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小说中的自由化叙事——以《万寿寺》为例

王小波小说中的自由化叙事——以《万寿寺》为例

王海燕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

摘要：王小波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具有明显的自由化叙事特点。《万寿寺》中多维度的空间叙事结构和恢弘的想象凸显了王小波的自由化叙事特点，成为先锋文学中最闪亮的一笔精神财富。

关键词：万寿寺；多维度空间叙事；恢弘的想象；王小波

笔者认为，先锋派作家有着自由的思想，崇尚自由意志。而这些追求自由的先锋文学作家们创作出来的作品也都具有自由化叙事的特点。王小波作为当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具有明显的自由化叙事特点，以《万寿寺》为例，其多维度的空间叙事和恢弘的想象构成了作品的自由化叙事效果。

（一）多维度的空间叙事

笔者认为在《万寿寺》中包涵着三个维度的空间叙事，其中维度与维度之间叙事也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互相交叉联合，通过主人公的自我代入将各个维度的叙事交叉在一起，并且使故事呈现出一种错置的混沌叙事，而作家的自由意志在这样的混沌中体现出来。

首先是作品中的“我”以及“现实”的万寿寺构成一个层次的维度，失忆的“我”和妻子所处的维度则是同一个维度，这是故事的第一个叙述维度。这个维度的叙事时间是当代，叙事地点是在北京城里。

小说从一开始的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写到：“我的过去一片朦胧……”，主人公“我”一场车祸以后，发现自己失忆了，既然失忆，那就代表需要找回记忆，于是主人公通过在现实中遇到自己的妻子，上级，表弟，表弟媳等现实中的人勾起自己的回忆，从而开展了第一维度的叙述。

然而失去了记忆的主人公恰恰达到了以前的从未有过的思想自由的状态，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心理愉悦。于是有着自由思想的主人公发现了自己曾经的手稿，原手稿中的故事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第二个维度。这个维度的叙事时间是晚唐，叙事地点是在湘西凤凰寨。

在“我”失忆之后，由于失忆带来的思想解放和无限的想象，“我”推翻了原手稿的故事，重构了另一种可能的薛嵩的故事，而这种可能又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我”对故事的每一个情节都进行了多种可能的假设，这种由假设构成的新的故事则成为了第三个维度的空间叙事。

而这三个维度的空间叙事有其独立性，但是更多的是互相交叉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我”这个主体。手稿中的维度是“我”的想象空间，既然是“我”的想象，也就寄托了“我”的期待。手稿中的想象可以说是“我”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现实的不自由导致了“我”渴望在手稿的想象世界找到自己的自由。就像作品中写道:“我对这个故事有种特殊的感应，仿佛我就是薛嵩，赤身裸体走进湘西的炎热，就如走入一座灼热的砖窑”。手稿中的薛嵩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关系主要就是“我”渴望成为薛嵩，试图成为薛嵩。但是不管想象多自由，现实中的“我”也依旧是不自由。

随着主人公后来一步步恢复了记忆，过去不再是一片朦胧。记起了妻子和“我”的相遇过程，记起了和表弟度过的日子，记起了“我”的工作，记起了现实中的一切。那种无意识的想象也停止了，“我”更是发现了自己的生活是如此普通，如此平庸。

作品中失去记忆的“我”是处于“混沌”的状态，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一切就在混沌中被表现出来。其中作家想表达的“我”对自由的向往，对性的不避讳，对不庸俗的追逐等等，这些都在“我”无意识的想象中表现出来，而也正是“我”的无意识才构造了这三个维度的空间叙事。这三个维度的叙述体现了作品的自由化叙事特点。

（二）恢弘的想象

想象是把过去经验的记忆和先前形成的心中之象在某种新刺激下重新合成新结构的过程。而《万寿寺》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作品中运用了恢弘的想象，大量的运用想象也是使《万寿寺》迷人的原因。

正如荣格所言：“每一个原始想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一点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着同样的路线。它就像心理中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流成一条大江，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在宽阔而清浅的溪流中向前流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重新面临那种在漫长的时间中曾经帮助建立起原始意象的特殊环境，这种情形就会发生。”

《万寿寺》中“我”的手稿中的内容就全是“我”的想象，首先是地点的想象，“我”身处当代的北京城里，但是“我”却想象了一个湘西的凤凰寨，想象了一个如原始社会一般的寨子，在这里“薛嵩穿着竹笋壳做的凉鞋，披散着头发，把铁枪扛在肩上，用一把新鲜的竹篾条拴在腰上，把龟头吊起来，除此之外，身上一无所有。”在此处，薛嵩就是一个以原始人一样的身份登场，你甚至完全想不到他曾来自于繁华的文明的长安城里，是受过所谓文明教化的人。可以说这种想象很大胆，很奇妙。

其次是人物的想象，薛嵩，红线，老妓女和小妓女，这些都是“我”的想象，但是这想象不是空穴来风，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现实的影子，就比如那个老妓女，作品中就说过，她和“我”的表弟有很多相似之处。

再以薛嵩为例，前面已经说过，薛嵩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薛嵩就是理想中的“我”，薛嵩的生活就是“我”渴求的生存状态。“我”是一个受过文明教化的人，是当代社会中所谓知识分子的一员，所处的单位是历史研究所。而薛嵩也是长安城中受过教化的人，“我”和薛嵩不同的是，“我”不能将自己的所有抛弃，然后去一个像“湘西凤凰寨”这样的自由场所，而薛嵩却这样做了。这是“我”对薛嵩的期待，也是“我”的理想。姚斯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使人忘却自己的存在，使自己“上升到人类”。“净化”是艺术交流的极致与终点，是艺术改变人们行为方式的开始。而在《万寿寺中》中，手稿中的无限可能性的故事就是净化后的“我”的理想，“我”渴望不平庸的生活，但是随着记忆的恢复，“我”无奈的发现“我”生活就是真实的平庸，但是不甘平庸的“我”在想象中寻求“不平庸”，在想象中探寻人类的终极意义。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切都无可挽回的走向了庸俗”，恢弘的想象也还是回归到现实，回归到现实的平庸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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