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真博物馆》看帕慕克笔下充满呼愁的伊斯坦布尔

从《纯真博物馆》看帕慕克笔下充满呼愁的伊斯坦布尔

刘雨溪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北京100024

摘要：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以作者年轻时代生活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为背景，唱响一曲爱情的哀乐。帕慕克曾因“在追求其故乡忧伤灵魂的过程中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而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用土耳其语将这种忧郁称为“呼愁”，认为这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文化特点。如其他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作品一样，《纯真博物馆》仍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时所引起的土耳其人浓厚的忧郁。全盘西化与坚持土耳其本土性文化，这种矛盾、对立不仅影响着土耳其人的行为、价值观，更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本文将从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文化出发，分析《纯真博物馆》中的“呼愁”。

关键词:伊斯坦布尔;呼愁;西化;土耳其性

《纯真博物馆》以1975年的伊斯坦布尔为背景呈现一幅爱情画卷，有婚约的富家公子凯末尔爱上了自己的穷亲戚，18岁的芙颂。与未婚妻茜贝尔取消婚约后，凯末尔脱离上流社会的社交圈，流连于穷困的后街陋巷。收藏芙颂使用过、触碰过的几乎一切物件，将其珍藏进自己的“纯真博物馆”。帕慕克依托于凯末尔的这种激情，对时间、欲望及占有进行了深入思考。

小说每一章都有博物馆中所展示的物件，这种“收藏”既表达了凯末尔对逝去恋情的不舍，也呈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城市给帕慕克留下的印记。因为帕慕克将对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城市的感情融入其中，将一街一巷描绘得真实细腻，将所到的每一个街区印下自己对这座城的留恋，这部小说才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当上流社会的人正兴奋地追求着纸醉金迷的西化生活时，老街区正遭受着一次次炸弹的袭击，废墟正向这座城市发出沉痛的哀鸣，“保守派”正呼吁着捍卫土耳其的本土性，拒绝西方文化的侵入。小说里负载的大量的历史和现实信息，是20世纪60到8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乃至整个土耳其的历史，是“忧伤”的伊斯坦布尔，是博物馆中展览的各种物件所负载的信息，是时代风云与社会生活背景，是爱情之伤下更深刻的文化之伤。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溯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根源，才是分析“呼愁”的切入口。

一、“呼愁”的根源

在帕慕克看来，他个人和整个土耳其的“呼愁”均源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史。帕慕克很少离开伊斯坦布尔，他依附于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造就了他，从小“呼愁”就笼罩着他。“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帕慕克认为，“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我肯定‘呼愁’不仅统治着伊斯坦布尔，而且已扩及周围地区。……我们的‘呼愁’根基于欧洲。”

杨中举在《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中探讨了“呼愁”的多重含义。其一，在土耳其历史文化、宗教、哲学传统语境中，“呼愁”是土耳其语的“忧伤”之意，原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其二，是医学、心理学与哲学意义上的“呼愁”，涉及生理、心理、精神文化方面。“呼愁”起源于和忧伤一样的“黑色激情”，根源于早在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发出的基本体液——黑胆汁，并指通常与这种感觉联系在一起的颜色及其暗指的滞塞之苦。其三，是西方旅行者和作家视角下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忧伤。其四，土耳其本土作家视角下的“呼愁”。他们自觉与不自觉地把学习西方与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风格之间的矛盾、苦恼，把东西方文化融合在了一起。

土耳其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自成一体，横跨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东西方文化问题、传统与现代问题，如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一样形成了混合、交叉状态，构成了独特的历史、宗教、种族、文化生态环境，深刻地影响着土耳其的现实与未来。这种历史与现实无疑也深深地影响着土耳其历代文人与作家，帕慕克的成长与创作就是以此为土壤的。

2010年，伊斯坦布尔赢得了欧洲文化之都的称号。作为一座历经沧桑的国际化大都市，伊斯坦布尔已经重建了“全世界真正伟大的城市之一”的地位。

三、漩涡中的伊斯坦布尔

《纯真博物馆》中的凯末尔在追回失落爱情之旅中发现了新的伊斯坦布尔，他有机会在忧郁中重新审视这个历史文化之都，静心聆听土耳其的“本土的声音”。他的追求爱情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与自己内心相搏斗的过程。他无法脱离自己生命开始的“起点”，但又想寻找的新的“起点”，新旧文化的冲突对其爱情造成的冲击终于显现于他外表的沧桑。与未婚妻茜贝尔分别三十一年后的凯末尔“显得很疲惫，不修边幅，憔悴和郁郁寡欢……那个热爱生活，任何时候都可爱、开心、爱开玩笑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远离尘世和生活、不苟言笑、嘴上叼着香烟的老头儿……他不是老了，而是衰老，垮掉了。”凯末尔倾其一生所追寻的那份真爱其实始终都处于丢失的状态，他想寻找自己生命的起点，却发现在历史长河之中自己实在太渺小。

（一）混杂的建筑艺术

为了恪守“幸福就是靠近所爱的人”的原则，凯末尔在八年时间里，钟摆式地往来于自己与芙颂的家之间。小说提到的凯末尔母亲的旧公寓迈哈迈特公寓楼是他和芙颂幽会的秘密场所，老式的建筑，里面有许多古老的器物。文中提到“阿塔图尔克在1934年要求所有土耳其人使用姓氏后，许多在伊斯坦布尔新盖的楼房开始被赋予了家族的名字。……那些赋予的大家庭和他们在其中居住的大宅邸和楼房早已融为了一体。（我的故事里会提到许多富有的家庭，他们都有一栋用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公寓楼。）”

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建筑是东西混杂、现代建筑与历史废墟并存的，这些素材都进入了帕慕克书写与思考的视野之中，潜移默化地对他产生了影响。苏莱曼清真寺、帕夏公寓、旧王宫……到处是自古到今的博物馆，不同时代的建筑记录着一部城市史、国家史。

在建筑上对伊斯坦布尔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奥斯曼帝国时期，1453年，奥斯曼人占领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老城，据为奥斯曼的都城，灭亡了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统一了自阿巴斯王朝以来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奥斯曼文化艺术兴旺。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一样，都出身游牧民族，文化艺术根基不厚，因而热心汲取外来文化艺术。奥斯曼占领首都君士坦丁堡后，首先受到拜占庭艺术的熏陶。奥斯曼人将巨大穹顶式建筑索菲亚教堂改为清真寺。奥斯曼艺术创作，无论建筑艺术、陶器制作、瓷砖镕嵌或织毯工艺，都与清真寺和陵墓相关，借用塞尔柱的装饰手法，吸取中国陶器特有的肤色并将其当作装饰主色。奥斯曼清真寺多受索菲亚教堂形制的影响，具有中央穹顶和四方形基座。

这种伊斯兰风格的建筑艺术对帕慕克的小说创作是十分有影响的。他在一次专访中谈到：“我出生在一个世俗的家庭，宗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事实上，我的家庭以及世俗西化的土耳其人的传统观念认为是宗教阻碍了土耳其现代化的道路。但1985年到美国去以后，我经历了身份危机问题。我问自己：‘在世界文化的全景里，哪里才是我的位置呢？’……随后我意识到，利用这些几乎已经被完全遗忘了的古老的波斯、奥斯曼文学，我能够——在现代和后现代文学的帮助下——发展一种崭新的、现代的语言和文学。”

（二）土耳其改革与现代化进程问题

《纯真博物馆》中凯末尔与芙颂的相遇由一个仿制西方名牌包引起，这里已能看出土耳其人对西方时髦的追求。更能体现当时土耳其人对西化文化崇拜的细节是凯末尔和茜贝尔订婚的盛大场面，从人的穿戴上、饮食上、宴会舞会礼仪上看都跟西方上流的社交场面十分相似。而在贫穷的街区，废墟、古物依然存在，芙颂一家传统的土耳其式生活方式却与之截然不同。这种新旧文化的交替时构成“呼愁”情绪的重要原因。

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中，保守派与西化派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断，帕慕克对这一进程极为关注：“伊斯坦布尔在地理上是个混合之地，土耳其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保守，百分之四十的人寻求西化。两股力量争论了不下200年。这种处于东方、西方之间的林勃悬置状态，就是土耳其的生活风貌。”

在凯末尔时期，土耳其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改革，实行政教分离。从此，土耳其从一个伊斯兰帝国变成了世俗的共和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全面变化。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质的飞跃。这种改革最主要的就是西化。

总体看来，从奥斯曼时代的改革，到凯末尔及其之后的改革，都是在外来力量的刺激下进行的，且是一种自上而下，从精英层开始的，这种非原生的、被迫的、植入式的现代化，必然地遇到与帝国传统尤其是伊斯兰传统的激烈慢炖。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但保守派与西化主义者存在着矛盾与斗争，就连改革派之间也存在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西化的矛盾与斗争。

帕慕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纯真博物馆》这本书，帕慕克构思了十年，写了五年。“纯真博物馆”不仅用作书名，还将成为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老城苏库尔图玛区筹建的真实博物馆的馆名。十多年前，他便在此地购置房产，找了建筑师和装修队，改造成特色博物馆，借小说女主人公芙颂的芳名，收集30年前的一切特色家什，储藏其中。这部小说由此把回忆、忧愁、纯真爱情、传统观念、城市废墟交织在一起，把传统艺术手法与现代、后现代表现手法混合，形成了别样的爱情小说。

四、爱情之伤与文化之痛的双重变奏

《纯真博物馆》所表现的爱情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土耳其社会历史风貌，特别是伊斯坦布尔城的生活状态。主角的爱情命运与这时代变化休戚相关，打上了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烙印。而西化进程、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给人带来的“呼愁”仍然是这部作品摆脱不掉的主题曲。

如果说凯末尔之前的未婚妻贵族小姐茜贝尔代表的是西化的土耳其人，那么生活在社会贫困街区的芙颂则属于传统保守派无疑。但作品的设计恰恰是交叉的。茜贝尔似乎更注重女性的“贞操”，她在确定凯末尔一定娶她的前提下才肯与之进行婚前性行为，而芙颂则明知凯末尔有未婚妻还将自己的“第一次”献给了他。这是在爱情、性、童贞、婚姻方面，伊斯坦布尔人所具有的普遍的矛盾的态度。凯末尔与茜贝尔门当户对，属传统的结合方式，但凯末尔选择逃离。他既想追寻不顾一切阶级观念的婚姻，像西方人那样采取开放的性态度，又享受与芙颂一家过着传统的土耳其生活。他在漫长的“寻爱之旅”中其实就是在这座城中寻找自己的归属地。

而更能体现出爱情之伤下无奈的文化之伤的是纯真博物馆中一系列的收藏，这些收藏不仅因为承载着凯末尔对芙颂的无限思恋而让人忧伤，更因为它们表达出了土耳其文化的失落景象、伊斯坦布尔千疮百孔的历史与现实状态。该作品在回忆中穿插城市描写，更多地关注城市环境中特定人群的日常生活，以收藏式的小说形式捕捉城市生活的节奏和速度、复杂和流动，进而在爱情故事的间隙记录下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城的每一个令人震惊的时刻。

帕慕克在作品中说：“我要用我的博物馆不仅让土耳其人民，还要让世界人民学会，要以我们经历的人生为荣。我在外面看到当西方人在骄傲地生活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则在羞愧中生活。而事实上，如果能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我们人生中那些令人羞愧的东西，那么它们就会立刻变成令人骄傲的东西。”这种骄傲其实是一种对本土文化的肯定和自信。这个博物馆展出的是爱情的忧伤之下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忧伤、土耳其人的忧伤、整个人类文化的忧伤。

五、结语

一座古城不是在其鼎盛之时而是在衰落之际才能激起人的历史兴亡感叹。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老城才能看到历史的层垒，意识到人跟时间的关系。凯末尔寻找自己归属，但他的文化起点已不能从其出生日期算起。面对存在了几千年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当地人与外来人的感受当然不同。他们对于这座古老城市即将被西方文化冲刷的传统文化，不仅是怀念和记忆，而是更为整体性的体验，古物将人的生理性起点拉长，形成很长的时间观，人用这个被拉长的时间观念在审视这座城。面对芙颂的死，面对爱情的逝去，不再是惊恐和悲哀，而是深深的无可奈何。而这种对无可奈何的情绪的审美，这种历史的绵长的态度会影响着人的行为、说话方式和价值观，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则是“呼愁”的文化诗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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