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以来G20机制的角色嬗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危机以来G20机制的角色嬗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曹广伟张霞

曹广伟张霞武汉纺织大学

G20机制，是世纪之交世界主要经济体为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建立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非正式对话机制。现已形成了“领导人峰会-协调人会议-部长级会议-工作组会议”的机制架构。因其成员由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史称二十国集团，也称为G20机制。为了确保G20机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运行，促进各项决议的贯彻执行，并为机制运行提供技术支持，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也作为特邀代表参与G20机制活动。

本文通过分析G20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角色定位和在后危机时代的角色转变，以期探讨G20机制的发展之路和对中国的影响，为探索应对G20机制的途径提供参考。

一、G20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角色定位

G20机制在形成之初主要关注国际金融问题，旨在促进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金融体系和防范金融危机等重要问题开展建设性、开放性对话。通过对话，为协商有关实质问题、寻求广泛合作奠定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G20机制关注的议题逐渐扩展到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援助发展中国家、打击国际恐怖融资、促进经济复苏，乃至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但因长期停留在部长级会议层面，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彰显，一直处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边缘。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成为危机的发源地和重灾区，自身实力受到重创,难以自救,需要借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力量摆脱危机。法国率先提出召开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并得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响应。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从此，G20机制的重要作用凸显,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是组织运行机制,还是议题选择、地位作用,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权威性空前增强。G20机制的角色定位也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嬗变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为应对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召开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并发表了《华盛顿峰会宣言》、《伦敦峰会宣言》、《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声明》，围绕探寻危机根源、刺激全球经济增长、增资国际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议题展开讨论，经过艰苦的磋商和协调，与会各方达成广泛共识，引导成员国和相关国际金融机构切实贯彻执行会议决议，为有效化解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平台。

二、后危机时代G20机制的角色嬗变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好转，G20机制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逐渐嬗变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其关注的议题也从探寻金融危机的根源、加强金融监管，转变为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加强世界金融安全网建设、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此外，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世界贫困等全球发展问题也进入了G20机制的议题范围。

1.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二十国集团在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上采取超常规且高度协调的政策行动，推动了全球经济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复苏。但风险犹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多G20成员失业率依然高企，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部分国家的高额财政赤字和债务持续攀升。二十国集团为巩固和促进经济复苏，在匹兹堡峰会启动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承诺采取协调行动，确保世界经济总体健康发展，推动强劲和持久的复苏。为此，二十国领导人在首尔峰会上承诺，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改革，包括进行必需的财政整顿，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向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迈进，增强汇率弹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防止货币出于竞争目的贬值。发达经济体，包括拥有外汇储备的国家，要谨防汇率的急剧波动和混乱趋势，化解新兴国家面对资本流转过度波动的风险；发达赤字国应增加储蓄，维持开放市场环境并增强出口竞争力；盈余经济体应积极改革，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增长，以期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2.强化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立更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危机过后，二十国集团决定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建立更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在多伦多峰会上，二十国领导人强调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强有力措施，以国际一致和非歧视方式，提高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致力于打造一个在危机中有权力、有办法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或处置，而无需让纳税人最终承受负担的金融监管体系，使金融部门真正承担起为政府部门修补金融体系、降低金融系统风险买单的责任。首尔峰会正式批准实施《巴塞尔协议Ⅲ》，进一步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使银行资本的数量将大大提高，质量将得到很大改善。这将使银行能在无需政府超常规介入的情况下承受诸如近期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巨大压力。G20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化解大规模资本流转波动带来的压力，从而建立一个更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

3.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建立更加稳定、更富韧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历经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认识到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区域可以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独善其身，于是构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安全网成为了一种追求。在首尔峰会，二十国领导人承诺，加强灵活信贷，包括延长期限和取消使用额上限；设立新的预防性信贷，为需要灵活信贷但不完全符合资格的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工具；建立针对系统性危机的预防机制，主动向有压力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可能在全球范围传播冲击的国家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与各区域融资安排达到协同效应，从而阻止危机蔓延。并要求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下探讨应对系统性震荡的新方法，加强区域性金融机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所有可能领域的合作，提高区域金融机构应对危机的能力，以建立一个更加稳定、更具弹性国际货币体系。

4.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推进其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建设。二十国集团落实了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的承诺，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集了7500亿美元资金，使其资金规模将扩大至原来的3倍,为多边开发银行筹集了3500亿美元资金，使其贷款能力几乎翻番。此外，G20机制还在大力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已核准世界银行股东通过的重要的发言权改革方案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方案，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自2008年以来增加了4.59%，达到47.19%；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增长6%，升至42.3%。同时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席位给发展中国家，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理事会的代表性。并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公开、透明、择优进程，遴选所有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高层管理人员，使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员出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危机过后，G20机制关注的议题逐渐从经济领域向社会发展领域扩展，在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上，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反对腐败都成为G20峰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增强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表明在后危机时代，G20机制的视野将逐渐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发展领域延伸，与主导世界政治安全领域的G8机制并立，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

三、G20机制角色嬗变对中国的影响

1.G20机制为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G20机制不仅成员国身份多元化,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也呈现相对平衡的状态,是一个能够真正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G20机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分配和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机会,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利益问题上,使中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捍卫了自身的合法利益。同时，G20机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平台，面对近年来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负面评论和歪曲报道接连不断,中国可以通过G20渠道全面、客观地展示和传递自身的正面形象。

2.G20机制实质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国际地位。长期以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倡导并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始终处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外围。G20机制开创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时代，为中国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提供了更多机会。在这里中国摆脱了在八国集团举行峰会时所充当的边缘角色，成为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角。面对几乎都成为借贷者或负债者的工业化国家，拥有全球最多外汇储备的中国扮演着世界主要债权人的角色。在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400亿美元，以提升IMF的贷款能力，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摆脱困境。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一系列刺激经济计划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了信心。据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0年《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实现“V”型反转，2009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3.5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是稳定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

3.G20机制大力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内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整体实力大大提升，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松动，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逐渐削弱，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3.13%，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也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中国成为这次份额改革的最大赢家，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还表示，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鉴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目前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其有可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一轮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中得到更多话语权。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的份额和投票权的提升，授予中国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使中国可以从体制内影响并引导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从议题设定、议程推进、政策制定和具体落实等各个环节的参与中维护发展中国家和自身的利益。

4.G20机制也使中国面对更多的国际社会压力。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地区性大国，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发达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在现有国际框架下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危机过后，G20机制把国际经济增长不平衡和收支不平衡的原因之一归咎于中国采取的汇率政策，使中国面临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企图转嫁引起这种不平衡的原因，认为中国人民币过低的汇率和巨大的贸易顺差是引起国际经济增长不平衡、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力促中国在贸易失衡和汇率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时，G20首尔峰会宣言也指出，世界各国要努力建立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令汇率变动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同时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这对中国的汇率决定机制形成巨大压力，促使中国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在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上迈出更大的步伐，不利于中国根据国际收支的状况须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同时，G20机制实施的相互评估程序，加强多边合作以提高外部环境的可持续性，同时寻求通过全面的政策来减轻过度的不平衡，使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处于可持续的水平，并责成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2011年上半年研拟出“指导性指令”以发现重大经常账户失衡问题。这一系列解决贸易失衡措施的推进，对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中国将带来巨大冲击，对中国的出口经济带来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