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祝》非祝官职业文献

《周祝》非祝官职业文献

藏岩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730070

摘要：《周祝》为战国训诫之语，内容多以带有朴素辩证性质的自然、社会之“道”为主，以“祝”为名，却全与祝官职业无关。

关键字：周祝；祝官

《逸周书·周祝解》整为一篇，其中解题，学界多以“祝”字解题。就其开篇之解：

曰：维哉！其时告汝，□□道，恐为深灾。欢哉，民乎！朕则生汝，朕则刑汝，朕则经汝，朕则亡汝，朕则寿汝，朕则名汝。

此处“朕”为谁并不清楚，就其发言主体，学界一般有两种解释，一为祝官训诫之言，一为祝官代王垂训。陈逢衡赞叹“此周祝垂戒之语。”唐大沛云“此篇作于周祝，故以名篇。”潘震言“王训民之辞，祝官读之以讽王也。”过常宝老师认为《周祝》是祝官的职业文献。边劭名《马王堆帛书<称>和古代的祝》言《周祝》与《称》全为古代祝辞一类。周玉秀言“下面的“朕”能使你们如何如何，显然是王者的口气，祝官不可能有此生杀予夺之权。所以，这里的‘朕’也应当指周王，至于创作此语者为哪一王并不清楚，而后世相代传诵，成了宣读祝文的必备程序。”扩充《周祝》应为王之垂训，祝官代王作训。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引孙诒让云“《史略》‘祝’作‘说’，此与下《周祝》二篇与祝义全不相蒙。”可以肯定《周祝与》“祝”类职官文献无关。周玉秀通过对《周祝》韵语以及相关字的分析指出：“《周祝》之创作在战国之世，但汉时或其后人有增改过。”此处“创作”应为《周祝》的写制年代，至于汉代及后人增改是其成书过程。谭家健在《先秦散文艺术新探》战国是先秦散文成熟期。所以，《周祝》的写成怕与韵文的发展难脱离关系。

“祝官专门负责人神之间的信息交流、情感传达。”其实质是充当人神交流的中介。《左传》梁丘据与裔款言于齐景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国语·楚语下》观射父答昭王之问，对祝官的职能素养做了说明：

是使制神主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使先圣之后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以勤、礼节之宜、威仪之责、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恭敬神明者，以为之祝。

发展到战国时代，礼乐文化破坏，祖先神灵的制约作用减弱。顾颉刚言春秋与战国之不同，说道：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

祭祀、聘享多有天神祖先的权威在其中，此处顾颉刚先生言战国以无其事，也就是神道权威战国时已经旁落。祝官这一群体在战国时代的作用更为薄弱，甚至有消失的趋向。

祝官的职能范围是宗庙神主之类，通过神道来维护一种礼乐权威，从《周祝》文本来看更追求的是一种朴素辩证色彩的“道”，即客观规律，如：

时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为祸。时之从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

故时之还也无私貌，日之出也无私照。时之行也顺至无逆。

故万物之所生也性于从，万物之所反也性于同。

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

《周祝》所言，与神道无关，甚至有削弱祝官所代表权威的嫌疑。所以，言此文为祝官写成以行训多有失偏颇。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周祝》的写成应在不早于战国，而且其文本发生与祝官并无关系。

关于《周祝》受训者，唐大沛云“此篇作于周祝，故以名篇。祝即《春官·太祝》掌王诰命者也。”诰命一般为王上告诫臣民的下行文，这里的受训对象为臣民百姓。潘震言：“臣下作解，设为王训民之辞，祝官读之以讽王也。”其解又涉及“民”“王”两类受戒对象。观其文本“欢哉，民乎”并非对王的戒谏。后面“朕则□汝”只能出自上对下的权威，或王对民进行训诫，或祝官代先王或神灵训诫为政之人。但这一时代的祝官职能削弱，难以代先王或神灵以行训谏。文中“陈五刑，民乃敬。教之以礼，民不争，被之以刑，民始听。因其能，民乃静。”“为天下者，用大略。”“为天下者，用牧。”“利有等维，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大道知其极，加诸事，则万物服。用其则必有群，加诸物则为之君，举其修则有理，加诸物则为天子。”之类的话语明显不是臣民百姓的说理告诫，而是对为政者而言的诸多为政之道。所以从训诫的文本内容来看，其受训者应为执政者。这与文本开头所言“欢哉，民乎”“朕则□汝”之类的发言主体实与后文受训主体难以统一。

早期文献的文本生成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纯从题目解题存在一定的误区。《逸周书》诸多篇名都与文章内容相符合，即使一题多篇，但其内容也大多相关或相近。唯《殷祝》与《周祝》之名与“祝”并无相关。余嘉锡《古书通例》云：“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或“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但其内容大多相似《逸周书》中唯一两篇以“祝”为名的文献在语言、文体、内容上全无相似之处。《逸周书》具有文献汇编性质，其中文献的收集与整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罗家湘认为《逸周书》“汇集了《周志》、孔子删书之余以及流行于战国时期的一些兵书、礼书等，他是魏国人继承周、晋遗产而编成的政治读本。”周玉秀老师言“《逸周书》的编辑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校注和研究”，且政书类，如典谟训诰之类的文献多有“穿靴戴帽”的现象。余嘉锡所言“古书之中门人弟子附录，文义白而可据者以之为例。此外又有口耳相传，至后世始著竹帛，及随时孱乱增益者，其说甚繁，当别详述。”所以，《周祝》首段与后文所论内容的矛盾或多与其复杂的成书有关。

先秦文献的成书之复杂，单纯以《周祝》之题或者部分内容无法严格判断其性质内容。《周祝》不为祝官职业文献，祝官作为人神之间的中介，其职能多与神祖相关。战国时期祝官职能弱化，不可能代替神灵以训言，更无法以脱离或否定神祖之威。过常宝老师言“《周祝》内容比较抽象，具有哲理意味。”“由于祝掌祭祀鬼神，是属于通天道的人，思维常会从虚无缥眇处着眼。”从其韵文文体与其哲理内容来看确实与《老子》及其相似，但“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其“道”言一种自然及社会的客观规律，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性，并非“神道”。所以，言“老子职事可能偏向祝一类”，或言《周祝》为祝官职业文献仍需考量。

【参考文献】

（1）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2016.4重印）。

（2）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前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周玉秀.《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