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广永高新文(潍坊市经济学校山东潍坊262200)
摘要:苏轼一生充满坎坷与曲折,不管他被贬到哪里,他会在儒、释、道合一的哲学文化影响下,把做人与做事区分得非常清楚。
关键词:儒释道合一做人做事经世济时
《林语堂·苏东坡传》曾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大概与他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有关。
传统中国哲学的思维特征,主要是理智的直观和经验式的把握对象,以及在把握自我生命价值的体认方式中创造生存意义的知识。如儒家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道家的“心斋”、“坐忘”,以及禅宗的“顿悟”,都是主张人们首先要虚怀接纳万物,以寻求社会实践的种种经验,并进而否弃外在征取,反归内心,启明本心,超越有形,升入无我之境。在儒、释、道合一的哲学文化影响下,苏轼在现实生活中,把做人与做事区分得非常清楚。
一、在做人方面比较随意。苏轼爱才如命,但他接触、推举的人中,很少有人会不去害他,更不要提回报了。可苏轼依然过着他安安稳稳的日子,后被贬到海南,仍旧是陶潜一般的田园生活。有言道:“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尽管如此,他仍宽以待人,让人实在佩服。他一生虽屡屡遭贬、经常遭人陷害,却从不记仇,更不记恨任何人。像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不管李定等人如何对待苏轼,苏东坡从未恨过一个人,最多只是不喜爱而已。在他看来,恨一个人代表自己的无能与懦弱。在他的这种观点下,一些“坏人”试着改变自己“坏”的身份。当然这也使他自己少受了一些苦,可谓是利人利己了。苏轼一生被贬官十几次,他总是坦然处之,即使被贬到海南,他照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二、在做事上他却认真得很。初入官场,不顾自己官小言微,面对王安石的变法,他敢于据理力争。司马光上台后,那时的苏轼已非初入官场,但对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变法,苏轼又据理力争。在朝如此,在地方,同样是认认真真地为地方、为百姓做事。在这点上,他与陶渊明可不一样。虽然苏轼对于陶渊明情有独钟,他除了反复“和陶”,还对陶的人品、个性、诗艺、人生观和处世态度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借鉴,并曾把陶渊明当作自己贬岭海时期的千载挚友,“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他甚至还屡屡唱道:“渊明形神似我。”“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在东坡看来,陶渊明对他影响最甚者,乃是陶的内在品格的“真”。他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从“任真”的角度把握了陶渊明的精神实质,获得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苏轼学陶,也绝不是“案其形模而出之”,而是遣貌取神,通过探其“理”以“正志完气”,进而“达其文”的。事实上,苏轼对陶渊明的隐身独善、既避世又避人、在田园诗中消磨自己的消极作法是并不赞同的,这成为东坡儒释道合一的最大特点之一。
三、苏轼的主动人格。苏轼自我生存价值的可贵,在于他能在如梦如醉的人生历程中保持着清醒的主体意识,坚持着淑世惠民的品格,成为一种光耀的“主动”人格的表现,而与陶渊明的“被动”人格迥异其趣。苏轼是一个生活的强者和清醒的主体意识者,他是以其鲜明的个性为基点来批判地接受传统,并以自己独特的处世经验来理解传统的,他决不照本宣科、亦步亦趋,故他能在追求传统、归依传统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探寻着宇宙自然的本源,体认着世事纷纭的奥妙,认知着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以建立起自我的人生标准和生活方式。他说:“天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故他借重佛老和陶渊明,仅是借重其理论、精神和思维方式,以展开自身主体的人生意义的思辨和现实的实用价值而已。
四、苏轼的文化意义。正是由于苏轼在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中领悟了儒释道合一的真谛,才使他感到内心无比充实、无比欢惬、无比自由自在,并始终保持着旷达、通脱、随缘自适、超然自得的情愫。由上看来,苏轼的精神境界,作为一个思想整体,它是以自我主体意识为中心,广泛吸取儒释道和历史人物思想资料的营养,在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和相互交汇熔铸中形成起来的。它使我们看到,苏轼的经世济时精神和贯穿一生的利国为民之情,他自由不羁的个性和淡泊人世、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都令人惊异地统一在一起。他的精神已超越了时空,令人感到博大无碍、辽阔无垠,一种自我完善感、灵魂归宿感、深沉哲理感,溢于言表。他完全摆脱了外在功业的追求,而达到了悦神悦志的深层境地。它充分表现出苏轼探寻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复杂历程,因而具有着丰富的认知意义和高度的文化意义。
当我们从这些角度考察苏轼时,儒释道三种思想非常典型地在其身上融为一体了。这种融合是苏轼经历坎坷丰富的人生之后对人生本原的透悟,因而他能够做到“竹杖芒鞋”式的洒脱。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家留给我们的只是文学本身,屈原的苦闷、李白的飘逸、王维的禅静,顶多是一幅绝妙的平面画卷,而苏轼却是立体画,正如他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