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蒙牛致癌事件看政府公共危机处理——对比德国“二恶英污染”事件

从蒙牛致癌事件看政府公共危机处理——对比德国“二恶英污染”事件

周星辰

周星辰(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重庆401331）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6-0156-01

摘要：近年来，社会对政府公共危机处理的关注越来越高，本文结合“蒙牛牛奶致癌”事件中政府的公共危机处理，凸显了我国政府对公共突发事件应对与管理能力的提高与成熟，同时对比德国“二恶英污染”事件中政府的公共危机处理，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处理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公共危机处理；蒙牛致癌；二恶英污染

一、公共危机概述

公共危机是指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社会运行机制失灵而突然引发的，严重威胁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价值规范和共同利益，在极短的时间内必须做出果断决策的破坏性事件，又称突发、敏感、灾难性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大体可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由于危机事件波及面广、破坏性大，往往威胁到公民的人身安全，引发社会恐慌，造成严重后果。[1]

在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提出了著名的4R模式，认为管理公共危机是由缩减、预备、反应、恢复四个环节构成的。缩减就是减少危机情景的攻击力和影响力，强调风险评估，注意破坏性因素的整合，力图排除危机发生；预备就是做好处理危机情况的准备，包括建立预警机制和培训计划，增强人们的自我防范能力；反应即尽力应对已经发生的危机，进行影像分析、制定处理计划、开展技能培训和审计等。恢复就是重建家园，制定恢复计划、培训形象管理技能等。[2]

我国学者张成福对公共危机管理作出了这样的定义：公共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其重点在于：危机信息的获取和预警；危机的准备与预防；危机的控制与回应；危机后的恢复与重建；持续不断地学习与创新。[2]

二、“蒙牛致癌”事件考验我国政府应危能力

国家质检总局2011年12月24日公布了近期对200种液体乳产品质量的抽查结果；抽查发现蒙牛乳业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黄曲霉毒素M1为已知的致癌物，具有很强的致癌性。由于蒙牛属于国产牛奶名牌企业，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在很多地方甚至被指定为学生饮用牛奶，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恐慌。该事件再一次拷问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而我国政府秉持的以下几点原则对这次危机的化解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化被动为主动。

与“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后政府被动查出三聚氰胺不同，此次“蒙牛致癌”事件政府主动出击，由国家质检总局及时公布，并没有因担心蒙牛黄曲霉毒素M1严重超标造成社会巨大震动而隐瞒其问题，相反，对抽查出的结果，采取了最快的公开，为危机的控制与回应、恢复与重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二）快速反应。

鉴于蒙牛称所查牛奶并未出厂，随后5天内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全国质检机构开展了液体乳黄曲霉毒素M1专项监督检查，并于2011年12月30日晚间，发布公告，称未新发现黄曲霉毒素M1超标问题。该举措最大限度上安抚了民心，极大地缓解了该事件的负面影响。

（三）信息公开。

信息发布及时性和真实性是政府公共危机处理的核心。此事件爆发后，政府并未控制舆论，而是及时、准确的公开信息，有效地打击了虚假信息的传播途径。

但这些措施只能暂时缓解该事件的负面影响，而让公众重拾对蒙牛乃至整个食品行业的信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二恶英污染”事件考验德国政府应危能力

2010年底，德国西部北威州的养鸡场首次发现饲料遭gu致癌物质二恶英污染，其他州相继发现受污染饲料。德国政府针对该事件，通过以下措施积极应对：

（一）关闭有关农场，措施快速有力。

2011年1月6日，德国警方即调查饲料制造商“哈勒斯和延奇”公司。7日，德国农业部宣布临时关闭4700多家农场，禁止受污染农场生产的肉类和蛋类产品出售。为遏制污染扩散，德国政府关闭的农场数量约占全国农场总数的百分之一。

（二）启动追溯机制，加大处罚力度。

按照欧盟及其成员国法律，企业和行业自律是维护食品安全的第一环，但法律的惩戒和威慑必不可少。对于这次二恶英事件中的肇事者，德国检察部门提起刑事诉讼，同时受损农场则拟提出民事赔偿，数额可能高达每周4000万至6000万欧元，完全可能让肇事者破产。[3]

（三）加大评估学习，总结经验教训。

该事件爆发后，德国全国对该事件极为关注，新闻媒体竞相向公众披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调查进展，而欧盟食品工业界代表于2011年1月11日和12日在布鲁塞尔聚会，讨论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四、对比德国“二恶英污染”事件得到的启示

（一）建立健全追溯机制。

我国自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后，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虽然政府部门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不断提升，《食品安全法》也于2009年6月得以颁布，但由于追溯机制不够完善，处罚力度不够大，使得不法商家在利益的趋势下铤而走险，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严等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在加大对政府监管部门责任的追究的同时，加大对不法企业的处罚，使得它们无利可图。

（三）建立完善评估机制。

从“三鹿毒奶粉”到“双汇瘦肉精”，，从“蒙牛中毒”到“蒙牛致癌”，我国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绞尽脑汁，虽然政府在危机处理的爆发期和缓解期处理较为妥帖，但对于善后期尤其是对事故的评估学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事件；的处理过程进行调查评估并总结经验教训，对预防同类事故的发生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加速专家咨询队伍的建设。

德国“二恶英污染”事件爆发后，专家学者在政府的公共危机处理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为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更在事后的评估学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学者的交流、讨论，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建议。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D].中国行政管理，2003.7.

[2]夏书章.行政管理学（第四版）[D].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387,401.

[3]叶芬.关于欧盟食品安全监管中预警与追溯机制法律制度的思考——以德国“二恶因毒饲料”事件为例[D].法制与社会,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