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翻拍为何成功——浅谈元杂剧中复仇剧的自主特征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6-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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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翻拍为何成功——浅谈元杂剧中复仇剧的自主特征

周丽君

周丽君湖北省远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444200

摘要:在元朝这样一个有着强烈文化冲突和民族反抗情绪的朝代,民族复仇异常突出,因而在文学上就表现为元杂剧中的复仇戏,虽然复仇是一个与爱情、生命同等重要的主题,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复仇带上了极其强烈的自主性,形成了以“主人翁意志”为核心的自主特征。

关键词:元杂剧复仇剧意志

2010年,陈凯歌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搬上电影屏幕,获得巨大成功,原因何在?是葛优等人精湛的演技?是对小人物的大智慧凸显地成功?是剧情的曲折?还是程婴的忠义实在令人敬佩?我个人认为,这是复仇剧中人物显现出的自主特征带给人的强大冲击。

复仇,是一个与爱情、生命同等重要的主题,但当我们跨越时空来到元朝,就会发现,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复仇早已带上了极其强烈的自主性,形成了以“主人翁意志”为核心的自主特征。

元朝蒙古铁蹄踏入中原,以特有的激情使中原尘土飞扬,接着史无前例地废除了科举制(直到仁宗时才恢复),拦断了文人仕进的路途,那些知识分子在失望长叹几声之后蹀躞街头,谋求出路,最后踏进了勾栏,太多的郁闷,太多的愤懑需要最强烈最有容量的艺术方式来排解,而元杂剧正是这样一种艺术方式,于是极大地促进了元杂剧的兴盛,正如王国维所说的“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科举制的废除使文人对封建最高统治者少了一层依附性,少了官方意识对他们的控制,思想比较放任,于是他们开始“用文字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维护或重建一个被削弱或被粉碎的历史身份”,宣扬属于他们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建立属于他们个人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元杂剧的兴盛便成了他们展现自己、发泄情感的舞台,即使是神仙道化剧也大多是不得志文人借仙境“度化”来排遣苦闷的手段。在复仇剧中就更为明显,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情感,有很强的自主性,王国维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虽有“虽有恶人交构期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是很有道理的。心理学上的“意志”是指“人自觉地确立目的并支配其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即强调人行动的自觉性、自制性及坚持性。

《窦娥冤》及《赵氏孤儿》被不断地翻拍成电视剧或电影,下面我将以二者为例,重点谈谈其中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主人翁意志性。其实《窦娥冤》这一悲剧亦可以另一面孔出现,甚至不以悲剧结局。设想如果窦娥不是那么执着地反抗,而是“顺水推舟”,与张家“私了”,做了张家的儿媳,那么一切的惊险与苦难便化为乌有,血染刑场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当然这样一来窦娥就必须放弃自己选择生活的自由)。从传统的角度看,剧中的窦娥也许只是恪守一女不从二男的妇道,但其实质已达成了对社会黑暗的抗争。面对行刑的刽子手,她毫无惧色,心中的愤懑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出。窦娥以慷慨赴死的抗争展示了她自己的“意志”,刑前三愿则是窦娥意志的进一步延伸和激发,窦娥强烈的主人翁意志“促成”了她的悲剧,然而提升了她的人格魅力。最后的灵魂上场更是其主人翁意志的突出表现,如果说三桩誓愿是整部剧的高潮,那么最后一折就是复仇的高潮,所以第四折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是窦娥主人翁意志的表现,她三次“弄灯”提醒窦天章,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窦天章与女儿十六年没见,他为女儿“啼哭的眼也花了,忧愁的头也白了”,可谓思念深矣,可是当看到“药死公公”四字时也不问明事情原委,劈头就责骂道:“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你快与我细吐真情,不要虚言支对。若说的有半厘差错,牒发你城隍祠内,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恶鬼”。伦理道德的力量大得可怕!可是窦娥仍敢为自己的冤屈鸣不平,可见其强烈的意志。

《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臼等人甚至以一种群体自觉的形式出现。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保留赵家命根,纷纷很自觉地做出牺牲,程婴甘愿以自己的儿子代替孤儿,韩厥甘愿为之自刎,而公孙臼甘愿为之撞阶而死,韩厥说道:“程婴,我若把这孤儿献将出去,可不是一身富贵?但我韩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怎肯做这般勾当!”韩厥放走程婴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同情,而是很清醒的选择,公孙臼一听说屠岸贾要杀全国的婴儿便主动提出“那屠岸贾领兵来拿住,我和你亲儿一处儿死”,最值得一提的是程婴,一方面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孤儿,另外还要忍受眼看着儿子被砍为三截的痛苦,程婴承受着巨大的心灵折磨,这样的情节安排不仅活化了人物,而且使人物的“有义”更加真实和深刻。这样的群体自觉形成了中国古代最壮丽的忠义诗篇。

历史已成为过去,但站起来已成为元杂剧复仇剧中主人公的必然选择,他们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成了那时最动人的旋律,我想这也是导演们不断翻拍它们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伍棠棣李伯黍吴福元等《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