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的认定

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以对法益的实际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实害犯；以对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是危险犯。刑法典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有多个条文规定了危险犯，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暴力危险及飞行安全罪等，都是典型的危险犯，它们是因为使用的犯罪方法特别危险或者侵害的对象特殊而受到刑罚处罚。

危险犯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行为虽未造成实际的损害结果，但使法益面临威胁，足以使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安全陷入危险。

对危险犯的认定，需要明确以下问题：

一、危险是指行为的危险而非结果的危险

危险是被判断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的状态。危险是行为的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因而也可以称为行为的属性；而不是作为结果的危险，即行为所导致的对法益的危险状态。之所以将危险理解为行为的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与盖然性，是因为：一方面，危险状态这种结果取决于行为的危险，如果没有行为的危险，就不可能有危险状态；另一方面，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明确区分，只能根据行为的危险认定行为造成了危险状态。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成立，要求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因而属于危险犯。如果破坏行为是针对正在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整体或者其重要部件的，就可以认定具有这种危险；否则就没有这种危险。但足以发生某种危险的表述已经表明，是行为足以导致某种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而不是指行为已经造成的危险状态。因此，危险是针对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不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不可能成立危险犯。

二、需要区分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

为防止公共危险迅速蔓延，全面地保护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对危险犯作了较多规定，除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规定了危险犯以外，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都属于危险犯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有的属于具体危险犯，有的属于抽象危险犯。

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都是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但是，各自的含义以及判断标准都不相同。

具体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使法益侵害的可能具体地达到现实化的程度，这种危险属于构成要件的内容。作为构成要件，具体危险是否存在需要司法官员加以证明与确认，而不能进行某种程度的假定或者抽象，所以，具体危险是司法认定的危险。

具体危险不是一般人的危险感觉，也不是一般人对当时情况所进行的大致判断。对具体危险的证明和判断，应当由司法官员以及其他有专门知识或专业认识能力的人，以行为当时的各种具体情况以及已经判明的因果关系为根据，认定行为是否具有发生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例如，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只有根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火力大小、与可燃物距离地远近等），客观地认定使对象物燃烧的行为具有公共危险时，才能成立放火罪。又如，故意损坏交通工具罪是具体危险犯，拆卸一个车轮的行为一般人当然认为有危险，但并不是所有拆卸车轮的行为都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中所要求的具体危险，还必须进一步判断：（１）该车辆在被拆掉一个车轮后仍能行驶（至于行驶距离远近则在所不问）；（２）这样的行驶会造成颠覆或者冲撞事故；（３）司机有可能在启动汽车前或开始正常运行时难以意识到车辆的这一缺陷；（４）该车辆正在使用期并实际投入了使用。缺乏上述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认定为存在具体危险，只可能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而不成立本罪。

抽象危险犯是指行为本身包含了侵害法益的可能性而被禁止的情形。抽象危险不属于构成要件，只是认定行为可罚的实质违法根据，是立法者拟制或者说立法上推定的危险，其危险及其程度是立法者的判断，法官只要证明危险不是想象的或臆断的（迷信犯），就可以认定危险的存在，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具备可罚的实质违法性。

虽然抽象危险是立法上推定的危险，但在认定抽象危险是否存在时，法官的判断仍然是必要的，由此才能确定有无立法者推定的危险。对抽象危险的判断，以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或者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抽象的危险犯，根据一般社会生活经验，认定窃取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具有公共危险时，便成立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一般来说，具体危险犯在刑法分则中有诸如“危害公共安全”、“足以发生……危险”、“引起……危险”等字样加以明示。因此，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犯罪都是具体的危险犯；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的犯罪也包括了具体危险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有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二款、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等规定的犯罪。明确了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区分标准，也就明确了哪些犯罪的成立需要司法人员根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具体的危险，哪些犯罪的成立只需要司法人员根据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判断是否存在抽象的危险，从而有利于准确认定犯罪。

三、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

关于危险犯的未遂与既遂的区分标准，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一直认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时，就是危险犯的既遂。但是，这种以是否发生危险作为区分危险犯既遂与未遂标准的观点，存在许多问题。

一方面，通说混淆了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既遂条件的区别。侵害法益的危险，既是危险犯的处罚根据，也是危险犯的成立要件，即只有当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才能成立危险犯。不管是将这种危险理解为行为的属性，还是理解为作为结果的危险，它都是成立犯罪的要件，而不是既遂的标志。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只有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时，才可能成立本罪。因此，砸毁汽车玻璃、盗窃备用车轮的行为，由于不具有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而不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就成为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成立条件。但犯罪的既遂与未遂是在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此，既遂应是在犯罪构成要件之上附加其他条件而成立的。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是既遂的观点，必然导致未遂、预备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结论，这显然不能令人接受。

另一方面，通说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因而不利于保护合法权益。例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的场合，破坏汽车刹车装置后因害怕受法律惩罚而自动修复该装置的，按照通说也是既遂。又如，在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情况下，根据通说，只要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就成立既遂；即使行为人在交通工具到来之前自动恢复交通设施的原状，避免了侵害结果发生的，也成立犯罪既遂，而不成立犯罪中止。如在铁轨上放置巨石，即属于破坏交通设备罪的既遂，犯罪已经完成。行为人此后基于某种原因，又自动返回现场，移开巨石，使得列车安全通过，没有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其移开巨石的行为因是犯罪既遂以后的行为，不属于中止犯。然而，倘若认为上述行为还没有达到既遂状态，认定行为人为中止犯，则一方面对行为人的处罚更轻，从而鼓励其他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中止犯罪，另一方面导致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刑法的目的。可见，上述通说既过早地认定犯罪既遂，又为了避免理论上的矛盾而否认中止犯的成立，因而不利于保护合法权益，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所以，对危险犯的既遂，不应当以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作为标准，也不宜就行为犯与结果犯、危险犯与侵害犯分别提出不同的既遂认定标准。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惟一标准是：行为是否发生了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这一标准适用于实害犯，也适用于危险犯。例如，盗窃枪支、弹药的行为属于抽象危险犯，但是不等于一旦着手盗窃，就具有公共危险性，就成立本罪既遂，是否属于既遂必须考虑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是否实际控制了枪支、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