不能不予以斥责,他说什么演员不应该体验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感情。……由于演员的敏感性,表演上的不匀衡现像是不可避免的。他表演的好坏是由情绪的好坏而定。但是,一个演员如果拥有巨大的主观力量,而又精通自己的全部艺术手段,那么他给观众的影响,必然要比一个表演自己所没有的情感的演员大的多。” 过两种观点的争论对于促进表演艺术理论发展大有助益,它探讨了表演艺术最本质的问题:表演要不要有充实的内在感情,以及怎样准确、鲜明地把感情表现出来传达给观众。 我们的看法是:
1.体验派和表现派对表演艺术各自有其正确的观点和精辟见解,也各自有其偏执一面,趋于极端的问题,不过,在争论的基本点上,体验派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演员不能仅凭自己的形体、声音去表演,他必须要投入自己的思想、心灵和感情。一个冷漠的、缺乏热情的人不会成为一个好演员。正如俄国演员什迁普金说的:“假如凑巧给你两个演员:一个是年青、聪明、很会做戏,另外一个有一付火热的灵魂……假如他们同样热情地献身于艺术--那时候你就会看到真挚的情感和伪装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被狄德罗所称道的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喜剧演员盖利克也说:“只有‘富于情感的’演员才能抓住观众。‘当演员毫无感情的时候,不管他怎么装模作样,我们也看得出他是毫无情感的。”我国戏曲表演十分注重表演的外在形式,锤炼出各种细腻,优美的表演程式,这一点肯定是表现派所赞赏的,但是戏曲表演恰恰主张既要“形似”又要“神似”,认为“形似非神似,神似才为真”,“形似者为下品,神似者为上品。”“神似”就是要把人物的精神气质、内心情感体现出来,这只靠模仿感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做不到的。川剧名演员周慕莲总结为:“演员表演,无论唱、做、念、打,都必须记住两个字:一是神,一是容。神是‘内在’,容是‘外表’。神贯于容,神不贯则容不动;神到容随,神贯而容动。”用盖叫天的话来说更为通俗明白:“心里有了,脸上才有,”即所谓“情动于衷而形于外。”
亨利·欧文讲过一个例子:“麦克雷蒂承认,他在埋葬了他的爱女以后再上台演出《维琴尼厄斯》时,他的实际经验使他把这出戏里某些最悲伤的场面演得更加真挚有力了。”这正是因为演员表演时内心激起了自己曾经深切感受过的感情。
《创业》“我不趴下”一场戏里,华程驳斥冯超利用土豆问题对周挺杉的攻击,热情赞扬工人克服困难的精神,说到“他们要出力气啊,要提一百多斤的卡瓦啊,同志们,”他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沼花,强烈的感情冲击着华程,也冲击着群众。当他讲到秦发愤,说:“老周啊?散会以后你把我的椅子搬走,给秦发愤同志放在柴油机旁边,有空让他坐一坐。”在这普通的话语是倾注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演员李仁堂说,正是由于他 在大庆同工人们一起劳动,自己拿起大吊钳干过,看到过工人是怎样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穿着背心裤权奋不顾身地抢救井喷的动人情景,深深被这些优秀人物的思想品质所感动。亲身地感受使他在说这些话时有着充实的内在基础,能够抒发出真挚的感情。 对演员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磨炼,一个饱经沧桑,生活阅历很深的,经受过生活中酸甜苫辣、喜怒哀乐种种滋味的演员,他的实际生活感受是他表演的巨大财富。在我们经历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时那沉重、悲痛的日日夜夜之后,今天演《丹心谱》这样的戏,立即能唤起内心抑止不住的激烈的感情。
2.演员既要生活于剧作的规定情境之中,具有角色应的充实的内容活动和.真挚的感情,同时又要有高度的控制力。
萨尔维尼说:“他(演员)必须勤于感受,但他也必须像一个熟练的骑师驾驭烈马似地引导和控制他的感受,因为他要完成双重的任务;仅仅自已有所感受是不够的,他必须使别人有所感受,而如果他不运用抑制,就办不到这一点。“我特别希望读者相信这一点,就是在我表演的时候,我过的是双生活。一方面我在哭或笑,而同时我也在分析我的笑声和眼泪,以便使它更有力地影响我想要感动的那些人的心。”亨利·欧文也认为:“他必须具有一种可以说是双重的意识:在充分表露一切适合时宜的感情的同时,还自始至终十分注意的方法的每个细节。”表演是在演员意识控制下进行的,这点上体验派与表现派两者的意见是相近的。
许多演员谈到,如果演员到了完全“忘我;的境地,他在物五内俱摧,悲痛已极的时候,竟然失掉控制,嚎陶大哭不自主,鼻涕挂成冰柱,声音嘶哑,哽咽堵塞,话都说不出来,也就被破坏,难以演下去了。表演一个垂危的病人或一个熟者,演员也不可能真的像病人那样痛苦或者真的呼呼大睡起来。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演员表演时的“双重意识”:“苟慧生某次演《红娘》时,不慎将一只鞋掉在台口,作为红娘的苟慧立刻非常敏捷地将脚藏在裙下,眼珠一转,嗔娇地说:‘张相给我把鞋拾来’来。这场戏正是张生急需红娘将他带到花园与莺莺相会,有求于红娘,不得不听她使唤,所以那位演员马上适应了,将鞋拾来。红娘--苟慧生背过身来又说:‘张公,给我穿上’。这场戏演的非常生动,就好像戏中原来就有置一段揭示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的细节,观众感到非常有趣。”演员能把舞台上的意外事故变为剧中有趣细节,正是由于他充分把握住人物,能够生活于角色之中,敏于感受,才能即兴地产生合乎角色思想逻辑和角色性格的行动。也由于演员善于控制,才不会张惶失措,能机敏地当场采取这样巧妙的适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体验的最高境界说成是:“演员会不由自主地生活于角色之中,既不去注意他怎样感受,也不考虑他在做什么,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做出来的。”“在演员的这种表演中,舞台上的创作生活只有十分之一是有意识的,十分之九都是无意识的或超意识的。”这类玄秘的说教把体验强调到极端就变成谬误,不符合演员创作的实际,也把表演理论引向了唯心主义、神密主义的歧途。
我国戏曲表演经验所说表演要“(情)动于衷而形于外”,演戏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真是假,真假难分”,“演员一身艺,千古一剧情,即是剧外人,又是剧中人,剧外和剧中,真假一个人”这些精辟的论述道出了表演艺术的实质。
3.体验不是目的,不能为体验而体验。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是为了达到表演的充实、真实、有强烈的感染力,人物的内心活动最终要准确、鲜明、细致地表达出来使观众感受到。表演反对内心空虚,反对没有充实的内在感受去装腔作势地表情,这被称作“表演情绪”,但不能错误地认为只要去体验的思想感情,就行了,不用注重它的表现。客观实践是检理的标准,一个演员自认为他有了充实的内在体验,但是并没有感受到,演员的表演感染不了观众,这表明或者演没有真实的体验,或者是他还缺乏训练,不能自如地以鲜明的外在形式表达充沛的内在情感。
人的思想感情的活动总是要通过相应的表情、动作表现出来。盖叫天讲:“表演起来,就要真演戏,发于内,形于外,出于自然,形成自然的身段,任其自然,不可矫揉造作,但也要靠脸部有深厚的基础功夫,才能把复杂的内心活动通过眼神眉宇之间,如实地、有层次地表达出来。”这个道理对于电影、话剧演员同样是适用的。虽然电影、话剧的表演同戏曲的表演不同,它不能使用舞蹈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但这仅止是艺术 形式上的不同,其实质是相通的,都要求“情动于衷而形于外”。从某种意义来讲,电影表演更困难些,因为它没有一定的程式可遵循,电影要求演员的表演既要非常真实、非常生动、是演戏又不能露出演戏的痕迹,同时表演又应当是准确、鲜明、生动、典型的。这只能靠演员从生活中苦心观察、揣摩,从中提炼和精心设计能够最好地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外部动作,探索最能鲜明体现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符合人物性格的形体动作和表情动作。狄德认演员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应是事先安排好的,是经过反复研究用排练确定下来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同样反对那种只凭“灵感”、凭一时热情冲动就能演好戏的主张,反对忽视排练,“台上见”的轻率创作态度。
张瑞芳在《扮演李双双的几点体会》一文中就喜旺第二次回家,双双推开大门看见喜旺这段戏,相当细致地谈到演员在创作过程中对人物的每个动作是怎样精心研究,反复推敲的。文学剧本里写了动作提示:“她无力地将右手扶着门框,又把头倚在手上。”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