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创作动机与实践的背离

【作 者】朱庆华
【作者简介】朱庆华，浙江丽水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浙江　丽水　323000)
【内容提要】新文学的引导、为封建意识所笼罩的现实世界的需要、博大的爱心三者交互作用，使赵树理萌发了思想启蒙的创作动机，而改变险恶的生存环境的需要及作者的工作心态又把赵树理引上了“问题小说”创作之路。创作动机与实践的背离，既使赵树理成为名动一时的风云作家，又造成了赵树理在今日的落寞与沉寂。
【摘 要 题】作家作品研究
【关 键 词】赵树理/创作动机/创作实践/背离/影响
【正 文】
　　　　一、创作动机：思想启蒙
“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1] (P19)。由此可见，赵树理从事创作的目的，乃是为了“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意即用科学的思想去驱除占中国当时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兄弟思想上的封建意识，即进行所谓的“思想启蒙”。
从事创作之初，赵树理之所以认定思想启蒙这一目标，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一是充满新道德的新文学引导其启蒙。赵树理的出生地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地处太岳山脉的南端，为崇山峻岭中一座小小的山城，离城关有一百二十华里，是地地道道的偏僻山村，甚是闭塞。所幸1925年，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赵树理考取了位于晋东南首府长治城的山西省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赵树理第一次接触了充满新思想、新道德的新文学，并很快为其所陶醉。在历经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失败后，中国的先驱者痛感当务之急既非科学革命，亦非政治革命，而是思想革命。没有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如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那也是暂时的，最后也不免以失败告终。因此，先觉者们为救国救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旨归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扬“德先生”与“赛先生”。在思想革命滚滚大潮的裹挟下，文学界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革命，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作家以笔为枪，以文为载体，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道德，积极鼓吹以人为本的“个性解放”思想，对被封建道德所桎梏的愚昧国民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新文学气象万千，当赵树理“含着眼泪看完了祥林嫂的悲剧，闰土的变化，阿Q的大团圆结局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尉迟村的‘老字辈’和‘小字辈’，想起了他们相似的遭遇和命运，他们同等的麻木和不觉悟。他想，要是让家乡的父老兄弟也听到鲁迅讲述的故事，使他们从中看清自己的面影，自己的不幸，自己的愚昧，他们必定会和自己一样觉悟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一九二六的暑假，赵树理带着这样的理想和一大包书籍，兴冲冲回到家乡，准备实行他拯救农民的思想革命”[2] (P43)。由此可见，新文学不但启发赵树理走向觉悟，而且促使正走向觉悟的赵树理以此去觉悟那些仍在酣睡不醒的广大农民兄弟。当年的赵树理，对新文学充满着无限仰慕之情，走新文学那样的启蒙之路，正是赵树理所希望的。
二是为封建意识所笼罩的现实世界需要其启蒙。赵树理投身革命的年代，封建意识弥漫着整个中国，尤其是赵树理的故乡，封建思想更是根深蒂固，蛮风恶俗，骇人听闻，如与沁水相邻的翼城东山里，人们笃信有个东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权的，所以在新婚之夜，新娘必须被叔叔哥哥等亲人按住，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新郎为所欲为，而此时，围观者则是越多越好，因为人越多，东山大王就越害怕，如此新娘就可幸免于难了。在这一带，形形色色的宗教会道门更是多如牛毛，各以其五花八门的招数蛊惑百姓，广收门徒，赵树理一家就是“教派林立”，祖父、祖母信奉“三圣教道会”，母亲及其娘家信奉“清茶教”，父亲赵和清则迷恋于传统的阴阳卦术而不可自拔，而赵树理也曾和其前妻一道加入过“太阳教”。在这种愚昧文化氛围中，赵树理耳濡目染，深受其害，小小年纪便把《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算命的一套背得滚瓜烂熟，16岁成亲后，甚至也装腔作势地对比其大一岁的妻子马素英摆起大丈夫的架子来，令其服从。封建思想甚至在业已建立民主政权的根据地也仍是大肆猖獗，如在婚姻问题上，父母包办婚姻仍是一种普遍的婚姻模式，以致发生赵树理名作《小二黑结婚》中二黑与小芹的原型岳冬至、智英祥那样的恋爱悲剧，更为可悲的是，面对岳冬至的悲剧，不但村里人不以为意，甚至连智、岳两家的人也觉得教训教训岳冬至是应该的，只是觉得不应该打死而已。由此可见，封建意识是怎样渗透于国人灵魂之中了。险恶的现实环境，让从封建营垒中叛逆出来的赵树理迫切感受到启蒙的必要。
三是博大的爱心决定其乐于启蒙。纵观其一生，赵树理始终有着一颗博大的爱心。早在童年时期，博爱的种子就播撒在赵树理的心田。“赵树理是个很听话的孩子，祖父叫他做的，他照行不误，不让他做的，他坚决不做。晚年的祖父，强调积福行善，不做亏心事。赵树理也都继承下来。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作善恶之行记录的习惯。在开头，是划杠杠，做了好事划竖杠，做了不好的事情划横杠。到后来，改成放豆子，做了好事，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骨放两颗……在他的罐子里，白豆总是比黑豆多得多”[3] (P11)。可以说，在赵树理幼小的心灵里，善恶之念泾渭分明，善恶之行势同水火，在祖父的管教下，赵树理自小形成了对“善”的亲和力，对“恶”的离心力。乡风习俗是成就赵树理“善”之品格的又一重要因素。尉迟村原叫吕窑，唐太宗时，大将尉迟恭不满太宗迫害忠良的做法，打抱不平，杀了赃官，逃离京城长安，隐姓埋名，流落此地，并向村民密授编簸箕技术，后改村名以为纪念。村中建有尉迟庙，香火甚旺。尉迟恭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人格风范，以及世人对尉迟恭的敬仰之情，也对赵树理博大爱心的养成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赵树理这种自小养成的博爱之心，在其一举成名之后，始终保持完好，乐善好施是其一生不变的习惯，即使是在倍受摧残、行动失去自由的非常岁月，他也忘不了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路上碰到一块绊脚的石头，定要设法搬走，以免别人再绊倒；遇到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便会掏出手绢替那个莫名其妙的小孩擦去鼻涕，有时还给素不相识的拉屎的孩子擦屁股。”[2] (P11)正是这样一颗博大的爱心，使赵树理无法容忍千百万农民兄弟继续匍匐在封建重轭之下，促使其以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引导广大农民兄弟尽快觉悟起来、行动起来，积极争取幸福美满的生活。

　　　　二、创作实践：问题小说
尽管赵树理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用自己的小本子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赵树理走的却不是文学启蒙之路，而是“问题小说”之路，不是以文学去唤醒人、教育人，而是以文学去“干预生活”，解决问题。“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 (P1882)。“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5] (P1592)。正因如此，为了提倡老杨式的脚踏实地的工作方法，赵树理写了《李有才板话》；为了揭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知所趋避，赵树理写了《邪不压正》；为了改变农村群众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人的观念，赵树理写了《地板》……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赵树理之所以热衷于“问题小说”的创作，背离其用文学进行思想启蒙的初衷，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一是改变险恶的生存环境的需要。根据世界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种需要组成。这些需要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它们之间构成了不同的等级，并成为激励和指引个体行为的力量。需要的层次越低，它的力量越强。一般情况下，在高级需要出现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要，只有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或部分得到满足以后，高级需要才有可能出现。对旧中国的广大百姓而言，他们的生活尚处在啼寒号饥的低水平状态，连最低的生理需要都很难得到满足，在此情况下，怎样尽快地改善他们恶劣的生存状况就成了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敏锐地发现问题、及时而妥善地解决问题、努力使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以便尽快改善民众的生存质量，这与人的低级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密切相关；启发人的觉悟，使其努力获得人的尊严与价值则与人的需要中的高级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密切相关。当人落水后为了保命而拼命挣扎时，或一个人饥肠辘辘行将饿毙时，他是不会体会到自尊和爱的需要是有多么重要的。正是在中国百姓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这样一种特定情势下，思想启蒙与“问题小说”相比，“问题小说”更具生命力。
二是由作者的工作心态决定的。赵树理既是一位文艺工作者，又是一位农村基层工作者，特别是在建国前，赵树理与农民打成一片、亲密无间。实际上，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赵树理的文艺活动并非如专业文艺工作者那样是纯粹的文艺活动，其文艺活动带有鲜明的政治性，是具体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归根结底是为革命工作服务的，而且对处于天平两端的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农村工作)，赵树理本人更注重的倒不是文艺工作，而是农村工作：“他在生活于革命根据地以来的几十年中，并不只专注于自己所写大量小说、剧本、曲艺以及论文、杂文等作品，而是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减租、土改、办社、整社、生产等工作；况且后一方面的工作虽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原料，但他自己却往往是把那些工作的效果看得比创作的影响还重要，并因而在几十年中又还写下过不少对农村各方面工作的种种书面建议和理论探讨文字，直到他身后劫余的文稿、纸片中也还有这类文字的。”[6] (P2228)这是他人对赵树理的评说，在赵树理自己也曾旗帜鲜明地表明过态度：1953年冬天，在河北农村下乡时，一位作家无意间抱怨个把月没写过一个字时，赵树理连忙接过话道：“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可惜我这个人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又非叫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只怕那样我能起的作用，至少也不会比搞写作小！”[7] (P147)由此可见，在赵树理心目中，农村工作远比文学创作重要得多，远比文学创作充满着兴趣，兴趣“是人们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是推动人们认识事物，探求真理的重要动机。人对有兴趣的东西会表现出巨大的积极性”[8] (P340)。出于对农村工作的巨大热情，在文学创作中书写工作中的问题就成了赵树理的一种特殊嗜好。另一方面，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赵树理生活在农村基层，广泛接触到的各种工作问题，也为其创作问题小说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材料。
三、创作动机与实践的背离所产生的影响
创作动机与实践的背离，像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赵树理，也制约了赵树理。
放弃思想启蒙，走问题小说之路，这使赵树理成为名动一时的风云作家。正如赵树理自己所言，其创作的题材多来自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且是一些对工作效果产生着较大影响的问题，这就赋予赵树理作品在一定时期内较高的阅读价值，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征服，是通过无穷尽的周而复始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过程得以表现的，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不可避免地要与形形色色的各类问题发生或隐或显的联系，“问题”与“文学”应该是可以共生的，而绝非对抗性、截然对立的，只要“问题”是来自现实，源于生活，那么，它完全可以成为文学艺术所关注、所表现的对象。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一脚已经踏进了新社会，而另一只脚仍然踩在旧时代，因此，新与旧、正义与邪恶、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斗争显得异常尖锐激烈，各种尖锐问题严峻地摆到了党和人民面前，若不及时加以引导、澄清，重则使人迷失方向、进退失据，轻则影响工作进度，赵树理作品及时对农村工作中遇到的非解决不可但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事关工作进度及民众利益的各种“问题”予以艺术化的反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而极大地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和聆听需要，从而为其争取了最广大的读者，使其成为当时最为走红的作家：《小二黑结婚》一经刊出，“半年间发行四万册，创下新文学作品在农村畅销流行的新记录”[9] (P478)。“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仅在国内，就有《新文化》、《胶东大众报》……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处，先后15次转载或再版。同时还在全国各地被改编成山东快书、弹词……电影剧本等。《李有才板话》在《群众》杂志连载发表后，也在短短几年间，便被《解放日报》、《长城》……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转载再版达38次之多”[10] (P368)。不仅如此，“据不完全的统计，赵树理的作品已经在三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苏联翻译成多种民族文字，日本重译很多，许多作品有三种以上译本。加上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各种文字译本，赵树理的作品在四十多个国家流传”[11] (P3)。总之，正是“问题小说”这一特定的模式，使赵树理的创作达到了文学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的和谐统一，造就了赵树理一时的辉煌灿烂。

“问题小说”的张扬、“思想启蒙”的消隐也给赵树理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曾经名动一时、叱咤文坛的赵树理在今日之所以如此地落寞与沉寂，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其创作“思想启蒙”退场、“问题小说”过于张扬所带来的后果。凡问题，不管怎么复杂，绝大多数是阶段性的，以问题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当“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它往往能产生强烈的轰动效应，但一旦时过境迁，“问题”已不成问题，或“问题”已不再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那么，反映这一“问题”的文学作品就很有可能成“明日黄花”，身价暴跌。赵氏所抒写的“问题小说”，反映的大多是阶段性问题，而不像鲁迅《阿Q正传》、钱钟书《围城》那样反映的是恒久性问题(前者揭示的“精神胜利法”，后者揭示的“围城”现象，都具有永恒性)。所谓“启蒙”即启发蒙昧，因此，启蒙者是导师，启蒙对象是学生，启蒙者是先觉者，其思想远远走在启蒙对象前面，因此，作为其思想的一种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有了思想的深刻性、前卫性，即使岁月流逝，仍具有较大的阅读价值，鲁迅的作品，尽管日渐遥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奥秘即在于此。启蒙立场的缺失，无疑是赵树理今日遭冷落的一大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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