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美术创作的源泉

生活——美术创作的源泉

丁锋

美术创作源于社会生活，又服务于社会。任何一部作品的问世都是以生活为基础的，是生活中的真、善、美的再现，给观者以教育，既扩展了视野又培养了审美能力。试想，不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美术创作，将是怎么样呢？

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从描写对象难易的角度强调绘画的真实性，如韩非子论画说：“夫犬马人所知也，量墓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中国绘画的一些优秀传统如“师法自然”、“图真”、“以形写神”等，都是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创作原则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曾说：“艺术家的心应该像面镜子，真实地反映自然界。”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这种精神。

法国在19世纪30—70年代间，曾掀起一股强大的现实主义美术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库尔贝。他提倡的现实主义美术既反对僵化了的学院派，也反对过分理想化的创作倾向，认为现实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题材，坚持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库尔贝的现实主义艺术主张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波及到欧洲各国。

俄国19世纪下半叶的巡回展览画派也是创作源于生活原则的有力执行者，他们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原则为思想指导，坚持真实地再现当时俄国的社会生活。

我国的美术创作亦如此。如王兆中的油画《黄河》系列，举世瞩目的黄河已绝非自然河流的概念，其象征意义非常广远博大。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古老的河流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丰富的文化内蕴放射出反映民族精神的熠熠光辉。源于这一生活现实，王兆中以黄河为主题的系列作品，通过对船工朴实形象的塑造，表现了画家对民族及人类的深切关注。他不以画面的表层现象取悦观者，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迎合艺术市场的垂青，而是以自己对黄河船工生活的真切体验，满怀激情地塑造了这个群体的内在精神，在其作品中，船工刚毅的形象，一个个体内勃发着作为自然的人不可或缺的生命之源，便是以现实的角度，发掘出人类心灵深处难以抗拒的，由创造生活的意识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命意志。人物以黑褐色的面目出现，柱状的造型让人感到像是深扎河底的石桩。同时作品似在告诫人们，靠天、靠地、靠神灵的庇佑，都是虚无缥缈的，只有“现世”的创造与抗争，才可以体现生命的价值，唤醒人们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深刻内省。

再如花鸟画家李智纲，他的创作就是以现实生活为源泉的。太行山是李智纲的生活基地，他常到太行山去观察那里的花卉、草木、山石，北方山水和花鸟的纯朴、凝重、博大、粗犷、雄浑浸透了他的画风。他很少画文人常画的梅兰竹菊，常常以独具的艺术慧眼去表现那些司空见惯又很少有人画的题材，晚秋的太行，漫山红遍，层林尽染，亮晶晶的大红柿子如颗颗明珠点缀在山间枝头，于是他以诗人浪漫的诗句为契机：“九月柿子红，树树挂灯笼，红灯千万盏，满山香气浓。”画了许多以深秋柿子为题材的作品，他的代表作品以太行山的一品红、仙人掌、柿子、刺梅为内容，笔墨泼辣苍劲，色彩清新亮丽，气韵生动，饶有诗意，令人百看不厌，开拓了美术的表现领域，挖掘了新题材思想内涵。由此可见，他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无一脱离现实生活基础。

在中国现代美术活动中，扎根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美术家们在解放思想，打开眼界，努力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深入进行美术风格和艺术语言的探索，广泛借鉴和吸收各种表现手法，使扎根现实生活的美术创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开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闻立鹏的《红烛颂》借鉴了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艺术语言，极富表现力和思想深度；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果实》等作品，吸收了西方古典绘画的手法，使中国肖像油画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罗中立的《父亲》借鉴和采用了照像写实主义的手法；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借鉴了自然主义的某种手法；钱绍武的《李大钊纪念碑》吸收了西方立体主义的某些因素，等等。这些美术家的创作风格不同，手法各异，但他们的艺术是扎根于现实的，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就都是现实主义的，真正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专业和业余美术创作活动提供有益的经验。

责任编辑王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