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本性的追问

对人类本性的追问

李旗

——浅析杜琪峰电影《神探》

李旗

（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重庆400030）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000-02

摘要：杜琪峰、韦家辉、游达志三位是鼎鼎有名的“银河铁三角”，其主创了《一个字头的诞生》、《暗花》等一系列类型片，这批类型片直面残酷的现实生活，变化无常的人生，虽然其通过绚烂求变的电影技法和独具匠心的故事情节夺人心目，但是，也正由于这一系列电影中对前途的绝望和宿命的悲观也让身处90年代末有“悲观情绪”的香港人唏嘘，银河映像的影片跌入市场低谷。直到2007年，以杜琪峰为首的“铁三角”携《神探》低调登场，影片对人性的残酷解剖和精妙细致的影像叙事，再次给观众带来震撼。《神探》也因此被称之为“银河映像”的回归之作。

关键词：人性；善恶二元论；存在主义；杜琪峰

片名叫《神探》，英文名为“MadDetective”。“神”与“Mad”似乎有种悖论，但天才与疯子之间向来难定界线。于是一中一英两个名字整合成一个定位刘青云的很有张力的语义系统。

《神探》的故事并不复杂，在片中，警队里号称“神探”的陈桂彬具有看穿人内心的超凡本领，他眼中的每一个人，只要是一个人心中有鬼，那么这个人内心中的模样和他本人就大相径庭。有的男人心中是个女鬼，喜欢在心里说人坏话；有的人心中是个小鬼，喜欢教唆主人偷东西；有的人心中很多鬼，分别代表贪婪、残忍、贪吃、阴险等等多种不同的人格，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人格分裂。但是《神探》这部影片并不会给你久违了的香港经典之感，因为这不是一部重复过去的作品，银河映像创作组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在香港影坛掀起新的波澜，绝对不要重复过去，即使是拍迎合大众的商业片，他们也会搞出新意思。

一、对人类本性的解读

1.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影片《神探》建构了多层次的善恶二元对立，对人本性善还是恶也进行了探讨。如神探与所谓有“七个鬼”的高志伟之间的对立，这是在开篇就交代的，其次，高志伟与何家安，以及最后的神探与何家安之间的对立，很显然，影片是想通过三个人物之间的交流接触，讲述人性本质的故事。尤其是何家安的警察形象，他在查案过程中因为害怕和怀疑从“无鬼”到“有鬼”再到“两只鬼”，是一个微妙的心理变化过程。后来每当他的鬼出现时，影片都达到了一个至高点。纵观整部影片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脏东西，或许世界上有真正纯真的人，犹如影片开始神探正因为长官心中没有脏东西而割耳相赠（在下一段落详细分析）。影片中，神探陈桂彬说：“我能见到人心里的鬼”便是他的神迹。他看到高志伟的七个心魔：胆怯、暴力、狡诈……很有宗教意味，为什么是七个，我想到的是西方的“七宗罪”，厕所那场戏，陈桂彬试出了高志伟的七个心魔，其实还有一个，被留在了那如迷宫的树林里，十八个月了，仍在找他的枪，那是高志伟善良的本性吗？我们不得而知。而一直以正面警察形象示人的何家安，在最后显示出其内在不仅有一个胆小瘦弱的小男孩形象，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冷静，为其出谋划策的女性形象；在一步步靠近真相时，何家安也受到考验，他的胆怯与他的狡猾两个具像慢慢浮现，陈桂彬在一旁看着，无能为力。想起一开始陈桂彬在超市对着女学生的欲望分身叫嚣的样子，他对臆想中的前妻说：十三四岁，还有得救的。将这些内容进行对比，很容易就体味出悲剧意味。谁没有心魔？谁身边总有佛家所说的“狮子吼让你醍醐灌顶”，陈桂彬注定成不了佛，因为到最后连他自己也被唤出了心魔。影片最后混战段落中神探射击高志伟时的自问自答的“放下枪，你开枪就跟其他人没分别”“我也是人，为什么要有分别”，伴随刺耳的枪响声，可以看出神探也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缺陷，甚至可以说即使再高尚的人也是有缺陷，只是或许那些人掩饰的更好，控制的更好。由此，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在杜琪峰的心中应该是早有答案了。

也是在结局处，善恶之间的二元对立完全被破坏，神探拼命维护的“善”在瞬间转化为“恶”，神探也在绝望中倒下。

2.萨特的存在主义。

既然影片《神探》是在讨论人性，就离不开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萨特曾说“我不是我自己，我总是同时既多于又少于我所是”，也即“自为的存在”和“自我的存在”。自为的存在就是人存在的极端自由，很难被他物所感知，而自我的存在通常情况下出现在人们视觉中的那个人的自在的存在。影片中高志伟的多种人格就是说自为的存在永远不等同与自我的存在。存在与表面现象的自我下隐藏着不被众人看到的自为的存在形式，而神探作为一名可以看到人隐藏下的多种人格，也标榜了其孤独以及作为唯一清醒着的痛苦。导演还通过严谨缜密的镜头流转和清晰明了的镜头意指，在主观镜头和客观镜头之间有节制的切换，从视角上区别了神探和普通人，从而清晰地向观众指明“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

萨特说：“我的存在是偶然的”，“任何偶然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衣，他就是绝对的，因而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杜琪峰也曾坦言说过“我自己的生存理念都是宿命。”因此在他的影片中十有八九都流露出这一悲观宿命的理念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如影片《大块头有大智慧》中已经出家的小和尚因为打死一只小鸟而选择回归到社会之中，《非常突然》结局异常突然的警匪对抗和出人意料的全军覆没，包括杜琪峰近期电影《单身男女》，这虽然是一部青春偶像电影，影片中程子欣（高圆圆）暗恋张申然（古天乐）许久，却发现在一个晚上已经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方启宏（吴彦祖），但是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宿命论，可以看出杜琪峰的电影中，各种类型的电影都体现出对命运的不可抗拒以及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也由此形成了杜琪峰式的结局与传统警匪片宣扬邪不胜正的大团圆理念形成强烈反差。

二、忧郁的绚烂——神探陈桂彬以及影片中的警察形象和女性形象

1.影片开始就显示了陈桂彬作为神探的独特行为方式和断案行为，首先就强调了作为一名警察的不正常性，随后在送别长官的时候，陈桂彬割下右耳当作退休礼物相赠。这一段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著名画家梵高的割耳之举，而杜琪峰也曾表示过影片中的这一段落正是从梵高哪里得到的灵感。梵高早年也被当作是精神病对待，其作品和行为方式也不为世人所理解。《神探》中的陈桂彬自割耳后也一直被当作精神病患者对待，并且导演也通过影像叙事加重陈桂彬的不正常性，如刚开始他就幻想着是和妻子一起生活，并且何家安与陈佳彬吃饭的一场戏也传达出领观众相信陈家彬是不得志的警察和其妻子已经过世的讯息。但是后面又通过其妻子诉说陈家彬是精神病患者，这样更加反衬出陈家彬为人做事的不可靠性。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就因为长官的心中没有脏东西就要送耳朵，也正如我们不理解梵高当时为什么也要割耳朵一样，而与梵高相同的同样是割去右耳的《神探》，也正是因为陈家彬与梵高有相似之处，同样不被接受，不被理解，又同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由此陈家彬也注定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只是芸芸众生中逃不脱命运的普通人以及作为特殊群体的人的无奈和“分裂”之感。

2.《神探》作为一部杂糅了多种类型因素的类型片，其不再是以往警匪片中警匪对立的人物构架，而是“警察”与“警察”之间的对立。警察也并不总是正义和胜利的代表，警察在这里被演化成一般人，其人性深处的阴暗面一样会在某种作用之下抛弃人性最初的“良心”而走向罪恶。在本片中警察高志伟也成为最大的反面人物，三段对立的人物关系也都是警察与警察。在许乐的文章中曾谈到《神探》中只揭示了高志伟的七个鬼中的三个(女人、胖子、瘦高个)所表征的性格，女的那个专想点子回答问题,胖的那个(林雪)既贪吃又慌张,瘦高个比较暴力，其他四个基本被忽略。许乐由此评价说,这是对人物精神世界进行理性把握能力不足的表现。①其实，如果《神探》逐一表现出七个鬼(实为七个符号)所代表的性格特点,是否有平均用力、不分主次、详略失当的嫌疑呢?此外,影片的长度可能会因之拉伸,制作成本也会增加。并且结合人的本质特征来说，人的性格有很多种，正如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不止一种性格，而且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事件和人物，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也不一样，其实影片中虽然只对七种性格中的三个进行了描述，也正是体现了人的这种本性，毕竟不是每种性格都是占主导地位的，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正好表现出高志伟的主要性格特征，奸诈，爱吃具有暴力倾向，也为后面他狡诈多端，布置现场的性格相对应。

影片中除了警察形象有别于同类型的电影，杜琪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与其他影片有区别。在《神探》中，共展示了四个女性形象，其一是作为高志伟内心鬼之一的女性，为高志伟出谋划策，冷静分析局面的决策性人物；其二是陈桂彬的妻子，一个是陈桂彬幻想出来仍然是温柔略带神经质的妻子，由林熙蕾扮演，另一个是现实存在的已经离婚，为了工作不惜利用丈夫（陈桂彬）特殊能力的刚强女警。但在陈家彬的眼中妻子的形象已经发生转变，有原来的演员林熙蕾换成了陈慧珊。其三是何家安的女朋友，其四是最后才出场的何家安内心深层的女人形象。这四组女性形象，基本以理性，过段冷静示人，在关键时刻也是由这些女性做决定。如陈慧珊扮演的自私的妻子，其寻找丈夫只是为了运用特殊能力为自己断案，也从反面看出陈桂彬的孤僻与活在过去的生活是被逼的。还有最后时刻何家安在枪丢失后要报警时，是其女朋友以升职为由阻止报警，并把自己的枪给了何家安。

三、“失枪”焦虑导致人性沉沦

枪，常常会在影像文本中被指认为男性的象征。而身体是由多重复杂的形态建构而成的。社会学家奥尼尔认为，人存在两种身体，一个是“生理的身体”，即“自然的身体”；另一个是“交往的身体”，即“社会的身体”。自然的身体就是“现实自我”，而社会的身体则是“理想自我”，两者之间的距离构成了身体的张力。假如两者趋近或一致，张力便趋向于零，如果两者距离渐趋扩大，便会造成主题的内心焦虑。特别是在那些“畸形”或“有缺陷”的身体中，这样的张力达到了最大的限度，甚至导致了对身体和自我的认同危机。②回观《神探》的整个故事走向，我们不难发现，“失枪”成为其中人性沉沦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枪在《神探》中也有着明显的指向——男性权利。在影片中，何家安和高志伟都成为了“失枪”的人，而失去枪对他们是个致命的打击，影片的表层意义上，何家安失去了枪就失去了晋升的机会，而高志伟失去了枪就很可能意味着失去了工作，其实在影片的深层意义上，失去了枪对他们来说就是失去了既定的男性权利，“失枪焦虑”导致其对自我“去势”危机感到深刻恐惧，焦虑过后的迷失导致二人心中鬼现形，而心中鬼的现形，又使得他们背离了法律所指代的公平和正义，滑向了人性沉沦的边缘。

四、言犹未尽的结局

最后的这段枪战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足够的华丽和惊心动魄，杜琪峰将枪战场景安排在一个四壁是镜子的房间中进行，巧妙的利用碎镜片来表现每个人心中的“鬼”高志伟的七个人和何家安的懦弱小孩儿，以及祈祷到南亚人。在何家安开枪之前，没有人会想到一直冷静、对陈桂彬崇拜并且带有些懦弱的何家安会如此的面目狰狞和疯狂，同样，也没有想到这个善良并且有些单纯的大男孩形象的警察在事后还可以很冷静的给女朋友打电话和从容不迫的布置案发现场。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杜琪峰完成了其对现实的冰冷审视和对人性的无情解剖，就像他片中一成不变的“蓝色”影调一样，忧郁晦暗，没有阳光。结局就到何家安开始思考如何利用枪支的摆放位置伪造现场时结束，电影到这里应该算是完了，但是又好像才刚刚开始，如果让何家安的故事发展下去，应该和高志伟的故事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何家安也必将陷入用一个谎言来解释另一个谎言的漩涡。

五、结语

一个故事要讲的精彩，除了要有清晰的影象叙事手法之外③，还需要精妙的谋篇布局。而《神探》在布局上正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影片贯穿在神探的查案过程中，何家安对于神探态度上的从崇拜到信任再到怀疑最后到“背叛”，最终导致了影片对人性的最残酷的揭露。而这一过程层层递进，每一次转变都有足够使人信服的细节推动。叙事的发展也从容老到流畅自如，在查案的过程插入神探的感情生活，既是性格塑造的必要，又是节奏把握的必须，一张一弛才能充分调动观众情绪和控制节奏。而在影片最后，善恶的二元对立轰然倒塌的同时，故事也峰回路转，让人始料不及。而最精妙地在于最后何家安的“换枪”，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无论他怎么摆放枪的位置，都无法达到置身事外的效果，一切都将是徒劳，然而，此时的杜琪峰却不明说，而只是把视点转换为神性视点，这种结局的布置让整个故事就象一则绝望的寓言，耐人深省。

我并不评价杜琪峰，就像别人形容的，“someonecomesfromVenus,someoneformMars.(有些人来自金星，有些人来自火星)”,但差异性并不是最根本的分歧，起码他没有偏见与傲慢带来的分歧更大。虽然《神探》这部影片在叙事结构上仍然有漏洞，但是我还是欣赏杜琪峰，以及韦家辉，欣赏他们一直坚持自我风格并且富有诚意的态度。也许对我来说，看2002年那一部《我左眼见到鬼》更合乎口味，我也真的认为表现“人人心中有另一个自我”有很多种方式，而《神探》并不是最好的一种，但是我认为杜琪峰是在认真用电影来传达思想内涵，我也就同样认真的去解析和欣赏。

参考文献：

[1]许乐.从<神探>看香港电影的偏右脑性[J].电影艺术,2009,(3)。

[2]周宪.社会空间中的身体审美化[J].引自陶东风.文化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3]对于杜琪峰警匪类型冷峻的影像风格可做详细阐述。

作者简介：李旗，女，现是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2010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