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渭教育思想初探

李渭教育思想初探

郑朝彬

郑朝彬

[摘要]李渭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在坚持阳明学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坚持“以行为先”，故此，其教育思想亦必然呈现出与之相映的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在教育目的上，主张“达仁体”，成圣人；其二，在教学方法上，主张无为而教，率性而为；其三，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学贵修行”，躬行实践。

[关键词]李渭教育思想无为而教躬行实践

一、李渭生平及其著述

李渭，字湜之，号同野，学者称同野先生。明代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今思南县城）人，出生年不详。嘉靖十三年以《易》举于乡，历官四川华阳县（今成都）知县，安徽和州（今和县）知州，广东高州府（今茂名县）同知，应天（今南京）治中南户部员外郎，广东韶州府（今曲江县）知府，广东提学副使，云南左参政等职。他是明代贵州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自乡举以后，从学者即影附云集。致仕居乡讲学二十余年，远近闻名，负笈求学者数以千计。江西徐云从曾就学于唐荆川、罗念庵门下，闻李渭讲学黔中，不远千里而来，终身不忍离去。著有《先行录》三卷，《毋意篇》合《中庸》、《大学》、《易问》为一卷，简寄二卷，杂著一卷，诗文三卷，《家乘》十二卷，《大儒治规》三卷。其著述多已亡佚，今存者仅杂著及诗文各数篇。

二、李渭的教育思想

李渭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在坚持阳明学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坚持“以行为先”，其理学思想主要有如下三个重要特点：首先，以“仁体”为基石。主张以“仁体”取代“心体”，以挽救“心体”论者空谈心性，不务实行之弊端。其次，“以毋意为主”。因其以“仁体”为理论基石，主张“心无定法”，不主“默坐澄心”，故而主张以“毋意”功夫专求“仁体”。再次，“先行其言”，躬行实践。欲达仁体，求仁道，仅有毋意功夫尚且不行，仍需先行其言，躬行实践。他认为，学孔为仁，贵在躬行。曾曰：“学贵修行”，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先行其言，乃是真行。他在坚持王阳明知行一体之基础上强调以行为先，“语行，知在其中；语先，后在其中。”故此，其教育思想亦必然呈现出与之相映的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在教育目的上，主张“达仁体”，成圣人；其二，在教学方法上，主张无为而教，率性而为；其三，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学贵修行”，躬行实践。

1、“达仁体”，成圣人

李渭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推广教化，使被教育者学为圣人，从而上体天心，下恤民情，即所谓“达仁体”，成圣人，简言之达仁成圣，他自己也一直以“必为圣人”自励。

在先秦时代，孔子认为，为学之目的在于修身乃是为己之学，他评价当时学风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主张，为学不应是为了见知于人，应是“为己”而学，乃在于修身，学是为了成就自己，完善自己。孔子以后，儒家教育体系将教育目的分为八个阶段，《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先秦儒家教育系统所分的八个循序渐进的教育目的。秦汉以降至于盛唐，儒家学统几经沧桑，其教育目的亦增添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而其核心却基本仍沿袭掀起所划分之八个目的。汉至于唐，是儒家思想体系确立和巩固其封建正统思想之地位的时期：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确立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至李唐政权颁布《五经正义》，儒家思想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及至宋明，儒家学统发展至此已陷入困境而日暮途穷矣！然穷则思变，宋明学者独辟蹊径，另创儒学发展之新途佳径：一为以程氏兄弟及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一为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理学派学者认为格物方可致知，故其注重躬行实践。然由于道学家的拘泥而不知变革，理学发展至明初已经陷入困境，其内部已逐渐颤变。至王阳明承袭陆九渊心学学理，独辟蹊径，创心学一派。心学重思考、重体悟，故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存一颗尧舜之心，“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即可，这又容易陷入空谈性命、不务实行之弊。此时，儒家教育目的已具体化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学乃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李渭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在坚持阳明学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坚持“以行为先”，这兼取了理学派与心学派之优长而剔除二者之糟粕，于是主张教育应当回复到孔子那里，向孔子学习，达仁体而成圣人。他认为孔孟之学即是仁学，学孔孟之学，志孔孟之道，即是求仁道，达仁体；并认为孔孟之仁学乃是包括内圣外王、修己达人等一切活动之基石，曾言：“孔子学，学仁也”，“孔子之仁，即树根柢也。”认为仁体是与生俱来之物，它自存自在，常清常明，不增不减，不离日用并随处流行，不因岁月流逝而化为虚无。他曾喻之曰：“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减。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减者，可与言学矣！”

2、无为而教，率性而为

在教学方法上，李渭主张无为而教，率性而为。因其以“达仁体”，成圣人为教学目的，而所欲达之仁体却又是与生俱来之物，它自存自在，常清常明，不增不减，不离日用并随处流行，不因岁月流逝而化为虚无。他曾喻之曰：“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减。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减者，可与言学矣！”故而主张以“毋意”功夫专求“仁体”。所谓“毋意”，即不着意，不安排，不着纤毫人力，于教学而言，即是无为而教，率性而为。他认为人自然知爱，自然知敬，仁体自存自在，不离日用，随处流行，故认为求仁（即“达仁体”）不可在意念思虑上下功夫，只要随其所适，无为而教，自然可与仁体同归为一。官广东时，颜其副使署曰“毋意轩”，并言：“孔子毋意，孟子不学不虑，程子不着纤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毋意脉络，即日夜千思万虑，亦是毋意；知无纤毫人力，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学是学此不学，虑是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络，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故萧重望在《<同野先生年谱>序》中云：“以无不知敬、无不知爱为天地灵竅；以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为种子；以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为无纤毫人力。功夫闢，异端除，浮糜启。先行孔道，趾毋意，奥閫任仁宗孔，继绝开来，心独苦矣。”李渭之论深受王门学者之赞许。萧重望曰：“破本末之二见，谓动静非两途”，“揽万夫而窥孔室，呼之子以反故庐，明孔子之宗如揭日月然。”门人罗国贤亦云：“夫先生论学，或昭揭宗旨，或开示造诣，或破千古之疑，或求一时之弊。”

3、“学贵修行”，躬行实践

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学贵修行”，躬行实践。李渭学习应当在实践中取不断锻炼的提高自己，想要学习孔孟成仁成圣，关键在于将自己所学应用在实践之中。他认为，学孔为仁，贵在躬行。曾曰：“学贵修行”，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先行其言，乃是真行。他在坚持王阳明知行一体之基础上强调以行为先，“语行，知在其中；语先，后在其中。”故此，他反对只读孔孟之书，不行孔孟之行者，认为这不是真仁，而李渭一生所行，也正是将自己所学应用到实践中去。李渭为官清廉，政体宽平：官韶州时，适有萑苻之警，渭告谕属僚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是千古弭盗根本。倘多欲，则身为沟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填之，百姓安得不盗？弭山中盗易，弭心中盗难，敢忘自责！”群僚无不悚息；参政云南，兴修水利，筑陂塘无数，溉良田千顷，活民数万。

结语

作为黔中王门典型代表的李渭，其一生躬行实践，勤学好问。李渭致仕回乡后，收徒众多，在其教学实践过程中，根据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论，提出了其德育观点，认为德育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学生达仁成圣，在德育的教学方法上他主张无为而教，率性而为，同时认为要培养学生掌握“学贵修行”、躬行实践的学习方法。

注：

[1]（清）莫友芝等.黔诗纪略[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明）王来贤，许德.万历贵州通志[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据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静电复印本整理影印，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明）郭子章.黔记，卷十五，艺文志下[M].贵阳：贵州省图书馆据省民族研究所藏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所摄缩微胶卷复制油印本.

[4]杨树达.杨树达文集之十六：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宋）朱熹.大学章句集注[M]，《四书五经》本.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

[6]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A].《阳明学刊》，第一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7]（明）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五，乡贤列传二[M].贵阳：贵州省图书馆据省民族研究所藏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所摄缩微胶卷复制油印本.

作者单位：安顺学院政史与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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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