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繁荣，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的异化导致的官僚腐败，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文学有义务对此做出必要的反映；一是商业文化的驱使，商业文化可以消费一切，当官场腐败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文化市场的时候，事实上，它也就作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被消费。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官场小说”：一种是以文化批判为目标诉求的，它在揭示权力腐败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滋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土壤；一种是以“正剧”或“闹剧”的形式搭乘了商业霸权主义的快车，在展示、观赏官场腐败并以“正确”面貌出现的同时，实现了市场价值的目标诉求。它们在印刷媒介完成了本文之后，又可以改编成其他形式在大众传媒中流播，进一步证实它的市场价值。但这种“官场小说”的非文学性特征十分明显，故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
“官场小说”是权力支配下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意形式。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和现在、、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的反映。”（阿尔蒙·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29页，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根据不同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人把它概括如下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形式的影响；3、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整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权力拥有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
因此，如果把官场腐败仅仅归结于商业主义或市场意识形态霸权的建立是不够的。事实上，它背后最具支配性的因素是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在传统文化那里，虽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学而优则仕”才是真正的目的。入朝作官“兼善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他们的人生最高目标。要兼善天下就要拥有权力，权力意志和兼善天下是相伴相随的。对于更多的不能兼善天下和入朝作官的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者说是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没有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表达出的就越是严重。1999年，作家李佩甫发表了长篇小说《羊的门》，这是一部充满了内在文学力量的作品，是包括对中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重构后，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深切关注和透视的作品，它是乡土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画图。呼家堡独特的生活形式和一体化性质的秩序，使呼家堡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块“飞地”，它既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文明转化的过程，使农民过上了均等富庶的生活又严格地区别于具有支配性和引导性的红尘滚滚的都市文明。它是一片“净土”，是尚未遭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从消灭剥削、不平等的物质形式来说，那里已经完成了解放的政治；但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差异性来说，从参与机会与民主状况来说，又没有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它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井然有序是文明的，而那里只有一个头脑，表明了它又是前现代的。呼家堡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奇特的不明之物，它是传统和社会生活遭遇了现代性之后，所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场景。但它的非寓言性显然又表达了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和视察。
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是一个神秘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能的人物，是一个大隐于野又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他的公开和合法性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但他的作用又很像旧式中国的“乡绅”，他是呼家堡联系外部社会和地方统治的桥梁，但他又不是一个“乡绅”，呼家堡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呼家堡的“主”，是合法化的当家人，是这块土地不能缺少的脊梁和灵魂，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为呼家堡的民众深深折服，他对秩序和理性的尊崇，使他个人的统治也绝对不容挑战和怀疑。呼家堡的生活方式是呼天成缔造的，在缔造呼家堡生活方式的同时，呼天成也完成了个人性的塑造。这个复杂的、既有中国传统、又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中原农民形象，是小说取得的最大成就。
当我们面对呼天成的时候，我们不仅经历了巨大的心灵震憾，同时我们发现过去一直相持不下争论的宏大命题，比如传统文化、农民文化、现代文化等等，竟是那样的苍白。或者说，简单地弘扬一种文化或简单地批判一种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任何一种文化都处在重构的过程中，我们才会具体地感到某种文化的变化和全部复杂性。因此，如果仅仅面对诸如“传统文化”、“农民文化”这些概念时，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应该弘扬它还是批判它。事实上，呼天成就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的产物，因此他是一个矛盾的复杂体。传统文化在民间有隐形的流传，它不是系统的，它是在生活方式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得以表达的，其中的实用理性、随机应变等文化品格在民间如影随形，呼天成的性格基调就是由这种文化品格培育出来的。它的土壤就是中原文化中盲从、愚味、依附、从势以及对私有利益的倚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原文也就是中国农民文化。呼天成的王朝统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它的经典场景就是一“贼”字对几百口人的震慑：

一个“贼”字使他们的面部全部颤动起来，一个“贼”字使他们的眼睛里全都蒙上了一层畏惧。一个“贼”字使他们的头像大麦一样一个个勾下去了。一个“贼”字就使他们互相偷眼望去，相互之间也突然产生了防范。那一层一层、看上去很坚硬的人脸在一刹那间碎了，碎成了一种很散很无力的东西……
这个场景启示了呼天成，他对书上说的“人民”有了新的理解，也启发了他统治呼家堡的策略，通过向孙布袋“借脸”、开“斗私”大会让妇女“举手”等政治行为，呼家堡民众的尊严感、自主性、自信心就完全被剥夺了，呼天成不容挑战的权威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呼天成不是我们在一些作品中常见的腐败的村干部，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而恰恰是一个修身克己、以身作则的形象。他不仅在一个欲望无边的，将激情逐出了“私化”的领域，以自我阉割和超凡的毅力克制了他对秀丫的占有，而且即便是他的亲娘，也不能改变他“地下新村”的统一安排，一个命定的数字就是他亲娘的归宿。究竟是什么塑造了呼天成的“金刚不坏之身”？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呼天成‘公’的观念、集体信仰和他的道德形象以及民众对他的信任亦或恐惧？
青年作家王跃文因《国画》而暴得大名，《国画》一时洛阳纸贵。陌生的王跃文被议论得纷纷扬扬。他对官场生活的熟悉，对不同层次官员心理的准确把握，以及在细微处表现人物和体现题材特征的处理上，都显示了作家所具有的文学才能和想象力。因此王跃文也被认为是这一题材小说创作在当下的代表性人物。其实官场小说并非自王跃文始。晚清小说自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出版后，陈平原曾统计说，以官场为表达对象并于书名中点明官场 的就有19种之多。可见晚清小说谴责之风的盛行。但晚清小说多写官僚的贪婪、昏庸、残暴和伪善，以激进的言辞“穷追猛打”，既解了作家的心头之恨，又在读者那里获得了奇观满足的阅读效果。但王跃文的小说不同，在世俗欲望日渐膨胀并在官场过之不及的现实生活中，在权力争夺与情欲宣泄高潮迭起的丑恶出演中，在卑微沮丧踌躇满志惴惴不安小心谨慎颐指气使的官场众生相中，作家不是一个冷眼旁观或兴致盎然的看客，也不是一个投其所好献媚市场的无聊写手。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写作中，既有对官场权力斗争的无情揭示与批判，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切悲悯与同情；调侃中深怀忧患，议论处多有悲凉。事实上，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不止《国画》及其续篇《梅次的故事》。他还写过诸如《无头无尾的故事》、《很想潇洒》、《棕红色皮鞋》、《天气不好》、《头发的故事》、《也算爱情》、《花花》等中短篇小说。
《也算爱情》中的女工作队长吴丹心，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文学形象。在欲望受到普遍压抑的，吴丹心以她的权力获得了性的满足。在人的本能欲望不具有合法性的时代，吴丹心释放欲望的要求也许不必作道德化的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她怀疑自己的性伙伴李解放同一姑娘有关系时，她妒火中烧地有这样一段话：
“今后反正不准你同那女的在一起。看她长得狐眉狐眼的。”
“我不会和她怎么样的。我不可能找一个农民做老婆呀？”李解放说。
吴丹心说：“你对农民怎么这么没有感情？”
李解放莫名其妙，说：“我弄不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要我同她有感情，还是不同她有感情？”
吴丹心说：“两码事，同她是一码事，同农民是一码事。”
这段对话不仅揭示了吴丹心作为官场女人的占有欲，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性与的关系。在吴丹心看来，农村女青年腊梅只是个“性”的争夺者，她只是一个具体的与“性”有关的女人；而农民这个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抽象的符号。因此，在吴丹心那里，“农民”这个符号并没有具体的所指。从占有这个意义上来说，吴丹心对政治和性的理解是完全一样的。她都要占有。
王跃文的这些小所叙述的对象，大多是中下层官员，他们还没有处于权力中心。因作者多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了这些人物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作品对人物的刻画特别注重细节和语言，使人在阅读中产生这些人物在官场中行为举止的联想，为小说营造了特有的气氛和场景。
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是一篇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解读的“官场小说”，比如知识分子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特权阶层对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心理结构的支配性、在商品社会人的欲望与价值的关系、他者的影响或平民的心理恐慌等等。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最值得重视或谈论的，是它对市场条件下世道人心的透视和关注，是它对人在外力挤压下潜在欲望被调动后的恶性喷涌，是人与在对话中的被左右与强迫认同，并因此反映出的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与尊严的危机。
小说的主人公池大为，从一个清高的旧式知识分子演变为一个官僚，其故事并没有超出于连式的奋斗模型，于连渴望的上流社会与池大为心向往之的权力中心，人物在心理结构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是，池大为的向往并不像于连一样出于原初的谋划。池大为虽然出身低微，但淳朴的文化血缘和独善其身的自我设定，是他希望固守的“中式”的精神园林。这一情怀从本质上说不仅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参与热情相去甚远，而且这种试图保持内心幽静的士大夫式的心态，本身是否健康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仍然是一种对旧文化的依附关系。如果说这是池大为个人的选择，社会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是，池大为坚持的困难并不仅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与“他者”的对话过程。

现代文化表明，每个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来自个人的愿望独立完成的，而是通过和其他人“对话”实现的。在“对话”的过程中，那些给予我们健康语言和影响的人，被称为“意义的他者”，他们的爱和关切影响并深刻地造就了我们。池大为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他者”。但是，池大为毕业后的七年，仍然是一个普通科员，这时，不仅池大为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和坚持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和妻子董柳、厅长马垂章、退休科员晏之鹤以及潜在的对话者儿子池一波已经经历的漫长的对话过程。这些不同的社会、家庭关系再造了池大为。特别是经过“现代隐士”晏之鹤的人生忏悔和对他的点拨，池大为迅速时来运转，他不仅在短时间里连升三级，而且也连续搬了两次家换了两次房子。这时的池大为因社会、家庭评价的变化，才真正获得了自我确认和“尊严感”。这一确认是在社会、家庭“承认”的前提下产生的，其“尊严感”同样来源于这里。
于是，小说提出的就不仅仅限于作为符号的池大为的心路历程和生存观念的改变，事实上，它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在于概括了已经被我们感知却无从体验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活政治，也就是“承认的政治”。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一个群体或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遭受伤害或歪曲，就会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而握曲的承认不仅为对象造成可怕的创伤，并且会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拒绝“承认”的现象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池大为的环境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被拒绝者如前期池大为，他人为他设计的那种低劣和卑贱的形象，曾被他自己内在化，在他与妻子董柳的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与不学无术浅薄低能的丁小槐丁处长、专横跋扈的马厅长的关系中，甚至在与下一代孩子的关系中，这种“卑贱”的形象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不被承认就没有尊严可言。池大为的“觉醒”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因尊严的丧失被唤起的。现代生活似乎具有了平等的尊严，具有了可以分享社会平等关注的可能。就象泰勒举出的例证好样，每个人都可以被称为先生、小姐，而不是只有部分人被称为老爷、太太。但是这种虚假的平等从来也没有深入生活内部，更没有成为日常生活支配性的文明。尤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等级的划分或根据社会身份获得的尊严感，几乎是未作宣告、但又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观念或未写出的条文。
现代文明的诞生也是等级社会衰败的开始。现代文明所强调和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自己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活实现了真正属于“我”的潜能，这种实现，也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但是，在池大为面对的环境中，他的“本真性”理想不啻为天方夜谈。如果他要保有自己的“士大夫”情怀和生活方式，若干年后他就是“师爷”晏之鹤，这不仅妻子不答应，他自己最终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劣或卑贱的形象，他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不可能从“贱民”阶层被分离出来。
于是，“承认的政治”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弥漫开来。它是特权阶级制造的，也是平民阶级渴望并强化的。在池大为的生活中，马垂章和董柳是这两个阶级的典型，然后池大为重新成为下一代艳羡的对象或某种“尺度”。读过小说之后，我内心充满了恐慌感，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将怎样被“承认”，一个人尊严的危机怎样才能得到缓解？在政治文化的支配下，权力的诱惑与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普通人对权力的理解和向往，是官场总是问题的基础；获得了权力的人对权力利益的兑换，是这个基础的逻辑后果。“官场小说”在不同的层面揭示了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现实和文学现象，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值得我们重视和，后者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