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全权代表席位之争始末

论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全权代表席位之争始末

邵向威

（海南大学，海口，570228）

摘要：巴黎和会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然而在此会议之上，中国代表团间因席位而产生的斗争給中国外交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关键词：巴黎和会；全权代表；席位

一、中国全权代表席位之争之背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各国对即将到来的和会都提前做好了准备。中国方面也不例外。1918年，徐世昌总统设置了外交委员会，专门负责就巴黎和会的方针政策、措施，为总统提供建议，同时处理一些外交事务。担任该部门的职员大多为政坛名流，有汪大燮、熊希龄、陆宗舆、王宠惠、孙宝琦、林长民等，委员长为汪大燮，在外交委员会成立时，徐世昌总统发表了演讲，其中讲到：“吾国国民深幸有此次之参战，不能不希望于此次和议之结果···诸君子研究有素，阅历较深，务希各竭心力，为我增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同样也做足了准备。“陆征祥自1917年12月第三次担任外交总长起，就积极为将来的欧战和会做准备，他一面命令各驻外使节探询交战国议和方面消息，并提出有关建议。”驻美大使顾维钧也在其回忆录中提及此事，“1918年春，美向欧洲派出远征军···我将此情况向北京政府报告，并为战后召开的和会作准备。1918年夏起，我连续发出由小组和顾在公使馆内研究写出的报告力劝政府对此加以考虑···外交部已成立一个委员会，以我寄发的报告开始研究和会之问题。我力劝政府：中国应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下的中日条约。”

1919年2月16日，张謇等人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的目的是为在对外方针上取得较为自由的发言权，在其成立宣言上即可体现出来：“中国向无外交政策，亦无所谓国民外交作用，每度交涉发生，政府临事仓皇，不知如何应付···吾人追原祸始，误于政府之无外交政策者半，误于国民不解国民外交作用者亦半···同人不敏，爰设斯会，一方表示公正民意，一方力为政府后援。”国人对于此次会议可谓看重之极，并存有美好愿望，希望在此会中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及谋得一定的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等国承诺如果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那么在战后将给予大国的地位来对待。具体为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英国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特向中国政府确实表明，自必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有大国当有之地位极其优待也’”而这样的一句承诺给中国全权代表的内部斗争埋下了伏笔。

二、中国全权代表席位之争之经过

（一）巴黎行前之风波

1、北京政府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会定于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中国驻法大使胡惟庸1918年10月31日电：“···现美专使，英、意、希腊、塞尔维亚总理···皆已到法，为和议第一步之会议。至第二步大会，为期或不甚远。中国于和会计划，谅已妥筹，和议人员已否组织？查三日以来，德潜水艇已悬白旗，巴黎海程无险。中国议和人员可否先行起程，随后明派，以免届时落后。”胡惟庸的电文中并没有具体说明中国将获得几个席位，而具体的席位数是超控在英美等大国手中，这些大国也还没给出具体的数目。

但中国方面却有不同的反应。1918年11月1日，在颜惠庆日记中记载：“陆（徵祥）来电，政府意欲在和会中占一席位，由他本人、顾维钧、王正廷、汪荣宝及我担任全权代表。”这五人中，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顾维钧为驻美公使，王正廷为广州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汪荣宝为驻比利时公使，颜惠庆为驻丹麦公使。中国政府决定派五位全权代表，说明其相信英美等大国会给予中国以大国地位。但该年11月22日颜惠庆日记又载：“陆来长电，全权代表限三人，原计划已作废。他本人7日启程···另两位全权代表是胡惟德和施肇基。”胡惟德为驻法公使，施肇基为驻英公使。由五人变为三人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决定的，理由有如下。一战中英美等国允诺会给予中国大国地位看待，但战后，这承诺并未给予实现。1918年12月27日施肇基、顾维钧于法国发回的电文为：“至全权人数，尚在电商之间，现拟办法，系领袖四战邦各派五人，余者三人，欧洲新组织之国各派二人，南美洲已与德、奥宣战而未出力之国各派一人。当告以中国拟派全权五人，万难再改种种理由。”同日，驻法公使胡惟德也来电：“惟全权人数，以坐位有限，势不能过三人。一再筹思，如必须派五员，只有每次以三员轮流列席之一法或可办到等语。”从上述材料可知，中国一直被排除在大国的行列之外，全权代表人数也不确定。而陆征祥已向多位驻外公使发出邀请，邀其成为中国代表团之全权代表。这也成了后面各代表为争夺席位为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2、广州政府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南方军政权与北方政府分庭抗礼之中，南方政府在对和会人员的派出上表现极为积极。孙洪伊为广州军政府内务部长，在1918年12月2日时向广州政府就巴黎和会之事提出建议：“可仿照各国委任他国人作代表之先例，由国会代表国民，致电美总统，请其为中国之和平会（巴黎和会，引者注）代表。一切关于中国交涉，由其代为主持。以美总统主张公理，为吾国人所信任也。一面不承认陆氏，如此虽不能完全达我目的，而破坏北方之代表，则实有余。”从此材料中可看出两点，首先是南方政府需要借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影响力来帮助其在巴黎和会中达到某种利益，其次为南北不和之情况较为严峻，可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否定了，一为美国政府承认的是北京政府，二则为南方政府也不同意该计划。

广州军政府对于北京政府已决定派五名全权代表前往巴黎，其也想从南方派出五位：孙文、伍朝枢、王正廷、伍廷芳，第五位由北京政府选派，为王宠惠。广州军政府提出的这点需经过参议院的同意方可，但在随后不久的会议中只有孙文和伍廷芳通过，其余三人全被否定。广州军政府被迫将三人设立为特使，避开约法的约束。对于广州政府的这些行动，孙文（孙中山）并不赞同，在答复广州谢持告不能担任巴黎和会特使函中即可看出：“顷接一月二十八日手书，备悉。南方派遣特使，未得国际承认，断然不能代表发言。且文亦不能受北方伪政府所委任，此事当然无从进行。若明知其不能代表、不能发言，而贸然前往，亦甚无谓。故文赴欧之行，总以将来有机会之时再往，较为适宜，望以此意转告诸同人为盼。至以总裁个人连名电北之时，代表当然不能代文列名，兄此举办法甚合。以后关于此类之事，皆以拒绝联名为宜。特此奉复，并颂近祉。孙文，二月七日。”从此文中可推出以下信息：一、国际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是为北京政府，若广州政府派遣特使前往巴黎，亦不能代表中国发言；二、广州政府如若想参加和会，需接受北京的委任，即南北共同组团。

既然哪一方都不能单独派遣代表，那只有组团这一条路可走，即保证了双方的利益，又对外显示出中国内部的团结。广东军政府总务厅长伍朝枢也赞成这种做法，其认为：“南北时局，尚待统一，此时若纯由北方派遣代表，于事实上不能代表全国···鄙意以为双方会同派遣代表较为适当。”北京政府方面亦有此意，在陆征祥到达美国时，接见了广州政府的王正廷代表，让其加入中国全权代表的行列之中，并允诺未来无论中国代表团获得多少席位，其中一个必有王正廷。陆征祥的这一允诺为后面的席位之争埋下隐患。

（二）中国代表将获得几个席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等大国承诺战后认可中国的大国地位，即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将与英、美、意、法、日处于同等地位。关于各国能获得多少席位的问题，是由四国（英、美、法、意）谈话会决定的。1918年10月31日驻法公使胡惟德发往北京的电报中并未说明中国代表团将获得几个席位，而在同年11月1日的颜惠庆日记中记载陆征祥在未知道将获得几个席位的情况下向四位公使发出邀请。根据施肇基、顾维钧1918年12月27日从巴黎发回北京电报：“···至全权人数，尚在电商之间，现拟办法，系领袖四战邦各派五人，余省三人，欧洲新组织之国各派二人，南美洲已与德、奥宣战而未出力之国各派一人···”。根据这段材料可知，领袖四国有五个席位，而中国能获得三个席位。1919年1月9日，施、顾发回国的电报为：“···据密保，四国与日本国均五人，出力战邦三人。中国与巴西有特别关系，亦均三人···”。到1月9日为止，中国所获得的席位仍然为三人。1919年1月11日，陆征祥一行人抵达巴黎。到达不久后，陆即派胡惟德、施肇基、顾维钧分别前往法国、英国、美国外部协商，望能增加中国代表团之席位。1月15日，陆征祥发往北京的电报为：“···均谓中国人数，法原主张三人，但某国主张二人，致法未能如愿。但据某外部称，中国全权二人乃系法所主张···”。该电报显示中国代表团席位由三个变成了两个。虽然变成了两个，但代表团仍未放弃争取，陆征祥总长还致电北京政府查找一九一七年英国政府允诺给予中国大国地位之照会，并设法补救。但至始至终，中国无法改变两个席位的命运。短短的几个月，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从五个降到了三个，最后变成了两个，其变化如此之大，让人感慨中国之国际地位。

（三）谁能代表中国出席和会？

大会规定全权人数各国政府可自行决定，惟列席人数不得超过会议决定之数。即中国可随意决定其全权人数，但每次会议中国方面只能派两人去参加。中国代表团方面决定选派五人作为全权代表。但五位代表的排位是怎样？排位的问题使中国代表团内部的矛盾问题达到了高峰。所选的五个全权分别是：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陆征祥作为中国的外交总长，担任第一席位是毋庸置疑的。关键在于第二席位由谁担当，竞争者有王正廷、施肇基和顾维钧。魏宸组表示放弃第二席位。

上文已提到过南方政府欲与北京政府进行合作，而王正廷代表的正是南方政府。且在陆征祥前往巴黎的途中曾给予王正廷承诺，无论未来中国将获得多少个席位，其中必将有一个是王正廷的，另一方面，1月17日陆征祥给北京政府的回电中表现愿让王正廷担任第二席位，以便对外表示中国南北政府是一致对外的。17日陆征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请转呈大总统···用正式命令任议和全权委员。”由于时间紧迫，中国代表团在未得政府的正式任命前先行决定了中国五位全权的排位顺序：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中国代表陆征祥、王正廷参加会议”，18日，代表团即按照自行决定之顺序参加了和会，并将此名单交往大会。1月21日北京政府的任命才到达：“特委陆、顾、王、施、魏充赴欧参与和会全权委员。此令。”此条迟来的命令在看似平静的中国代表团的水面上炸开了花，首先是顾维钧代替了王正廷第二之席位，而施肇基也从第三的位置掉到了第四。出现此状况的原因为当徐世昌总统收到电报后，即转交给了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对此排列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如伊请假，次席代表，将负主持代表团责任，而王正廷本是南方军政府所派，以主团务，在王正廷将有两姑间为妇之难，在政府亦将有指臂不克相使之苦，不如以顾居次，以王居三，较为相宜：因顾少川（顾维钧字少川，引者注）系驻美公使，与威尔逊较熟，而此次和会中，我方倚赖美国之助力正多也。”汪大燮认为陆征祥总长常年生病，如若把王正廷安排在第二之席位，当陆离席之时，则代表广州政府的王正廷将控制整个中国代表团。而顾维钧为驻美公使，与美国总统威尔逊保持良好的友谊，让其担任第二席位，将有助于北京政府控制中国代表团。

顾维钧相对王正廷、施肇基的资历来说较浅，现把顾至于王、施之前，这必定引起二人的不满。果然，当电报发到巴黎时，二人即对顾表现出不满。同时也使陆征祥总长处于尴尬的处境，第一，陆先前以承诺王正廷会给予其第二席位之为止；第二，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已上交巴黎和会，现又更改，不便解释。于是，2月9日陆征祥总长提出了辞呈。北京政府为解决此事，复电陆，恢复其原来之顺序，即王正廷排列第二。由此排序事件的发生，中国代表团采用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方式来解决：五个全权代表都有机会出席会议。即当大会进行到某特定领域时由擅长该领域的全权代表出席。如王正廷全权对经济领域有研究，当大会召开关于经济类的会议时由他出席。此办法暂时缓解了代表团的席位之争。

事与愿违，中国代表团的席位又出现了问题。1919年3月，广州政府特使伍朝枢抵达巴黎，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让其加入中国全权代表行列，这意味着中国全权代表将由五人变为六人。伍朝枢给出的理由为：“葡萄牙亦有占二席派六人之先例。若不列席之全权，非驴非马，腾笑中外，个人关系甚轻，影响南北甚大。”但北京政府拒绝了伍的要求，原因是名单顺序公布已久，现难于再改。北京政府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派伍朝枢参预欧洲和会事宜。除对外全权人数业经派定，应仍由各全权列席外，所有内部讨论，伍朝枢应与胡、汪、颜、王诸使一并列席，加入可决可否之数。”其意为全权人数仍为五人，但在中国代表团开会时伍朝枢可以参加，并有投票权。至此，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席位之争之问题基本已解决。

三、中国代表团出现席位之争之原因

首先，中国席位从五个降到三个，最后变成二个。这是出现席位之争的根本原因。中国从一个“大国”的地位将到了三等的国家，是中国外交上的失败，也是中国国际地位低落的表现。全权的人数全由五大国决定（英、美、法、意、日），而中国最后只能被迫接受。

其次，是北京政府与南方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如广州军政内务部长孙洪伊给广州非常国会参、众议院院长林森的电报为：“···以美总统主张公理，为吾国人所信任也。一面不承认陆氏，如此虽不能完全达我目的，而破坏北方之代表，则实有余。”从该电报中看出，孙洪伊希望美国总统威尔逊能代表中国政府（实为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这一方面即否定陆征祥的总长职务，另一方面又起到破坏北京政府所派出的代表团的作用。可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南北政府的不和，使中国代表团于整个巴黎和会期间浪费了大量时间来解决不和而产生的问题。

最后，陆征祥本身的懦弱也是使整个中国代表团出现席位之争的重要原因。陆征祥作为中国的外交总长，有着开山辟地的权力，往往却因某种小事而表现得懦弱无为。在颜惠庆的日记中记载：“会上王提出了名字排列顺序问题，在王、陆、施之间引起争吵。施毫不留情地逼陆拿出密电来，指责他说假话。陆最后眼泪汪汪被迫拿出最后一份电报了事。”又如1919年2月9日，当代表团陷入席位之争时，陆选择了辞职。陆征祥也多次以生病为由前往瑞士养病，逃避了和会期间的事务。这无疑给中国代表团带来很大的影响。

四、总结

巴黎和会是近代以来一个非常重要之会议，也是中国头一次以战胜国的名义来参加会议。中国上下对此会可谓看重之极，因为通过此会议，中国有可能改变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并提高其国际地位。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当时的中国处于南北分裂之状况，政见不同，人心不定，南北相互猜疑、破坏，这势必注定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将非一帆风顺。席位之争虽然很快即解决，但其留下许多的后遗症，如各代表间的不和，南方政府随时都想取代陆征祥这个外交总长的位置。这些问题伴随着和会的始末，使中国代表团不能一心一意地解决外交问题。这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憾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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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邵向威（1994.8—），男，河南省夏邑人，海南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