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现象，是伴随着工业化产生的，虽然追根溯源，可以从希腊罗马或春秋战国时代找到这类现象的雏型。本文无意作详尽的历史探源，而只是力图概括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人：他们是怎样产生的？如何识别他们？他们的社会位置何在？为什么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理论各有所长而又都不尽人意？怎样的理论架构更有利于对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关系做出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等等。
　　
　　一、知识分子的概念及其背后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一词被用得相当地广泛。但稍加观察，就不难看出，不同国度的不同的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描述，却又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即使在社会学家当中，分歧也随处可见。
　　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专家爱德华·希尔斯（E. Shils）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任一社会中颇为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那些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教授、传播乃至于大量“消费”这些知识或管理这些知识的人。这一定义是宽泛的，因为其认为即使是原始社会也有知识分子，也因为其将诸如阅读（“消费”）过大量的书籍或管理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囊括进去了。另有一些社会学家则不这般宽泛地使用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倾向于将其限制在以观念和思想的生产为职业的人的范围内，如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记者和高等院校的部分研究生。他们甚至将那些仅仅从事知识的应用的人，如工程师、建筑师、律师和大夫，也排除在外，更不用说只是“消费”知识或管理知识的人了。
　　更有甚者，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样来使用知识分子一词仍嫌太泛。例如马克斯·韦伯（M.Weber）就把知识分子仅限于那些因为赫然成就而被誉为“文化瑰宝”的人，他们是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路易斯·科塞更明确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也向来都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
　　在这些不同定义的背后，有一点是共同的：定义者们都自认为是定义中的一员。也就是说这都是一些自我定义。在对这些自我定义作简评之前，似宜先行追溯一番知识分子一词的产生过程。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最早见于1898年1月23日登载法国 L’Aurore上的一篇文章。针对法国的一桩案件，一些文人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在其中表明他们对这一案件的肯定态度。从此，“知识分子”在法国被逐渐广泛地使用起来。不过，对上述案件持否定态度的右翼人士是在贬义上使用它的。对这些右翼人士来说，那些自认为代表了民族良知的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是很可笑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根据自己在一学科领域中的建树而推出自己也因此就是民族良知代表呢？比如说，一个人凭什么因为自己对文学或数学有造诣或研究就宣称自己对政治问题也有裁决权呢？逐渐地，贬义也罢褒义也罢，在法国“知识分子”一词便成了用来描述那些受过教育但又与传统和秩序相悖的人，他们有很强的政治抱负，试图要么直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要么间接地影响政策的制定。
　　“知识分子”上个世纪末在美国的遭遇也与其在法国的处境很相似：它是一个贬义词。当时，“知识分子”被用来形容那些命运欠佳的“怪人”：他或者身为工人却又比大学毕业生更为博学，或者出身显贵但拒不认同自己那个家庭，或者虽然受过教育却没能完成学业，或者有知识却无个性、有才华但没章法。那个时代的美国，甚至被认为是反知识分子的社会。“知识分子”的狼狈处境只是到了本世纪的三十年代才有所改变。在大萧条的年代里，似乎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变萧条为繁荣的超凡绝技。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它成了一个正面的肯定性的词汇。
　　英国的情况同法、美迥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人学者都是在体制内生存并活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伯特兰·罗素（B. Russell），根本就不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也不愿别人如此称呼自己。在牛津－剑桥精神的熏陶下，人们逐渐养成了对社会现实的保守习惯，他们也确实在现实中享有许多特权和声誉。英国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那批人具有很高的同质性，而没有分化出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诚如当今英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社会学专家阿兰·斯温吉乌德（A.Swingewood）所分析的，英国社会特有的保守主义和对社会变迁的敌视，非常有逻辑地滋生出这样一种环境，在其中知识分子总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去发挥作用的。即使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英国知识分子仍然在根本上对自己的社会秩序是认同的。
　　反观前述社会学家们关于“知识分子”定义的歧见，似乎可以说，希尔斯似的定义的确略嫌过宽，不便于对知识分子现象作历史和社会的把握；而科赛及法兰克福学派式的限制确有让人感到过窄了，且带有把知识分子理想化的色彩，更何况，仅仅依据某种心理特征（例如批判精神）区划定某种社会成员，也欠充分。

　　
　　二、知识群体：特定社会的产儿
　　
　　这到不是说，某些知识分子不能以批判精神为特征，更不是说，从来就没有过某些知识分子以其批判精神而凝聚、而著称的社会。彼德·安德森（P. Anderson）在论及英国知识分子的保守传统时说过，“英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知识群体”。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群体呢？
　　“知识群体”（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是别林斯基（V.G.Belinsky）等俄国、波兰人在1840年首先使用的。本来，这一概念所举社会学意义不在于它首先被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发明、使用，而在于它确实概化了一种社会现象。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博览等经济、社会都较西欧落后的国度里，的确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知识分子类型：他们受过西方教育在却身在非西方的环境中，他们虽有知识却没有什么财产，他们在精神上比贵族还高傲但并未获得上等的职业和显赫的地位，他们既远离社会的普通民众又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虽然后者也受过一流的教育。把这类知识分子凝聚在一起的最明显的东西，便是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和对现行体制的批判。这些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但经济上是落后的，而且政治上往往也是专制的。正是因为如此，这些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一个体的形式出现，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被叫作知识分子的原因。由于他们以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著称，有许多时候也被称为“批判性的知识群体”。当这样的知识群体企图将其批判精神化作具体运作从而引出激烈的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甚至组建秘密社团以求一逞。在俄国，从十二月革命党人到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从同盟会到共产党，都是如此。可见，在政治倾向上，知识群体除了对现状的批判外，也并非铁板一块。
　　由此说来，“知识分子”和“知识群体”在概念上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些生活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思想、观念的创造这个人，后者则是身在经济和社会都较为落后的环境中但又接受了西方形形色色的观念并因而对现存秩序持强烈批判态度的群体。
　　毋庸赘言，在众多的社会学家中，并非都如此一致地区分和使用知识分子和知识群体概念，有的人就把它们同等看待，也有人考虑到1917年后俄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转而认为在当今知识群体应用于科技人员总体，而知识分子才是关心时事、批判现实的。
　　综合以上诸说，本文主张把知识分子视为这样一种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通过频繁使用抽象符号来创造关于人及其环境的思想，或者表述他们对于人和环境的理解，并以此为基本生活内容。这些人可能批判现实也可能认可现状，可以被社会容纳也可以被公众嘲讽，也许来自上层社会也许出生平民家庭，或者有大学文凭或者没有大学文凭......
　　而知识群体，则仍在古典意义上使用为宜，或者，考虑到科技人员在现代社会也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不妨将古典的知识群体称为批判性知识群体，而把科技人员叫作技术性的知识群体。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每一社会一定皆有知识群体或批判性知识群体，它只是较为落后的社会同现代工业社会撞击后的产儿。三、曼海姆及其知识分子的“自由漂移”论
　　
　　如果说，在知识分子概念上社会学家们有着诸多不同见解的话，在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框架上，各执己见甚至互不相让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在这些不同的理论中，卡尔·曼海姆（K.Mannheim）的知识分子“自由漂移”论堪称最早的经典学说之一。
　　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在他1929年发表的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系统地阐发了他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理论。他认为，尽管知识现象不应只被视为人们的智力活动的产物，而更重要的是其也应被看作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来的成果，但从事知识的创造、阐释的知识分子，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社会条件的限制，因而他们也才能综合不同社会集团的经验并创造出叫知识的东西来。他借用了阿尔伯特·韦伯（A.Weber)的说法，把知识分子叫作“自由飘游”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们“可以附归到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些阶级中去”，也“可以持有任何阶级的观念”或“综合所有阶级的观念”。
　　在曼海姆看来，自由飘游的知识分子有两大特质：同质性与异质性。同质性意指知识分子都是受教育者，而正是教育使知识分子彼此认同并超乎各个社会阶级，并因而能力动态地综合各个阶级的不同政治观念；异质性正相反，它意味着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极度不一致，它们可以支持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归属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
　　同时具有这样两种正好相反的特质的知识分子，何以见得是自由飘游的呢？曼海姆论证到，首先因为知识分子来自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其次也因为他们可以为本非自己来源的社会集团效力，最后还因为他们不想工人或商人那样直接为其在社会经济生产中的关系所束缚。

　　仔细分析这三条原因，会发现其中每一条都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首先，人们的社会身分、地位同他们的出生、根源并不是同义词，也不必是一一对应的，尽管后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前者，但根据一个人或一种人来自其它阶层、阶级便推论说他或他们是自由漂游来的，却似欠有力。其次，并非只有知识分子可以为本非自己来源的社会集团效力，这是用不着多非笔墨便可以明白的；怎么能说知识分子为别的集团效力就一定因为其是“自由漂游”的呢？最后，不想工人或商人那般直接为经济生产所束缚的人，还有政府官员、军队将士、警察、法官等等，谁也不会认为他们也是自由漂游的。不被经济所束缚，可以被政治、军事、法律乃至性别、种族、宗教所束缚。
　　回到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上来。受教育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只是知识分子的特权了，从政府官员、法官律师、到企业家、银行家，以至现代工人、农民许多也都有幸受过教育。进一步说，很难说教育是超社会的，受教育者又怎么进行超社会的综合呢？就在曼海姆写《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时候，在他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就没有表现出多少同质性。当时有许多人支持纳粹，但柏林政治学院的一些人仍然是自由派人士，而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里还聚集了一批左倾的激进份子！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全方位综合能力，更多地只不过是曼海姆的希望和理想。
　　从知识分子是否自由漂游的角度考虑，异质性比同质性更有意义，可是从曼海姆所论述的异质性本身，只能看出知识分子分属不同的营垒，还看不出他们是自由漂游的结果。不止于此，从逻辑上说，曼海姆论述的知识分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正好是相互矛盾的。
　　曼海姆看来自己也意识到了他的“自由漂游”说有欠完善，故他每每用斜体的相对二字去限制他的“自由漂游”说。
　　在这里，笔者并非想要完全否定相对自由漂游的知识分子存在。在西欧，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市民社会的存在，是文人、艺术家、编辑、记者，以及医生等等得以存活的条件。学校、报馆、剧院、书店、教堂、医院等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存在并起作用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受到政治社会的直接左右。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相对说来，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职业、生活地点、以及学派和倾向。
　　但我们不应忘记有过那么一些历史时期，如英国的新教初期和德国的纳粹时代，市民社会受到政治国家的粗暴干涉，知识分子也被迫牺牲了他们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西欧、北美乃至世界各国的历史，自近代以来，不只是市民社会的历史，它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并发展的历史。民族国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多少自由漂游的天地。 四、知识分子：一个新型的统治阶级？
　　
　　与曼海姆的理论倾向相反，则有把现代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新阶级的种种尝试。尝试之一，是在帕雷托（V.Pareto）、米歇尔斯（R.Michels）等人的精英理论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宣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些经济不够发达的社会中，实及发生的，并不是社会革命，而只不过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政变”。在那里，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激进知识分子用军事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并从而使自己成了新的统治者。这一尝试与其说是理论的，不如说是历史的。尝试者们也确实收集并分析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一尝试也从南斯拉夫的前领导人吉拉斯（M.Djilas）的名篇《新阶级》一书中得到了佐证。二十年后，匈牙利的两位社会学家进而在西方出版了《通往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用更新的材料、更细的分析去说明在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自五十年代其如何与官员融合并进而组成新阶级的。
　　《新阶级》和《通往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两书，占撇开其长短不论，主要论及的苏联、东欧发生社会变革（革命或“知识分子政变”）以后的政治结构及知识分子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根据这些社会变革是由知识分子参与并领导的而认为变革本身不过是场“政变”，就如发现变革后的社会许多官员是由知识分子担任的便得出知识分子以组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一样，是不够充分的。
　　相比之下，阿尔温·古尔德纳（A.Gouldner）的尝试和包含在其中的理论，显得高明和精细得多。1979年，他出版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崛起》一书。他在书中将西方和那时的苏联集团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都划入一个被他叫做“文化资产阶级”的名下，认为这个阶级在两种社会中都正在变为统治者。
　　知识分子在这两种不同的体制中之所以都被古尔德纳划为一个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分享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也因为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一样的。所谓相同的文化背景，古尔德纳指的是一种被他成为“批判性话语文化”的东西。这是一套在知识分子中历史地形成的不成文规则，其关注于如何使思想的表述具有正当性，且这一正当性并不求助于当局的权威。这套规则所必然引出的那些自觉自愿的言论，完全是建立在争论的基础上的。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旨在寻求正当性的特别的话语行为,它是为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和技术性知识群体所共有的。

　　为什么说这些不同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呢？古尔德纳认为，以批判性话语文化为背景的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控制了知识的生产和分配。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也是一种资本，不过与货币资本不同，它不是实体的而是符号的；但它由于货币资本一样，也可以用来支配人们的收入、地位和权力。古尔德纳把这种资本称作“文化资本”，占有这一资本的人因而也叫“文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文化资产阶级”无论在西欧、北美还是在东欧、苏联都正在上升为新的统治阶级，因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正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古尔德纳的论证，给人以旧瓶装新酒的感觉，陈套中有着新意。严格说来，他论述的批判性话语和文化资本都是有待完善的。“批判性话语文化”无疑蕴含了知识分子的某种特点，其一般说来是为非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但它舍去了存在于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重要差别。比如说，对所谓正当性的理解，就可以有很大的出入。至于说批判性，现在有很多社会学家都意识到，这在技术性知识群体中，至少就社会现象而言，是比较缺乏的。甚至可以假设，技术的一个内在特点，就是把人（技术性知识群体）训练得稳重、精细、保守，从而使他们的工作往往更具有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
　　“文化资本”的概念，就更显粗糙。众所周知，货币资本是可以转移的。它的持有者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或自己对市场需要的预测来决定往钢铁或石油或别的什么领域投资。但知识却不是这样，一个学土木建筑的学者或学生怎么把他的土木建筑知识“投资”到纺织业或服装设计业中去呢？再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货币资本的持有者（股东）大可不必自任经理，直接参与管理过程。但知识分子是不能如此这般地使自己同其”文化资本”相分离的，他没有代理人，若要运用知识或“文化资本”，他就必须事必躬亲。既然如此，知识还能当作资本吗？
　　最重要的还在于，知识、科技等在现代社会中的确越来越重要，但知识分子或者说掌握了知识、科技的人是否因此就称了统治阶级，尚属疑问。科学的重要性也可看成劳动力的重要性，即是说，现代社会的劳动力，越发需要由掌握了科技的人来担当。因此从逻辑上似乎也可以说，现代知识分子犹如古代的农奴、中世纪的农民和近代的工人一样，不过是当时的主要劳动力而已。
　　在古尔德纳的“文化资本”理论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忽略：西方与苏联社会在体制上的区别。后者中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场，因而知识在那里便无所谓是否成了资本。如果苏联体制中的知识分子也正在成为统治阶级，则一定不是因为他们占有了“文化资本”。 五、异质性：知识分子的分化
　　
　　古尔德纳与曼海姆的理论取向正好象反。若对这两种理论也作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就不会对它们如此分明的泾渭感到惊异。曼海姆在写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年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正是欧洲知识分子分化为不同政治派别的时候，这对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归属到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因而是自由漂游的，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古尔德纳则看到了二战以来东西方社会中科技的日益重要的作用，由此他认定知识分子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如上面所概略地分析的那样，两种相反的取向各有所长，又都有所失。它们的一个共同不足之处，在于都试图用一个模式去让各类知识分子就范。
　　与这类用一个模式去看知识分子取向不同，安东尼奥·葛兰西（A.Gramsci）在他的铁窗生涯期间写下的那些札记中，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有机的和传统的。前者系作为每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内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为该体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整合和霸权而存在、而汇聚、而发挥作用；后者则指的是每一社会中游离于体制外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部分曾经属于前一社会体制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可能以金融如现存体制之中）。葛兰西之所以称他们为传统知识分子，是因为从传统上说，那些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文人、学者才是被公众当作“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哪怕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成为未来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成员。
　　葛兰西的思路是颇有启发性的。若用他的划分方法去看曼海姆和古尔德纳的理论，则是否可以说，曼海姆所刻划的自由漂游的人，正是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传统知识分子，而古尔德纳所描绘的新型统治阶级成员，不过是体制内的有机知识分子而已。换言之，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自由漂游，亦非全部知识分子皆成了统治阶级的成员。知识分子是分化的。
　　这种分化很明显的不仅是曼海姆所看到的那种异质性，即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分野，更不只是古尔德纳等人主意到的现象，即他们在专业研究领域中的分工。而更重要的是，它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分化的认识的开端。并且，由于看到了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渗透或位移，即部分前有机知识分子已“沦为”传统知识分子，某些传统知识分子可汇入未来的有机知识分子，它提示了一种动态分析的可能性。

　　葛兰西的札记，却又是未加整理的。他更不可能作什么经验研究去证实他的思想。他对知识分子的阐述，主要是依据西欧特别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了他对未来的想象。在划分上，联他那两个概念在字面上也明显是不对应的。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思想中原生的独到之处所给予我们的启发，正如曼海姆、古尔德纳也给了我们极大的思惟空间一样。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对知识分子作一新的划分。这一划分将为进一步经验研究的入径。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曾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作过扼要陈述。无疑这一陈述是相当抽象的。倘拟进而对知识分子现象作社会学研究，则需考虑其社会定位（及流动）问题。以下划分即是这样一种尝试。
　　诚如葛兰西所看到的那样，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体制自身有机地包含有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对现存体制的运转及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整合作用。为了更明确起见，不妨将这类人称为“体制知识分子”。与此相应，那些生活在市民社会或类似环境中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学者、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与现存体制没有内在有机联系，故称其为“非体制知识分子”。除了这两种类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与现存体制互不相容，他们致力于批判甚至改变这一体制，这就是“反体制知识分子”。例如俄国社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批判性知识群体，就是这种人。
　　上述划分不一定穷尽了现实中的全部知识个体。假如我们对一个社会（如中国）作细致的研究就会意识到，至少在某些历史时期，是有可能存在许多与三者间过渡的知识分子的，他们甚至也颇具有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不过作为分析概念，在理论层面上毋需囊括全部的现实个体。体制、非体制、反体制知识分子，从社会定位的角度来看，已经概括出知识分子的总貌。这种划分，不是常见的根据年龄分为老年、中年、青年，，不是根据知识水平的高低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也不是根据政治见解分为左派、中派、右派，或根据专业领域分为人文、科学、技术知识分子，而是根据他们同社会体制的关系，把他们置于现存的社会结构中，以利于考察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参与程度和他们在参与过程中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经验研究中也将表明，就此而论，它的解释性将强于其它划分。
　　有一种理论主张，在苏联似的体制下，只有体制知识分子可以生存。此论主意到了苏联式体制的某些重要特征和后果，但仔细分析已见诸文字的大量史料，就不难看出，事情的真实面貌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在一个政治、行政组织地相当严密的社会中，所谓的市民社会就会相当有限，因此非体制或反体制知识分子就较难以社会正式成员的身分存在并起作用，也就说，能够相对“自由漂游”的知识分子就不会很多，反对社会或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就更不易生存。然而，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该体制的有机分子。从起源上说，体制知识分子一般地说有相当部分是从其它类型的知识分子中“招募”或转变过来的。尤其是在一种体制建立之初是这样。这当然也不是说，任何社会的任何阶段，三种知识分子总是按相同或相近的比例存在的，相反，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确有可能没有某种知识分子。英国就有过这样的阶段，其时知识分子都是认同既存体制的，没有反体制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本文曾经提到过的那样。在研究现代中国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大约二十余年的时间内，至少在大陆范围内（台湾也一样?），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反体制知识分子也是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的。这里不存在优劣好坏的问题，不过是想说明，不同社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类型也是不同的。这也是本文认为曼海姆、古尔德钠的理论模型不够周密，从而主张对知识分子作动态的分类的主要原因。六、没有句号的结束语
　　
　　体制、非体制、反体制知识分子分类既然是动态的，对知识分子个人来说，就不存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式的一锤子买卖或一次性“包办婚姻”，他或她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更有甚者，随着大的社会变革时代的到来，不同类的知识分子的总体也是可能移位的。尤其是体制知识分子与反体制知识分子，但社会发生体制性变革或革命的时候，就极有可能正好相互换位。这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和俄国都曾发生过。而非体制知识分子，当民族文化精神和国家主权尊严受到外来威胁的非常时期，也往往不再闭门读书，远离尘嚣，而是走出书斋，力图用自己的社会行为而非学术活动去解救危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就有这类情况。不论危机解救与否，许多人就不再是非体制知识分子了。
　　由曼海姆创立的知识社会学，试图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受社会制约的现象而不只是人们智力活动的结果。同理，在研究知识分子时，也应将他们置于一定的社会体制中，并考察他们是怎样受制于这种体制、由怎样通过创造关于人和环境的思想这种智力活动去改变这种体制并进而改变人（包括知识分子）自身的。
　　相比而言，知识分子是最不安分的。他们好象不懂得向命运低头，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他们很可能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泊的，他们在漂泊不定中不断地寻找着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