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美丽(普兰店市南山医院辽宁大连116200)
【摘要】抑郁症是临床上出现机率较高的一种情感疾病,情况严重甚至会对患者正常学习、生活、工作产生消极影响,这种疾病产生的危害已经逐渐与癌症、心血管疾病等相提并论。虽然目前临床上具备一些治疗药物,但治疗效果却不是非常理想,部分学者把无法获得理想疗的抑郁症划分在难治范围内,统称为难治性抑郁症。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探讨难治性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希望能够给予相关工作者一些借鉴或帮助,或者为该疾病的临床治疗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难治性抑郁症发病机制探讨分析
【中图分类号】R74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1752(2013)10-0053-02
1.前言
大量研究数据及资料显示,大约三成重度抑郁症患者使用相关药剂进行治疗完全没有反应,四成慢性患者反应缓慢,进而在疾病发展过程中逐渐转为难治性抑郁症。目前难治性抑郁症定义没有获得统一,一般认为该疾病应该符合CCMD-3或ICD-10诊断要求,另外采用至少两种适宜量的抗抑郁药物进行为期6周治疗,疗效微弱甚至无效[1]。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发病机制没有获得统一,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其致病因素主要包括遗传、解剖构造异常、社会心理、生化、内分泌、免疫等内容。
2.难治性抑郁症发病机制
2.1遗传因素
在对抑郁症患者相关资料调查过程中存在40%~70%的遗传致病因素,抑郁症患者家族尤其是关系特别近的家属引发抑郁症的机率较高,且女性由于遗传而发生抑郁症的机率略高于男性。有学者筛查不同种族寄养子与双生子的基因,发现5-羟色胺机制里存在一些不同基因,5-HT2A受体在人类思想精神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这些基因的不同可能对中枢5-羟色胺体系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发展成为抑郁症[2]。
2.2解剖构造异常因素
首次引发抑郁症会降低乙酰天门冬氨酸肌酸含量,但海马体积没有发生改变,若疾病频繁复发则会出现海马体积缩减情况,患者行为情感、正常记忆等都受到阻碍,产生免疫作用逐渐增加抑郁症的治疗难度。部分学者运用分析措施对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纹状体、右侧壳核与病情之间潜在联系进行研究,发现纹状体、右侧壳核与病情现状呈正相关。另外该部分患者海马萎缩程度较大,其中尾部减少最为显著。采用频率较高经颅磁刺激时,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前额左侧、四周、叶背外侧、基底节、扣带回膝下等区域血流发生改变。目前医学领域中关于解剖构造异常因素导致难治性抑郁症的研究资料比较少,其详细作用机制仍存在广阔挖掘空间。
2.3社会心理因素
难治性抑郁症发生及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刺激性事件,给患者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是疾病反复出现、难以根治的关键性因素。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社会生活环境强度显著高于一般人,其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提示社会压力及心理负担都可能属于疾病发病机制范畴。研究资料证实患者机体内分泌功能会受到应激事件影响,其情绪、人格、应对手段等方面相应发生改变,冲动、焦虑、暴躁、强迫等性格人群极易诱发抑郁症。由此可知不稳定的性格及人格特征会导致患者在缓解生活压力及心理负担时,极易诱发各种负面情绪,进而阻碍抑郁症的治疗。
2.4生化因素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单胺类神经递质传输效果削弱是难治性抑的致病因素,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等等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致病反应最为突出。5-羟色胺在神经递质中占据核心地位,其作用效果降低会影响患者性功能、心理状态、内分泌、食欲等各个方面。此外难治性抑郁症患者5-羟色胺在血小板中的含量偏低,可能受到药剂或其他摄取体系阻碍,导致总含量趋向降低。阻滞症状突出的患者可能其血小板中5-羟色胺的摄取机制存在障碍,进而引发难治性抑郁[3]。5-羟色胺具有调节情感、睡眠、警觉、记忆、食欲和性功能等的作用,去甲肾上腺素能低下可引起精神运动性阻滞,从而影响5-羟色胺的摄取机制。多项证据表明多巴胺可能参与了使情绪紊乱的作用机制,且抗抑郁剂安非他酮就是多巴胺的选择性抑制剂,对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作用较小,提示多巴胺在抑郁症发病中的作用不应忽视。动物研究还提示抑郁症患者多巴胺能低下导致海马-额叶皮质突触的可塑性受损,而出现认知功能损害。
2.5神经内分泌因素
监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17-羟皮质类固醇与血浆皮质醇可知,其分泌血浆皮质醇量明显超出正常范围且具备昼夜规律,提示患者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功能障碍可能性较大。难治性抑郁症患者与一般人群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含量数据间统计学差异显著,患者HPA轴受损程度可能更大,处于持续亢进状态,临床表现为记忆缺失[4]。
2.6免疫因素
免疫体系发生改变是重症精神疾病的引发因素,有学者认为患者大脑能够与免疫体系构成一个联络网,免疫体系在变化过程中会对大脑产生刺激作用,进而导致患者情感认知、生理行为等方面产生相应改变。国外实践数据表明抑郁症患者血清IL-6含量明显高于一般人群,说明在抑郁症发生发展过程中淋巴或单核巨噬细胞处于激活状态,也显示难治性抑郁症与免疫因素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国内有资料显示IL-6和TNF-α血清含量变化会触发患者焦虑情绪,绝望感因子趋向提升,另外IL-6还会影响正常睡眠,TNF-α和阻滞因子分之间则存在正相关联系[5]。由此可知IL-6与TNF-α这两种炎症细胞因子在血清中的含量数值可以直接体现抑郁症患者疾病程度。
3.结束语
近几年以来,我国医学领域将难治性抑郁症列为重点研究对象,其发病机制更是广泛关注的热点。难治性抑郁症发病机制涉及的范围及内容多且复杂,虽然本文所探讨的部分理论基于推理假设逻辑,仍然存在较多未知领域,需要在未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深入研究,但是相信一定能够给予难治性抑郁症临床治疗提供些微启示,或者给予该疾病研究者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郑军然,张波,孙学礼,李静.难治性抑郁症临床特征研究[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1.23(01).354-355.
[2]付华斌,陈峰,罗克勇,周小东.难治性抑郁症的研究进展[J].解放军医药杂志.2011.35(03).477-478.
[3]王东林,林文娟.细胞因子与抑郁症发病机制研究进展[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7.29(09).1094-1095.
[4]钟盈花,瞿正万.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特征、发病机制及治疗研究进展[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2.32(12).627-628.
[5]张延霞,张桂青.难治性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研究现状[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1.33(30)80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