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秦汉社会消费观念由“尚俭”向“崇奢”的演变

[内容提要]秦汉时期，消费观念变化的显著特征是由“尚俭”向“崇奢”演变。其演变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即以西汉中期为界，在此之前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在此之后消费观念逐渐转向“崇奢”。究其原因：一是秦汉生产力水平提高与商品经济发展，为消费观念演变奠定了经济基础；二是当时人们相互仿效、竞相攀比，为消费观念演变酿造了社会心理环境；三是封建制度本身存在局限，是导致消费观念演变的社会根源。

[关键词]秦汉；消费观念；演变

消费与商品生产、交换、流通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消费问题既是研究古代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缺乏系统研究。①因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对秦汉社会消费做全面阐述，仅就当时社会群体消费观念的演变及其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所谓“消费观念”，是指消费者对待其可支配财富的指导思想与态度，是其在消费活动之前或过程之中对消费对象、消费方式、消费过程、消费趋势的总体认识评价和价值判断。不同的消费观念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同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价值取向的更替，秦汉时期的消费观念有个显著特征，就是由“尚俭”向“崇奢”的演变。这种消费观念的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以西汉中期为界，在此之前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在此之后消费观念逐渐转向“崇奢”。下面让我们做一简要申述：
第一阶段：战国至西汉前期，社会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导。
战国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正在形成和确立，社会生产能力与财富积累较有限。在社会财富不甚丰富的情况下，当时人们一般都主张崇尚节俭、量人而出，认为适度消费是合理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这在诸子的言行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例如：
儒家消费观念主张“尚俭”，孔子曰：“奢则不孙(逊)，俭则固。与其不孙(逊)也，宁固。与其奢也，宁俭”②；“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③“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④正如后人所说：“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⑤
墨家消费观念推崇“节用”。墨子认为：日常器用上“以奉给民用”，只要求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饮食上“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只要求饮食有足够的营养保持人的基本体力；服饰上“冬服绀緅之衣，轻而暖。夏服絺綌之衣，轻且清”，只要求能冬暖夏凉、着装轻便。居室上“其旁可以御风寒，上可以御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只要求能御避风寒、雪霜、雨露，清洁卫生，可供祭祀，墙高足以别男女之需。行走上“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舟楫足以将之”，只要求车船迅速、安全、便利、实用即可。⑥
道家消费观念亦主张“尚俭”。他们否定人们对“五色”、“五味”的消费需求，提倡“无色”、“无味”的自然消费。老子主张“去甚，去奢，去泰”⑦，并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伤)；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⑧庄子亦说：“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臭熏鼻，困俊中颡”，“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伤)”⑨。可见，道家消费观念是推崇尚自然消费方式，也是主张“尚俭”。
战国时代，三流九教思想盛行，理论不一，纷争不已，但在消费观念上，极力褒赞上古圣王的节俭遗风，视“尚俭”为一种社会美德，主张“尚俭”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之一。在这种“尚俭”主流思想影响下，人们的消费行为一般都能趋从俭约。例如：晏婴，“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於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⑩季文子，“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五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⑾等等。除僚臣“尚俭”之外，还有一些富商大贾在生活上也崇尚节俭。如周人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⑿。当时的社会舆论，往往也多批判晋灵公、卫懿公、齐威王等人的奢侈行为，而赞誉晏婴、季文子等的节俭行为。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消费观念多以“尚俭”为主。
西汉立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物资极端缺乏。《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白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乘牛车，百姓无积蓄，反映了汉初社会经济残破的严重程度。故此，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推崇“寡欲”“无为”，在生活消费上极力保持节俭。上白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视节俭为社会美德的评判标准。如《汉书·贡禹传》说：“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这里，贡禹仍然称赞汉初三代皇帝节俭的美德。据《汉书·高帝纪》载：“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这里说明刘邦反对萧何修建皇宫过于壮丽。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等没有增益，尝欲建造一露台，召求工匠算计之，其价值百金。文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乃罢之。文帝还“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及“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⒀。由此可见，孝文帝在宫室、苑囿、舆服、丧葬、文化娱乐等物质、精神方面消费要求简朴。他的“尚俭”消费观念及行为，受到后人贾捐之、班固、扬雄等赞颂⒁，这多见于文献记录，是后来历代帝王所推崇的经典消费范式。汉景帝也崇尚节俭消费，反对奢侈铺张，并颁布过一些与饮食、衣着、器具、祭祀等方面消费相关的政令，如禁酒令、禁止用粮食喂养马匹、令徒隶衣粗布等。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夏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⒂这些诏令，是景帝掌政晚年所颁布的，很具有代表性，集中反映了景帝掌政期间在饮食、服饰、祭祀等日常生活消费观念一贯是崇尚俭朴，反对奢侈。

西汉前期，黎民百姓的消费观念更是以节俭为主。对此，汉人曾经有过一些议论和总结。例如：贾谊说：“汉兴至今二十余年，……百姓素朴”⒃。班固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黎民醇厚”⒄。《盐铁论·国疾篇》引大夫之言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从他们的陈述中可以看出，“文景之治”时期，民风依然淳朴俭约，不尚奢华浪费。当然，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有个别的权贵、富人开始推崇奢侈消费，但这只是当时社会的一股潜流，仅在个别的富贵群体中暗暗涌动，不左右当时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总体上仍以“尚俭”为主，不尚奢靡。
第二阶段：西汉中期开始至整个东汉，社会消费观念趋向“崇奢”。
经汉初几十年的积蓄，至武帝时，经济发展趋势良好，国力鼎盛，人们的经济收入大大地增加，家境殷富。于是人们的消费意识大大增强，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开始出现了奢侈消费现象。《史记·平准书》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即见西汉中期，国库充溢，百姓富裕，物资丰富，乘母马者不能参加聚会，宗室王公卿大夫以下者生活奢侈，相互竞攀，居住、车马、服饰等方面奢僭踰制无限度。这反映出自武帝时始，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尚俭”趋向“崇奢”，并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据《盐铁论·国疾篇》引贤良之言，曰：
窃以所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人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嬴，止则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大臣正而无欲，执政宽而不苛。故黎民宁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父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富贵奢侈，贫贱篡杀。……常民文杯画案，机席缉，婢妾衣纨履丝，匹庶粺饭肉食，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秉耒抱臿，躬耕身织者寡，聚要敛容傅白黛青者众。无而为有，贫而强夸，文表无里，纨袴枲装。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贷。是以民年急而岁促，贫即寡耻，乏即少廉。这说明武帝即位之前，汉人的生活消费相对质朴无华；然而，自武帝建元以后，汉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转向崇尚奢侈靡丽。
西汉中期以降，汉人的消费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奢侈消费成为人们所仿效、追慕的时尚消费方式。现根据文献、考古资料，将当时“崇奢”观念的特征表现，作如下几方面的归纳：
其一，竞相攀比，炫耀财富，穷极丽靡的消费。
武帝建元以后，皇亲宗室、公卿大夫以下者，“争于奢侈”，竟相攀比。司马迁说：“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⒅严安说：“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⒆东汉王符说：“今人奢衣服，侈饮食，……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⒇。这一表现，后文有详细论述，此从略。
其二，不事积蓄，超过实际经济收入的消费。
武帝时，经过杨可告缗，商贾的消费心理发生变化，所谓“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21]。至于一般的编户齐民，同样追求高档消费。成帝时，“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22]。哀帝以后，世俗愈加奢靡铺张，厚葬之风盛行，富者奢僭靡财，贫者倾家荡产。至东汉光武帝时，“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23]。明帝时，“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24]。和帝时，“吏民逾僭，厚死伤生”[25]，安帝时，百姓“殚财厚葬”。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安帝在诏令中讲到当世“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聚送终，纷华靡丽”[26]。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曰：“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这些史实，充分说明自西汉中期后迄至东汉末期，社会消费“崇奢”之风盛行，汉人不事积蓄之业，反而在婚嫁、丧葬等方面消费开支大大超过了其实际经济收入的承受力。
其三，奢侈无度，超越等级制度的消费。
汉代权贵、富人推崇炫耀性消费，“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27]僭越等级消费标准。昭帝时，“僭奢之道著”[28]。元帝时，二皇后群党，“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29]鉴于社会上层统治者的奢僭无度境况，贡禹上书奏言：当今“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裤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潮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30]成、哀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入主争女乐。”[31]哀帝时，王莽群兄弟皆是将军五侯之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32]。东汉贵戚“婚姻之盛，过于本朝，仆马之众，充塞城郭，骄奢僭拟，宠禄隆过。”[33]，窦宪兄弟“奢僭上逼”[34]名族袁氏，累世宰相，“车马衣服极为奢僭”[35]。史例颇多，无需赘举。

其四，金钱至上，追求奢侈享受的消费。
西汉中期后，弃本从末，弃义逐利的社会风气极盛。史载：“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36]秦地“民益玩巧而事末”。[37]“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38]齐地，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39]严安说：世俗“侈而无节，则不可赡，民离本而徼末矣。”[40]《汉书·匡衡传》载匡衡曰：“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至东汉时，俗尚奢侈，弃本趋末逐利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诏曰：“田荒不耕，游食者众”。[41]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人，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42]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43]由此可见，东汉末年人们弃本从末、追逐金钱的观念愈趋强烈，甚至演变为一种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思潮。晋代鲁褒《钱神论》曰：“时易世变，古今异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铜钱成为当世神宝、神物，“亲爱如兄，字曰孔方”，“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有钱可使鬼，而况於人乎”。[44]充分暴露了东汉末至晋代社会崇尚金钱、鄙贱道义的拜金主义世风。因此，自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弃本逐末、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风气。
其五，淫乱暴虐、违背伦理的消费。
在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支配下，奢靡者自私，贪婪，残暴，藐视道德，践踏国法。无限膨胀的物欲带来的只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迷失和理性的终结。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裸舞、淫乱等生活享乐方式，完全摒弃了个人行为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将人的原始本性与原始欲望淋淋尽致暴露出来。在汉画像石上，有裸舞、淫乱图，如微山两城山和平阴县汉画像石上可得以充分反映。[45]它们是封建贵族奢淫生活的表现之一。《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广川王刘去，“数置酒，令倡俳裸戏坐中以为乐”。广川戴王子刘海阳“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尤为奢淫暴虐者是江都王刘建，“辄令(宫人)裸立击鼓”，“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臝(裸)而四据，与羝羊及狗交”；又“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几十人与奸”；刘建惩罚有过失的宫人，“或置树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钳以铅杵舂，不中程，辄掠；或纵狼令啮杀之，建观而大笑；或闭不食，令饿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他曾“游章台宫，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后游雷波，天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人波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皆死。”时人对此议论：“虽桀纣不至于此”。国中多有欲发者，刘建恐诛，巫祝诅上，并与郎中令等语怨望：“汉廷使者即复来覆我，我决不独死!”由此可见，刘建的行为极其变态，残忍无耻，罪恶昭彰。济北思王刘终古，亦荒淫无耻。《汉书·高五王传》载：“五凤中，青州刺史奏终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奸，终古或参与被席，或白昼使裸伏，犬马交接，终古亲临观。”平阴县就是济北王的所在地，此地所出土男女淫乱画像石，这就济北思王刘终古荒淫暴虐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么，西汉中期以降，这种社会消费观念发生演变的原因何在?今综观史实考之，窃以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生产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产就难言消费，只有生产发展了，消费水平才能提高，才会发生消费观念变化。在以生产为主导型的秦汉社会里，生产尤为决定一切，没有生产力的进步，也就没有消费水平提高的前提条件，更没有消费观念的演变动因。
农业方面，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秦及西汉曾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至东汉时发明了水利灌溉机械——翻车，增强农田灌溉能力；同时，铁犁、铁臿、铁铲、铁锄、铁镰、铁锥、铁齿耙等铁农具的普通使用，牛耕的普遍推广，耧车(播种机械)的发明和使用，代田法、区种法、溲种法等耕种技术的进步，选种、育种方法的改进，部分地区开始采用了农作物复种制、连种制；农作物积肥、施肥、除草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技术明显提高。瓜果、蔬菜、果树等栽培技术有较大提高等。特别是耕地面积扩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耕作方法改进，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农作物品种增多，农业经营范围更为宽广、经营方式更为灵活，农、林、牧、副、渔都得到了较大发展。据《急就篇》、《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文献记载秦汉已有大麦、小麦、大豆、小豆、稗、稻、黍等粮食作物，并培育出了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如糜子、高梁、青稞、菰米等，尤其菰米，《西京杂记》卷一云：“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之雕胡。”枚乘《七发》中称赞菰米加工的食品“搏之不解，一啜而散”，说明它深受汉人喜爱。汉代诗歌中多有褒赞：“会稽之菰”、“冀野之梁”[46]、“华乡黑柜”、“滍皋香秔”[47]、“新成粳稻”[48]、“雍丘之粱”、“清流之稻”等[49]。园圃业的生产技术也较前发展，出现了“桔柚之乡”、“枣栗之饶”、“园圃之利”的大型农场；并开始利用温室栽培蔬菜，冬天也有新鲜的瓜菜供给[50]。畜牧的畜养技术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如禽畜舍饲方式、杂交育种、相畜术、兽医、阉割等方面技术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汉人懂得了牲畜阉割术，提高了牲畜的经济效益，杂交育种技术有利于培育牲畜的优良品种和新品种(如骡子)，于是畜牧饲养规模扩大，出现了不少的大养殖场主、大畜牧业主。渔业的养殖技术和捕捞技术也有新突破，主要是人工养殖技术的重大进步，出现了养鱼“千石”，其经济收入“与千户侯等”[51]。《西京杂记》卷一云：汉武作昆明池，并在池中养鱼，“鱼给诸陵祭祀，余会长安市卖之，池周回四十里。”除祭祀以外，剩余的鱼送往长安市场出售，鱼价为此下跌。足见当时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发展，为人们生活消费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手工业方面，秦汉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创新和发展。在农作物加工上，风扇车、石磨的推广使用；踏碓、水碓等谷物机械的发明，提高了谷物加工效率；及酒“曲”的发明，提高了谷物酿酒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在纺织技术上，手摇纺车的推广，提高了卷纬、并丝速度，使纺纱效率提高了数倍；经脚踏织机的改进和创新，先后制造单蹑单综斜织机、双蹑单综斜织机、多蹑多综提花机等先进的纺织机，尤其梭子(即杼)的使用，大大地加快了纺织速度，提高了纺织效率，而且提花机可以纺织带有多种精美图案的产品。从出土纺织品文物来看，汉代已经掌握了较先进的印染技术，印花工艺技术相当精湛。有人认为在2000年前的汉代，纺织工具与技术确已发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远远跨到了当时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和民族的前面[52]。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一件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仅49克，薄如蝉翼，其浸色深透，色彩均匀，花地清晰，光泽甚佳。在冶炼技术上，金、银、铜、铁等金属的采矿、冶炼技术显著提高，尤其出现了竖炉、坩埚两种先进的冶炼方法；东汉杜诗发明了水排，即水力鼓风机械，提高了炉温，使冶炼工艺技术迈进一大步，尤其炼钢工艺取得了长足进展，炒钢、“百炼钢”制品深受秦汉人的喜爱。铁器基本上取代了青铜器在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领域中地位，而青铜器退留于生活消费领域，并发挥重大的作用，大大地改进了消费方式。同时，金属的铸造、锻炼、拉拔、焊接、车旋、镶嵌和复合材料等金属加工工艺技术及雕刻、彩绘、油漆等工艺技术不断取得了重大进展。另外，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技术，除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令天下人莫不用之，基本上改变了当时的精神消费方式，纸的广泛使用取代了竹简时代。以上诸手工业技术的提高，不仅改进了人们的生产方式，而且改进了人们的消费方式。
随着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手工业内部分工不断细化，行业、门类不断增多，并且专业性、技术性不断增强，诸如纺织、食品加工、冶金、铸造、铸钱、制盐、酿造、建筑、制造车船、制陶、漆器、雕刻、造纸等近百种行业类别。这些行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和创新，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53]，“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54]等。手工产品日益繁多，既有日常所用的生活器具，包括炊器、食器、容器、水器，灯具、铜镜、漆具、乐器、车马器饰物等，又有生产方面消费资料，包括犁、锄、铲、锸、耙、镰、斧等铁农工具及牛车、轺车、舟船等运输工具。根据考古发掘实物来看，大量制作工艺精致漆器、铜器、铁器、陶器等，尤其一些髹漆家用器具至今保持光洁亮丽，精致美观，表现出高超的工艺技巧。这些高技术含量的精致产品，不仅刺激了人们的消费需求，而且刷新了人们的审美眼光及消费观念。正如《盐铁论·散不足篇》云：“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今富者井干增梁，雕文槛，脩垩憂壁饰。”“今庶人富者银黄华左搔，结绥韬杠。中者错镳涂采，珥靳飞軨。”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及生产规模的扩展，生产了丰富多样的产品，繁荣了商品市场。从史游《急就篇》可以看出，该书二千余字，记载了四百多种器物、一百多种动植物及许多药物名称，包括丝织品、服饰、器物、乐器、兵器、药物、粮食、蔬菜、瓜果、牲畜、鱼类等。还有各种奢侈品，如珠玑、玉块、环佩以及“芬薰脂粉膏泽笛”等等，其中不少产品是来自商品市场。从出土的秦简、汉简、实物等考古资料即可说明这一点，当时市场供给消费品品种类甚为丰富，大概有三四百种。粮食有稻、谷、粟、白粟、黍、粱、糜、大麦、小麦、穬麦、粱米、白米、秫、糒等；蔬菜瓜果有姜、木荠、成芥、大薯、葵、韭、葱、姜、蒜、梨、桃、枣、杏、瓜等；肉类有猪、牛、羊、马、犬、鸡、鱼、颈、肾、胃、肺、肝、肠等；药物有黄芩、伏苓、甘草等；衣服有绔、皂绔、韦绔、皮绔、袭布绔、皂复绔、布复襦、绛单襦、皂襦、白紬襦、绉复襦、皂檐褕、皂练、裘、袭、皂袭、长袍、丝袍、皂袍、布复袍、缥复袍、缣长袍、单衣、白练衣等；除饮食衣着以外，日常生活器具亦不少，如铁器有鼎、豆、鐘、钫、鬲、奁、釜、罍、鑣斗等；陶器有瓮、罐、瓶、盒、缸、盆、碗、壶、盘、杯、缸、钵等。铜器有鋗、洗、鍪、樽、卮、杯、甑、鼎、瓿、壶、钫、筒、镜、灯、熨斗、熏炉、漏斗等；乐器有钟、鼓、竽、瑟、琴、筑、筝、箫等；漆器有耳杯、勺、盒、盘、樽、卮、梳、篦、羽扇、面罩等；居室家具有案、几、箱、床、屏风、木桶等。兵器有剑、刀、弓、矢、矛、鋋、镶、盾、鉤、戟等。除生活消费品以外，还有铁犁、锄、铲、锸、耙、镰、斧等铁制生产工具，及牛、马、牛车、马车、舟船等运输工具。养生送死之产品可谓应有尽有，但此仅举其大概，并未详录，仍可见当时市场上商品之丰富。汉兴，海内为一，“弛商贾之律”，“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55]，商品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日趋发达，商业日趋繁荣。《史记·货殖列值》所记通邑大都中商品生产与交易量相当大，通常以百、千、万为计量单位，如：“千酿”、“千瓨”、“千皮”、“千钟”、“千车”、“千丈”、“千章”、“万个”、“百乘”、“千两”、“千枚”、“千钧”、“千石”、“千足”、“千双”、“千钧”、“千匹”、“千合”、“千斤”、“千具”、“千贯”等。这说明了当时市场上物资供给充足、交易数额巨大。同书又载：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等地方物、特产，皆“待商而通之”，即皆依靠商人的贩运，使它们得以周流天下。桓宽《盐铁论·本议篇》亦载：“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桐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紵，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王符《潜夫论·浮侈篇》又云：“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丈之高，百丈之谿，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日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烈然后能致水，油溃人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洛……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56]由此可见，汉代贩运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贩运商业在古代商品交换中起着重大作用，它使更多的产品转化成商品，不仅充实了商品市场，还调节了各地之间货物的有无，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贩运商业的发展，加快了商品的批量收购与转卖，进一步加强了商品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促进了各地商业市肆繁荣和发展。汉代商业行业多达二三十个，诸列肆中有“酒肆”、“肉肆”、“药肆”、“牛肆”、“马肆”、“革肆”、“帻肆”、“屠肆”、“鲍肆”、“鱼肆”、“宿肆”、“书肆”等[57]。整个市肆的货源充足，经营范围较广，既有农产品，也有手工产品；既有生活必需品，也有奢侈品；既有本地产的物品，也有外地贩运商品；所售的商品种类多样，商贾济济。为此，加强了乡村、城区、边境、域外等地商品市场间联系，从而构建了一个多层级商品市场体系，形成了一个以都市为连接点的商业网络。当时出现了许多个闻名全国商业大都市。如长安、洛阳、邯郸、宛、涿、蓟、成都、江陵、临茁、番禺等。其中以长安、洛阳为最富庶。史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58]班固《两都赋》称长安“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张衡《西京赋》说：“廓开九市，通闤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瓖货方至，鸟集麟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巴蜀成都也很富庶。左思《蜀都赋》：“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市的兴盛，必然影响市民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史称：“人之游也，，必欲人都，都多奇观也。人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游於都邑者心厌，观於大市者意饱”。[59]市内“都人士女，袨服靓妆”，“喧华鼎沸，则咙聒宇宙”[60]，“既庶且富，娱乐无疆”[61]。可见，当时商业都市呈现出一派相当繁荣景象。总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消费资料，促进了商品市场繁荣，促进多层级市场体系与商业网络的形成，从而为秦汉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及其消费观念的演变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二，相互仿效、竞相攀比、追慕时尚的心理因素。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汉中期以后，国家的经济实力明显攀升。当时人们货币收入迅速增加，促使了人们消费需求急剧膨胀，因而“崇奢”观念也就由然而生。司马迁说：“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執能之荣使。”[62]追求享受消费是人之本性，而这种消费方式反映着某一种生活方式，而人们对它又赋与了多种社会内涵，它往往成为人们的身份、地位、财富、品味、价值的象征。秦汉社会上层阶层所追求的正就是这种享受消费方式，试图通过炫耀性消费让他人或社会了解其金钱实力、政治权力及身份地位等，以博得社会称誉。获得自我优越感和满足感。这种炫耀性消费最明显特征是奢侈、炫耀、浪费。即便如此浪费，他们的消费方式也常为其他阶层人们所仿效、追慕，以期求同样的消费效果。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每一个消费者都存在模仿、追慕消费时尚的心理。秦汉社会的消费者也不例外。民间百姓由于收入较低根本无法支付奢侈消费品的能力，处于消费潮流的低处，仿效权贵、富人的心理尤为重。这种现象多见于文献记载。如《汉书·地理志下》云：“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盐铁论·刺权篇》文学曰：“自利官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人，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可见，汉代社会上层阶层的生活奢靡无比，精神享乐无限。因而引起百姓仿效，纷纷释耒而不勤，“冰释而懈怠”，故“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西汉中期以后，社会消费环境普遍转向奢侈，受市场上大量精美商品的诱惑，加上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人们自然而然会主动追求、慕效上层人物的高消费生活。故此，出现社会消费心理种种表现，各具特色。或者类生“大丈夫当如此”的极慕心理，或者类生“匹可取而代之”的极傲心理，而大多数追慕者是类生“东施效颦”的仿效心理。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载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63]又如《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要步、齲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齲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苇方笥为妆具，下士尽然。”如此上、下阶层相互仿效，竞相奢靡，竞相攀比。因此，在社会上层“崇奢”的消费示范和引导下，奢侈习气浸透民间，上行下效，推波助澜，则“崇奢”之风愈刮愈烈，愈烈愈猛。

其三，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
高消费，是古代社会贵族特权阶层的权力、地位、尊贵的外显标志。《荀子·正论篇》曾说：帝王“埶至重”，“形至佚”，且“尊无上矣”，故“衣被则服五采，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食饮则重大牢而备珍怪，期臭味，曼而馈，……居则设张容，负依而坐，诸侯趋走乎堂下”；出行则“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侧载睪芷以养鼻，前有错衡以养目，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以养耳”。可见，帝王的消费场面是威仪赫赫，无人可敌，“居如大神，动如天帝”，诸侯臣工序次随后，而庶人隐蔽窜躲，莫敢仰望。这一切皆源自于天子拥有至高无上政治特权，而特权恰恰是滋生奢侈的载体。早在《战国策·赵策》篇云：“夫贵不与富期(相约)而富至，富不与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说明奢侈的根源在于“贵”。何谓“贵”?即拥有爵位与特权。由此而论，“崇奢”观念从产生到盛行，的确与政治特权有密切的关系。然而特权从何而来?即源自于封建制度，它是特权产生的源头。封建制度是封建贵族、官僚享有特权的制度保障，而封建特权为封建制度的实施提供权力支持，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从汉籍文献记载来看，封建制度是培育封建贵族、官僚奢靡腐化的温床。因而，汉代社会消费观念的演变是有其制度方面的成因，这是不容忽视的。
汉初，“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64]。各种规章制度还未来得及完善，还存在很多遗漏的问题。汉武帝掌政之后，没有根据发展变化中的经济条件来制定或完善等级消费制度，反而变更文景时期节俭的章令，故上层群体的消费弥加奢淫。例如：武帝时，“梁王以至亲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65]元帝时，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66]。成帝时，因大将军王凤专事，王氏谭、商、立、根、逢时五侯群弟，乘其权势“争为奢侈”，“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67]可见，特权是封建贵族、官僚奢侈靡烂生活方式的权力保障。后来时人称当时奢靡的原因：一是“制度泰奢”[68]，二是“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69]，这是符合汉代客观事实的见地。西汉时期一直没有制定像样的等级消费制度或相关典章，基本上延续先秦时期残缺的等级消费制度，如《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汉承秦制，用而弗改”。至东汉时，才制定出一套较为完整的、系统的舆服制度，但它仅是封建等级消费制度的一个部分，还有婚嫁、丧葬消费制度明文记载较少。同时仅有的消费制度却过于奢侈，是教民奢侈享乐。据史载：“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是教民以侈也。”[70]就汉代舆服制度而言，后人司马彪也有类似的批评性见识，说：“车辂各庸，旌旂异局。冠服致美，佩纷玺玉。敬敬报情，尊尊下欲。孰夸华文，匪豪丽缛。”[71]东汉舆服制度所制定的舆服消费标准和要求：致美、巧饰、华彩、豪丽。如此奢靡的消费制度，令人匪夷所思。明帝时诏令就明显提到当时“车服制度，恣极耳目”[72]。实际上，是汉代社会上层统治者本身所要求的，这是汉初以来“非令壮丽亡以重威”[73]消费思想的沿续与实践，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质。这正是揭示了东汉社会消费奢侈的制度成因。正因为如此，东汉时皇亲贵戚，日益骄奢僭主，兼倍前世。桓帝时，梁冀专权，梁皇后“独得宠幸，自下莫得进见。后借姊兄廕势，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倍前世。”[74]宦官吕强曾说：“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放效，莫肯矫拂。……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75]此指出一些外戚公侯无功德而居室奢华，丧葬逾越制度，奢僭礼数，还竞相仿效、攀比。还有一些宦官，也仗势帝权，诸如仇览、具瑗、徐璜、左倌、唐衡、张让、赵忠等，“猥受过宠，执政操权”，于是“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76]，灵帝时“宦者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77]。史籍中类此事例记载较多，莫不说明了贵族、权贵的骄奢逾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所拥有封建特权过大的后果。这些特权阶层在消费方面上无约束，下无监督，而财富源源不断增多，故“崇奢”之心日月以长，不可遏止。所以，封建制度本身的缺限是秦汉“崇奢”消费观产生的社会根源。
根据现有汉籍文献的记载，汉代“崇奢”观念的传播，主要以关中京师为中心，向四周地区横向辐射，并且由上层统治者延及社会下层庶民，自上而下播散。在这两种传播方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汉中期以后，人们消费观念迅速由“尚俭”向“崇奢”演变，并逐渐根深于民间，至东汉时已成为一种主流的消费观念。汉代消费观念演变的原因也不尽上述，还受其他一些因素影响。诸如价值观念、儒家厚葬思想、个人偏好等，也是影响消费观念演变的因素。故而可言，汉代消费观念的演变，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编著《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与《论贾谊的消费思想》(刊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3)、仝晰纲《简论汉代抑奢思想》(刊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2)、周金华《试论秦汉时期社会消费时尚》(刊于《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8)等论著，重点在论述贾谊、桑弘羊、贡禹、王符等具体历史人物及《盐铁论》中所反映的消费思想，没有系统地把握整个秦汉时期消费观念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故本文有必要对此不足之处作尝试性探讨。
②《论语·八佾》，选自《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文中引自《论语》、《墨子》、《老子》、《庄子》、《盐铁论》、《潜夫论》、《论衡》等诸子书均同此版本。
③《论语·雍也》。
④《论语·子罕》。
⑤《史记》卷124《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同此版本。
⑥《墨子·节用篇》。
⑦《老子》第29章。
⑧《老子》第12章。
⑨《庄子·天地篇》。
⑩《史记》卷62《管晏列传》。
⑾《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
⑿《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⒀《史记》卷10《孝文本纪》。
⒁《汉书》卷4《文帝纪》载班固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载贾捐之曰：“当此之时(文帝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汉书》卷87下《扬雄传》载《长杨赋》辞曰：“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玳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瑑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汉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以下同此版本。)
⒂《汉书》卷5《景帝纪》。
⒃《汉书》卷22《礼乐志》。
⒄《汉书》卷5《景帝纪》。
⒅《史记·太史公自序》。
⒆《汉书》卷64《严安传》。
⒇《后汉书》卷49《王符传》。
[21]《史记》卷30《平准书》。
[22]《汉书》卷24《食货志》。
[23]《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24]《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
[25]《后汉书》卷4《孝和孝殇帝纪》。
[26]《后汉书》卷5《安帝纪》。
[27]《后汉书》志第29《舆服上》。
[28]《盐铁论·刺权篇》。
[29]《汉书》卷75《翼奉传》。
[30]《汉书》卷72《贡禹传》。
[31]《汉书》卷22《礼乐志》。
[32]《汉书》卷99《王莽传》。
[33]《后汉书》卷41《宋均传》。
[34]《后汉书》卷43《何敞传》。
[35]《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注引《华峤书》曰。
[36]《汉书》卷65《东方朔传》。
[37]《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38]《汉书》卷28下《地理志》。
[39]《汉书》卷89《循吏列传》。
[40]《汉书》卷64下《严安传》。
[41]《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
[42]《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43]《潜夫论·浮侈篇》。
[44]《艺文类聚》卷66产业部下引鲁褒《钱神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5]参见山东博物馆等：《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P205。
[46]张衡：《七辩》，《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47]张衡：《南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48]《艺文类聚》卷85引曹丕《与朝臣书》。
[49]左思：《蜀都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50]《史记·儒林列传》张守节《正义》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载：秦“骊山陵谷中温处”，“冬种瓜”，“瓜实成”。《汉书·召信臣传》：“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
[5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52]孙毓棠：《战国秦汉时代纺织业技术的进步》，《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53]《汉书》卷72《贡禹传》。
[54]《盐铁论·复古篇》。
[55]《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56]《潜伏论·浮侈篇》。
[57]《太平御览》卷828资产部，“肆”条。中华书局1960年版本。
[58]《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59]《论衡·别通篇》
[60]左思：《蜀都赋》，见《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61]班固：《两都赋》，见《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62]《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63]《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
[64]《汉书》卷21上《律历志》。
[65]《汉书》卷52《韩安国传》。
[66]《汉书》卷76《王尊传》。
[67]《汉书》卷95《元后传》及注引师古曰。
[68]《汉书》卷36《楚元王传》，《汉书》卷72《龚胜传》。
[69]《汉书》卷52《景十三王传》，《后汉书》卷73《刘虞公孙陶谦列传》论曰：“自帝室王公之胃，皆生长脂腴，不知稼穑，其能厉行饬身，卓然不群者，或未闻焉。”
[70]《汉书》卷64下《严安传》。
[71]《后汉书》志第30《舆服下》。
[72]《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
[73]《汉书》卷1下《高帝纪》。
[74]《后汉书》卷10下《皇后纪》。
[75]《后汉书》卷78《宦官列传》。
[76]《后汉书》卷54《杨震传附子秉传》。
[77]《后汉书》卷78《宦官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