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静2.杨保红谢彩红
(1.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河南郑州4500002.武陟第一河务局河南焦作454950)
中图分类号:K9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1)11-0000-01
内容摘要: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始建于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是雍正皇帝为纪念在武陟筑坝堵口、祭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而修建的,被称之为嘉应观。作为中国治黄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色彩,也产生了许多领先于当时的理论结晶,给现代治黄事业带来了诸多启示。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史资料并赴实地考察研究,从神龙文化、政治文化、堵口文化、思想文化、名人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八个方面对黄河“嘉应观”水文化特色进行了认真探析。
关键词:黄河水文化特色
嘉应观,俗称“庙宫”,位于河南省武陟县城东南13公里处的嘉应观乡二铺营村。始建于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是雍正皇帝为纪念在武陟筑坝堵口、祭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而修建的,集宫、庙、衙三位一体的清代官式建筑群,被称之为“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作为中国治黄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色彩,也产生了许多领先于当时的理论结晶,给现代治黄事业带来了诸多启示,特别是其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充实了黄河文化内涵。
神龙文化。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嘉应观陈列的神龙史料中,有首创龙图腾的太昊伏羲,有用龙作为部落图腾的黄帝。“中华第一龙”蚌龙和二里头“中国龙”等在嘉应观也有图文介绍。嘉应观铜制御碑上有雍正亲书的“特命河臣于武陟建造淮黄诸河龙王庙。”但是观中的主要神灵不是通常的龙王,而是在民间被广泛崇信着的各位大王、将军。这是因为从明清两代起,民间黄河水神的形象,与官方龙王一统天下的形象有了很大差别。在沿河居民、渔民、船工、治河官员与河工中,普遍崇信由治水有功的官员和河兵转变为河神的大王与将军。清朝末年成书的《敕封大王将军纪略》对各位大王、将军有详细记载,而嘉应观因此成为保存历史信息、研究黄河水神的标本和活化石。
传说中最早的黄河水神是河伯,而《河伯授图》的传说表明了河伯与大禹的传承关系。嘉应观最高的建筑是禹王阁,阁内塑禹王锁蛟像,站在阁上就可以看到茫茫黄河。中大殿主供的是御封四家大王,即金龙四大王谢绪、黄大王黄守才、朱大王朱之锡、栗大王栗毓美。金龙四大王谢绪本与黄河没有多少关系,因朱元璋的大力推崇使其成为黄河中最有地位的一位神灵。东西配殿内所供奉的十位龙王,有的有大王的封号,有的却只是历史上治河的功臣。即:白大王、潘季驯、王景、贾让、贾鲁、宋大王、刘天和、齐苏勒、嵇曾筠、林则徐。与大王有所区别的是,将军们生前大半是下层官吏、河兵和平民。具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治河的下层官吏转化而来。第二类是生前有异常表现的人,第三类将军的形成,与祭河工程中的人殉大有关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嘉应观旧时有其塑像的杜(堵)将军与党(挡)将军。
古人把很多不能理解或解释的自然现象都归结于神,认为一切都由神来主宰,把任何事物都当成崇拜对象。这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是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在现代社会,人类干扰、控制和征服自然的力量已经大大加强。面对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人,自然已然是一个弱者,自然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已经荡然无存。现代人尊重自然更多体现在亲近自然、感激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基本精神。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强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意识,努力实现人水和谐。
政治文化。“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带,人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康熙皇帝的话道出了黄河与国家稳定的关系。为了把黄河治好,历史上不少帝王宵衣旰食。清康熙帝非常重视黄河治理,曾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写在皇宫的房柱上,六次南巡均到治河工地勘察。雍正皇帝重视黄河治理不让乃父。康熙末年到雍正元年,黄河在武陟频频决口,洪水顺地势北流,为患华北,威胁京津,震惊朝野。雍正一上任首先派出重臣堵复黄河决口,堵口成功后,命人建造嘉应观。雍正二年河道副总督嵇曾筠常驻嘉应观,主持河南、山东河务,嘉应观成为治黄指挥中心,雍正七年移驻济宁后,彰卫怀河务道仍驻武陟。
嘉应观浓缩了中华五千年治河经验,反映了黄河治理发展的轨迹,折射着黄河历史发展的脉络,是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博物馆。有学者认为,是黄河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了,是黄河让国家实现一统,并走向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治黄60年战胜历次黄河大洪水、三次大复堤,取得治理黄河的巨大成就证明,党和国家的重视是治黄事业成功的关键。
堵口文化。黄河堵口,历史悠久。古人就成功地创造了立堵、平堵和混合堵技术。堵口风险高,难度大,又不得不做。在长期的堵口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约定成型的堵口习俗和文化。一是堵口前要祭天祭神。西汉瓠子堵口,汉武帝亲临施工现场祭礼,沉白马、玉璧以求“河伯”的佑助。明、清时期,盛行请“大王”“将军”。清顺治年间封丘荆隆宫堵口,河官们把民工中一个叫党柱的人封为挡将军,活生生捆入埽内扔下河去。二是建祠立碑,纪念堵口胜利。特别是社会安定,国力强盛,成功地堵口往往成为当权者树碑立传的好机会。“黄河图说碑”就是明朝刘天和赵皮寨决口后专门刻制的。正是在这种堵口文化影响下,雍正皇帝在武陟堵口及筑堤取得成效后,才下诏书修建嘉应观,以祭祀河神和这次治河活动,嘉应观就是黄河堵口文化的一个标本。
黄河堵口文化象一面镜子。学习和研究古代黄河堵口,对我们今天的治河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全河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的防洪堵口、堵漏技术研究,并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诞生了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在堵口工程研究中的不断应用,必将会有更多创新成果的出现,使这一古老技术重放光彩,并在确保防洪安全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黄河的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贡献。
思想文化。嘉应观纪念的治河人物集中体现了数千年治黄史中,在治黄思想上的纷争不断。而治黄思想的论争在汉代、宋代、明代形成了三个高潮。西汉时期有著名的贾让三策。贾让三策是上策人工改道,中策分水灌溉,下策加固堤防。贾让三策将当时治河理论推向了最高峰。东汉影响较大并成功实践的是王景的“缩短河长”“宽河行洪”的主张。北宋时期最大的争论是黄河的东流与北流之争,一方主张回河东流,一方主张让黄河改道北流,最终提出了“宽立堤防,约拦水势”的治河主张。但因全面修筑遥堤工程浩大,国力不足,未能实施。明代的潘季驯将治河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提出的“束水攻沙”方案,对后世治河影响较大。清代的靳辅、陈潢等均奉行以水攻沙方略。靳辅、陈潢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做出许多贡献。
嘉应观厚重的黄河历史与文化,传承着古代治水思想的精髓,为当代治河提供了科学的参照和借鉴。正是以古代治河思想为基础,李仪祉逐步建立起了中国近代科学的治河思想体系。王化云是新中国治河方略的集大成者。在总结长期治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李国英提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河全新理念,开历代治黄方略之先河,也是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长期研究与实践的结晶。以水为师,人与河流和谐相处恰如一把金钥匙,开启了黄河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名人文化。嘉应观不仅是祭祀黄河河神的庙宇,还是纪念表彰历代治河功臣的场所,从大禹到各位大王,都是历史上参加治黄建立卓越功勋的功臣,嘉应观保存了一部完整的、形象化的中国古代治河功臣谱。贾让、王景和潘季驯代表了治河理论的三个高峰,王景治河后800年安流的卓越成效尤为世人传颂。“贾鲁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则是后人对贾鲁治河的客观评价,可见其功大于过。明代的宋礼、刘天河和汶上老人白英在嘉应观都有其事迹记载。清代的河道总督齐苏勒、嵇曾筠是与武陟黄河堵口、建嘉应观密切相关的治河人物。雍正皇帝专门下令在嘉应观西侧为其建神祠的陈鹏年,为官清廉、勤于政务,最终累死在武陟堵口工地。以虎门销烟著名、以“苟利天下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的林则徐,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人物,但其曾任河道总督和大量治水功绩却不为一般人所了解。
嘉应观留下了诸多彪炳史志的治河功臣和治水佳话,始终散发着英雄主义与民族忠魂的神圣光辉,是一部千年治河的英雄谱。大禹的求实负责和奉献精神,谢绪投江名志的爱国精神,陈鹏年的殚精竭虑,以身殉职的敬业精神,民族英雄林则徐不畏艰险不畏强暴的精神。这些精神汇总起来,就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不惧艰难险阻,坚韧不拔,永往直前的民族精神。
建筑文化。我国古代建筑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风格,成为世界建筑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河南省有3处保留清代官式建筑的木构建筑群,嘉应观是其中最早,并忠实保留了清代官式建筑特征1处。因为嘉应观集宫、庙、衙于一体,建造时仿故宫的布局设计,严格按照《工部工程做法规则》建造,特别御碑亭造型独特,六角重檐,伞形园顶,金黄色琉璃瓦覆顶,酷似清朝皇帝的皇冠。建筑构件和附属文物巧妙地运用木雕、砖雕、高浮雕、琉璃、铁铸、铜铸等工艺,并融合了圆雕、高浮雕、镂雕、阴刻等不同技术,件件作品巧妙完美、形象传神。嘉应观的“三绝”,一是高4.3米的御碑列全国铜碑之冠。二是大王殿天棚上的65副满清彩绘龙凤图,构图古朴典雅,色彩鲜艳明快,意蕴深沉幽远,充分体现了满清民族的独特文化氛围。三是钟楼上的铜铸,钟上铸着八卦图,能奏出不同的声音。
嘉应观建筑群就像一部石刻的史书,让我们重温祖国的历史文化,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供人观赏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嘉应观整体建筑保存与发展的事实,启示我们要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既要保护旧的,也发展新的。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历史文化、传统作为基础。没有优秀文化和传统的现代化如同无土之木、无源之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它们完好地保存下来,流传后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宗教文化。嘉应观作为清代皇帝祭祀黄河水神的道教寺院,相传首任道长为润毓道长,有碑记可考的是咸丰至光绪年间任住持王守义。嘉应观庙碑上精确记载着寺庙土地,收成则是道士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嘉应观建成后,雍正年五年三月黄河水清两千里,持续26天,雍正皇帝为此写下了数千言的《圣世河清普天同庆谕》,并亲自撰写《告河神祭文》命钦差大臣赴嘉应观祭祀河神,祭文内称黄河之神为“四渎称宗”,使淮黄诸河龙王庙嘉应观在江渎庙、淮渎庙、济渎庙之上,成为全国江河神之首。嘉应观由此成为雍正王朝专门祭祀黄河之神的庙宇。雍正在位13年共4次亲撰祭文,命人前来祭祀。乾隆皇帝也曾在嘉应观御祭河神,并御书“瑞应荣光”匾额给嘉应观。
从本质上讲,任何宗教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的心灵问题和生死问题。如果放下所有的成见,以一颗真诚的心去重新审视我们古老的东方文明,去重新倾听古代先哲们的心声,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宝藏。
民俗文化。嘉应观作为龙王庙,具备庙会文化的一般特征。如每逢喜庆之日舞龙灯,农历二月二祭龙王等。但其具有特色的还是与大王、将军传说相关的风俗。嘉应观隆重的庙会一年有两次,一次在农历九月十七日,传说是“金龙四大王”谢绪的生日;一次在农历腊月十四日,传说是“黄大王”黄守才的生日。嘉应观的南跨院原有戏楼,上演安澜戏是其主要功能。旧时在农历九月当年防汛工作结束后,由河务部门出资请戏班演三天的安澜戏,与一般戏不同之处在于,要在戏台对面设立大王的“神棚”。
对于这些民俗文化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态度,要向健康向上的方面引导,使传统民俗文化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发扬优良传统,拣回民俗文化中闪光的部分,清理那些有害的陋习。从民俗民风、社会心理入手,因势利导,移风易俗,寓教于乐,入情入理地将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民众中间,使其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净化环境,稳定社会。
黄河宁,天下平,穿越历史的沧桑与悠远,实现维持黄河健康生命,让黄河造福于民,是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今天的黄河,是从昨天的黄河演变而来。嘉应观就像耸立在中国治黄史上的一座丰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嘉应观黄河文化,作为人类直接实践于黄河治理事业,并逐步形成了人与黄河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的辩证关系,丰富、拓展着黄河水文化的外延和内涵,形成了其独有的特色和魅力,久远地放射着夺目的精神光辉。
参考文献:
[1]山曼:《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
[2]吴筼孙辑:《豫河志》,民国12年(1923)鉛印本.
[3]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
[4]王荣陛:《武陟县志》,道光八年编修.
[5]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案雍正朝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