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当代舞台戏曲艺术的社会功效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0-09-19
/ 2

浅论当代舞台戏曲艺术的社会功效

李雪梅

李雪梅(河南省禹州市豫剧团,河南禹州461670)

中图分类号:J82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9A-0116-02

中国的戏曲艺术发展至今,以从主流文化沦落为次文化。有一种论调是,处于低潮的当代舞台戏曲艺术如果想走出低谷得以振兴,那么就要走市场化的路子。实践证明,二十多年来,我国众多的戏剧院团也曾兴起了几次承包风,承包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把很多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赶下了舞台,启用新一些没有多少才华的甚至是比较平庸的演员来推出一些媚俗的或者是低级的演出剧目。他们糟蹋了艺术,成了金钱的奴隶。这些演出剧目全然不管社会功效,一味追求感官的和听觉的刺激。最终导致了戏曲观众的流失和戏曲演出市场的萎缩,戏曲艺术更加不景气。我也想,这应该是由于舞台戏曲艺术的特质所决定,我国的戏剧院团如果摒弃社会效益而单独去追求经济效益的话,那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戏曲艺术将面临纯粹娱乐化、低俗化的危险,并且会导致毁灭的厄运。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的正确领导下,我省戏剧院团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注重社会功效的演出剧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比如,河南省豫剧一团推出的现代戏《常香玉》、河南省豫剧二团推出的古典戏《程婴救孤》、河南省豫剧三团推出的现代戏《女婿》、河南省禹州市豫剧团推出的新创剧目《神器》、河南省越调剧团推出的《老子》、郑州市豫剧院推出的《斗笠县令》等,都给人以高规格的精神享受和艺术熏陶。这才是当今戏曲舞台艺术剧目生产的主流。特别是《程婴救孤》、《清风亭上》等剧在国外演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当地戏曲舞台艺术的社会功效是何等的重要!

一、戏曲舞台表演艺术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一定要走出美学的象牙塔,走向大众,从而起到提升观众审美情趣的作用。但美学的象牙之塔绝不能倒塌,美是一种崇高的东西,是一种精神境界。境界不能降低,不能仅仅满足追求经济效益。艺术允许商业化运作,舞台表演艺术的社会功效却不允许忽略,不能摧毁人们心中的民族文化丰碑。

对于艺术(包括戏曲舞台表演艺术)作品,我们既往的价值评估尺度主要是“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前者是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评估,而后者是对作品艺术形式的评估。实际上,我们既往倡导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有些关于艺术形式方面的提法恰恰是“政治标准”的深度要求使然。如当年与革命化并提为“三化”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就是如此。也就是说,艺术叙述方式和表现手段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看起来是对“艺术标准”的某种倡导,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则是事关“政治态度”的重大问题。这其实意味着,对艺术作品进行价值评估的“两个标准”,并不是可以截然两分的。由于艺术形式的撷用和创作关注思想内容的传达和表现,我们更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更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三性统一”取代“两个标准”而成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倒不失为一种更为恰切的表述。

所谓“三性统一”,是指艺术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达到和谐完美。从具体的提法来看,“三性统一”有别于“两个标准”之处,是强调了“观赏性”并将其等列于思想性和艺术性。怎样理解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之外的观赏性?我们有两个相关的说法可以作为比照:其一,人们在谈到创作艺术精品时提出,所谓“艺术精品”是指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和制作精良的作品。“三性统一”与之相对应,其中的“观赏性”似乎主要是针对“制作精良”而言。其二,还有一种从受众心理期待角度的分析,认为领导重思想性,专家重艺术性而大众重观赏性。由这一视角来理解“观赏性”的被强调,可以认为是强调我们的艺术作品要关注大众视点。这第二种说法似乎与某个时期一度提倡的“三结合”创作方法有语法上的一致性,即所谓“领导出思想,专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这种“创作方法”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但它对我们理解“观赏性”似乎有所启发,即在于艺术作品要关注大众视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的是贴近大众生活。

二、戏曲舞台艺术的生产及个体性极强的文学创作和美术创作是很不相同的。一部大型戏曲舞台表演艺术作品的生产,从编创到排练,从创作到制作,其间的协调、配合、默契、沟通,再加上市场分析和营销策略,很有些工业化生产的意味。事实上,任何舞台表演艺术都涉及到多种艺术手段的综合呈现,而走红于西方舞台的音乐剧艺术则体现出这种“综合之最”。曾有人仅就演员的艺术表现手段来看,认为音乐剧与传统戏曲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以歌舞演故事”。但稍加考察,你会发现音乐剧不仅是以歌舞,而且是动用整个现代舞台科技来演故事。现代科技不仅催生了新的艺术样式如影视艺术等,而且也使传统艺术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比如,当代戏曲舞台表演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舞台技术的科技含量。当代演艺由于舞台科技的参与而体现出“制作”的特征,这也是演艺制作“当代性”的一个体现。当然,为着满足大众的“精神休闲”,音乐剧作为当代西方最为走红的演艺品种,其成功不仅在于“讲故事”的手段体现出“当代性”,而且其题材选择的旨趣也指向“休闲”的社会大众。我们注意到,既往演艺经典所揭示的某些普遍人性,会改头换面地出现在音乐剧中。有的是利用当代生活事件以调动当代人的参与感,如《蝴蝶夫人》演化为《西贡小姐》《罗密欧与朱丽叶》转换为《西区故事》;有的是以动物形态来演绎人性冲突以强化当代人的自由感,如《狮子王》就可视为《哈姆雷特》的当代文本。同时,音乐剧还比较注重喜剧性的题材,在许多情形中也用喜剧性的手法处理非喜剧性的题材。鉴于喜剧性题材往往与恋爱、婚姻有关,喜剧手法也往往涉及爱甚至做的话题。因此,也确有一些演艺作品品位不高,围绕着“性”打擦边球,这或许是大众“精神休闲”的一个方面,但我们切不可本末倒置,以“性观赏”来取代“观赏性”。

立足于大众视点来论“观赏性”,大众已有更口语化的说法,叫“好听、好看、好玩”。对于舞台表演艺术的观赏不仅要好听、好看还要好玩,实质上是追求观赏过程的精神参与和娱兴效果。一些电视栏目如《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你最有才》《明星有戏》等似乎也体现出对这种“观赏性”的关注。当然,这种给大众以“快乐”或“欢乐”的活动主要是“游艺”而不是“演艺”。的确,已经得到高度职业化发展的“演艺”与“游艺”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事实上许多“演艺”是根源于“游艺”活动并秉承着“游艺”精神的。

三、为满足大众的“精神休闲”而从事演艺生产,可能是演艺活动在“文化产业”感召下首先必须作出的决断。也就是说从事演艺活动的艺术家,其艺术生产首先不是为着自我个性的呈现或艺术技能的炫耀。我们真得静下心来替我们的“衣食父母”想想了。事实上,如果把演艺作品的“观赏性”仅仅理解为某些斑斓的制作或辉煌的包装,那是十分浅表的认识。生产活动因需求而产生、因需求的提高而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和不易的法则。演艺作品的观赏性,在于满足大众的“精神休闲”需求并使之心甘情地为之“埋单”。目前,我国许多表演艺术团体正在改变为“评奖”而产生的状况(事实上“评奖”活动自身也在改变,通过对演出场次的要求,通过观众参与票决引导演艺产品面向大众),也逐步加强了剧团的营销机制,但大多数剧团的艺术生产还缺乏明确的指向——缺乏对未来产品的受众构成分析及在此分析前提下形成的生产理念和营销策略。

在我国,真正洞悉艺术奥秘又通晓产销方略的人才还比较少,更何况,我们即使在倡导“面向市场”之时,也同时强调尊重艺术规律并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要时刻清楚是谁给你的演艺权利,如何实施演艺权利。在当前提出珍惜演艺权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舞台表演艺术应向更高层次努力,在于把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和提升大众的精神追求统一起来,在于把顺应时尚的艺术趣味和追求永恒的艺术品位统一起来,在于把演艺文化的消费和演艺文化建设统一起来,还在于把艺术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统一起来。这就是艺术家作为公众形象,树立起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作为当代戏剧人,我们很应该在推出演出剧目时,就要清醒地考虑到不要去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丢舍社会功效。我们是当前中国文化领域中的精神缔造者,我们要给人民奉献上等待艺术作品,既有美的艺术享受,又有思想品质的提升!我们坚决抵制戏曲舞台艺术的低俗化,保持其高格调的社会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