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背景看李白诗歌风格形成的因素

从时代背景看李白诗歌风格形成的因素

顾芬

云南宣威市第三中学顾芬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改变由盛转衰终至灭亡的命运。在强盛的唐王朝走向衰败的同时，也诞生了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李白作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者，其文学地位以及对文学的贡献是无可厚非的。

自李白成名一来，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论作是多之又多，但都基本上是言其诗歌风格的“飘逸”、“豪放”，“飘逸”、“豪放”固然是李白的诗歌风格，但只是其中之一，其诗歌风格除了“飘逸”、“豪放”之外还有其他风格。对此，安旗先生也曾经发表过专题论述，且言李白的诗歌风格不是“飘逸”、“豪放”就能够概括的，学术界对此也是颇为关注的，但目前新兴的对李白的“论述”也大多是论述李白诗歌风格的“飘逸”、“豪放”。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时事著就英雄”。可见，英雄本身的因素固不可少，但其外在的时代背景也是无比重要的，李白独特的诗歌风格与其个性密切相关，但其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是不可分割的。在不同的时期，也显示出其不同的风格特色。总的说来，其诗歌风格可分为早期的“飘逸”，中期的“豪放”，以及晚期的“悲壮”。

一、少年的“飘逸”与“浪漫”

李白的生世是扑朔迷离的：有的说他是陇西人（今甘肃），有的说他是四川人，有的说他是山东人，也有人说他是外国人（今吉尔吉斯碎叶城）。李白的出生是个迷，没有具体的史料能确切说明他的生世，就是李白本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会说出不同的籍贯；但可以证实的是李白从五岁以后的二十年里都是生活在四川，其父李客在其五岁时迁居到四川绵阳，当时的绵阳青莲乡；因此，李白在后来也有了“青莲居士”的称号。李白的父亲是个商人，曾经几次迁居，其名“客”也值得人们深为探讨；李白曾自称是飞将军李广之后，但也有人认为李白祖上可能与皇室有关，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曾大肆屠杀李姓宗嗣，而使李客几次迁居，其名也改一“客”字。

李白年少时很好学，读遍诸子百家，又习剑术，是其自己的爱好呢，还是其家世的关系？这就无从得之了。李白的出生虽然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年幼时是生活在“开元盛世”的时代，安宁的社会也带给人们安宁的生活，李白对老子、庄子的道是有很深见解的，从其一生的创作和生活都可以明显的看出。而四川也不缺乏名山大川，李白的成长之路是从四川开始的，四川雄奇壮丽的自然山水和特殊的人文环境培养了李白“飘逸”和“浪漫”的气质，他行侠仗义，炼丹求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李白成就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四川，当时最为人们传诵的人物莫过于司马相如；每个少年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偶像，我想李白心中的偶像便是这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在蜀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文气纵云，还拐走富家千金卓文君，可以说司马相如是要才有才，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又得美女青睐，这又怎能叫人不羡慕呢？少年的李白便向着司马相如的方向发展，模仿司马相如的赋写下了《明堂赋》《大猎赋》等作品，其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天纵奇才。对于李白的“飘逸”和“浪漫”，人们都一致认为是天生的，别人是学不来的；正如唐寅的《桃花庵歌》所言：“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李白是有着狂傲的资本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这是一种傲视天下舍我其谁的狂。

巴山蜀水养育了“飘逸”、“浪漫”的李白，李白在二十五岁出穿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四川。开元十二年（公元７２４年）春，他带着一名随从离开了生活过二十年的地方，他先是在蜀中游走了大半年，重登峨眉山。次年春天才真正出川，巴蜀的险山涉水、崇山峻岭被抛到身后，李白曾有诗《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说到此，可以说李白还是一个没接触到社会，没接触到官场，身居世外的单纯青年，他狂傲不羁、满怀抱负，他希望将自己的满腔热血洒向大唐王朝，他描绘自己说：“身不满七尺，而心胸万丈。”

二、“豪放”并自信的宦海挣扎

李白自离开巴蜀以后，一路顺江而下，并且向着自己的仕途迈进。对于李白而言，他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考上了还得从小官一步步往上怕；在汉朝有举孝廉，在唐朝则有取诗士，以诗取士成为了诗人踏入仕途的一条捷径。在唐朝，这个开放的朝代，各种社会风气流行，只要有所为便能出名，就想现在的网络时代，网络名人也是很多的，真正有才学的人是会被认知的。李白便是以诗出名的人，他游览到楚地时，已经成就了其名气，李白很自信，他相信自己的仕途定能有所成就。他的诗歌风格仍然保持着“飘逸”，但此时，给人感觉更多的是“豪放”，还有“浪漫”。朝鲜诗家李瀷认为李白的“浪漫”风格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李白的“浪漫”是受到屈原《离骚》的影响。此外，李白在楚地认识了一个朋友吴指南，吴指南也是四川人，在旅途中染病身亡，李白出钱安葬了他，后来过了几年，李白又将其迁葬于鄂城（今武昌）之东；经此一事，人们都称赞李白很讲义气，但也有人认为李白有借此扬名之嫌，就像现在的一些名人总爱搞点八卦新闻出来，以此引起别人的关注来增加人气。李白讲义气埋葬了朋友，但为何又要多此一举，过了几年又来迁葬。

李白经楚到了扬州，在扬州后的一年里，李白广交朋友挥金如土，过的都是豪放不羁的浪漫生活；在尘世潇洒够了还进到天姥山，留下了其寻仙求道的见证《梦游天姥呤留别》（有的诗学家认为这首诗歌是后期李白被唐玄宗罢去，李白游览众山后而作）。待其飘渺够后，回到扬州，李白病倒了，而原来一起潇洒挥霍的朋友都不来看他，一个个都躲了起来，李白饱偿了人间冷暖，写下了《静夜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也许是李白出家外游以来第一次思想之作。就在李白最危难之时，他的一个朋友还记得他，那就是同是伟大诗人的孟浩然，孟浩然请郎中为他看病，并为他张罗了一门婚事，女家的祖父曾做过宰相，穷困潦倒的李白应下了婚事，并且是倒插门；此后李白又有了钱，又过上了豪放不羁的生活。后来孟浩然去了扬州，李白作诗送其上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后便再也没有和孟浩然相见。李白有着任侠的风格，对于一个侠客来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真正的情谊是存在心间的，这也表现出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入赘宰相家，又有了钱，但许家的关系已经是“人去茶凉”，不足以让李白踏上仕途之路。李白为了踏入仕途不停地与地方官交接，但其狂傲不羁的性格又注定李白不可能以此踏入仕途阶层。李白以：“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的姿态来拜会官员，又怎么能得到官员们的好眼，这样的狂傲，注定李白的仕途之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开元十八年（公元７３０年），李白第一次来到了长安这个唐王朝的政治中心。虽然李白进了长安，但又因其狂傲不羁的性格得罪了当朝权贵，权贵们从中作梗，使李白空怀抱负而不得施展，李白的希望也化为泡影。李白原抱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希望来到长安，有望成就一番事业，结果却出呼意料。这时候的唐王朝仍然处于开元盛世的余光中，全国还是一片繁荣的局面；李白也正处于旭日动升的状态，正是生命力最为强劲的时候，加之这是李白在唐王朝政治中心的第一次挫折，可以说并没有真正触动李白的信心。李白“豪放”、“飘逸”的个性，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巨作。他怀才不遇，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有结绿珍，久藏浊水泥。”、“宝刀隐玉匣，锈涩空莓苔。”但他仍然豪情不倒，仍向着理想的高峰冲击，说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理想抱负，这时的李白还是满怀豪情壮志的。

就这样，李白在宦海摸爬滚打了十年。在天宝元年（公元７４２年），李白终在机缘之下结识了玉真公主，通过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召见了李白，李白一跃成为了天子近臣。李白接到诏令只身骑马飞奔赴长安，他说：“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书情赠蔡舍人言》），“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赠溧阳宋少府陟》），“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江夏赠韦南韩陵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他到晚年都还在回忆：“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

在李白进长安时，所谓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他终于如愿以偿，就像司马相如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京城里，受到皇帝召见之人又岂会是无名之辈，李太白的名字也不胫而走，可谓是门庭若市，拜访他的人很多；李白最终凭其才华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奉为供奉翰林。可以说李白实现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的豪言。李白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他在长安一待三年，作为供奉就必须赞誉皇帝及有权势的人，他有三首诗赞誉杨贵妃，就是《清平调》：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槛杆。

其中《李白大辞典》言：李白的三首《清平调》是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讽刺。不过大部分人不这么认为，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再结合李白的心境和他急于仕途的心情，李白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赞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李白生性狂傲，加上他那“豪放”的作风，不免得罪一些小人，从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鞋这两个事件来看，李白的本性可见其然。杨国忠捧砚，有后人说是杨国忠尊重人才，因为杨国忠的种种劣行，人们才把此事当作是李白在教训杨国忠；但是高力士呢？太监是封建王朝的特殊产物，尤其是皇帝身边的太监，这个太监总管也许就怀恨在心，谗陷李白，加之李白那“豪放”的酒鬼形象，最终也使唐玄宗对李白产生了厌恶，以“非廊庙器”和“此人固穷相”为借口，“赐金放还”打发李白走人，实际上就是把李白放逐出京城。

李白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人间，长安这个让李白风华三年的城市也成了李白的伤心之地。此时，李白的诗歌风格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变，“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高不可攀。”、“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李白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也激起了李白的愤慨之情，同时也反映出唐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日中则移，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经过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唐王朝最终也由光明走向黑暗，由兴盛走向衰弱，由高峰走向低谷。在一时期，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者“李白”，这个伟大诗人的创作也发生了转变。

李白对自己被小人谗言离间而离开长安，使自己的理想抱负真正化为泡影而愤慨，同时也对贤人受到迫害而抗议。李白往后的诗歌作品也常常喊屈叫冤，为自己鸣不平，并自比于屈原，如同屈原一样，把权贵、小人比作是：“鼠虎”、“无盐”、“东施”、“萧艾”、“浮云”、“燕雀”、“群鸡”等等；而把自己比作“松柏”、“芳草”、“天马”、“大鹏”、“鸾凤”、“明珠”等等。这些在李白此间的许多作品中都经常出现，表现出李白愤慨、郁闷的心情。同时，也展现了这一时代的风貌，唐玄宗从开始的励精图治到贪奢淫欲、腐败昏庸，听信小人的谗言，使得一批真正的文人治士离开了黑暗的官场，忠仁之士惨遭小人毒害，这在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也不足贵，穷也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弥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表现的淋漓尽至。这些都表现出李白对自己鸣不平，对时世的变迁——王朝由盛转衰、君主由明转庸，而发出强烈的抗议。

在李白被放逐出京城的十余年里，李白过的也很是潇洒，自己的理想抱负化为了泡影，李白也集中心思在求道炼丹上；在此期间也前后结识了杜甫和高适，并一起游览名山大川。李白曾经在皇宫里当过供奉翰林，是很有名气的大诗人，杜甫和高适都是很崇敬他的，杜甫曾有诗赞誉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杜甫、高适三人都属于仕途失意之人，所谓臭味相投也好，同志之士也罢，像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三人最终也是各奔前程而散去。

三、“悲壮”的粟黎之情

社会因动乱必然会引起思想意识、政治、文化、经济的变迁，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暴发，且历时八年，这也是一次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发所带来的灾难，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安史之乱”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文学思潮的变迁，正如王瑶先生在《李白》一书中所言：这次叛乱给唐代的历史划上了一条界线，也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安史之乱”也标志唐王朝由兴盛正式转向衰败，大多文人也转向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李白可以说是一个爱国者，其强烈的入仕心境的原因我们不可考证，但其满怀抱负，报效国家的理想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以其诗歌“怀才不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李白也希望像开国元勋李靖一样“出将入相”总的来说李白很自信，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其诗《代寿山签孟少府移文书》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华，然后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这是大部分文人都有的政治理想，“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自身”，但李白的这一身可谓“穷”矣，“达”的也怕只有奉诏入京的三年时光。

自从李白出京以来，“游四海，览乾坤”，尤其到“安史之乱”时期，李白也是“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白骨成血山，苍生竟何罪！”表达其对国家昔盛今衰的感叹，对浮民苍生的关注，也反映出其粟黎之情，李白在乱世中也只是苍海一粟，忙于奔走逃离战乱，但他仍不忘“胸怀社稷”、“心系黎民”，其诗《经乱离后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中言“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颓阳掩馀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奔亡道中五首（其四）》“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这一时期，李白诗作已失“飘逸”之风，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悲凉的心境和感慨，李白他悲愤、忧郁，社会的动乱给李白的诗风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李白这个时期的仕途是坎坷的，国家也日渐衰败，十年漫游，“家事，国家，天下下事”皆尽收眼底，李白生活和经济状况也日渐不佳，乱世的纷争使李白也要悲凄“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世道日夜长，浇风散淳源。”李白当年的“豪放”、“浪漫”、“飘逸”已不复存在，“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日贫。丈夫何事空啸傲？不如烧却头上巾。”诗言志，正说明了一点：李白的理想抱负不能得以实现，他从天堂掉到了人间，他的诗歌风格一步步趋于现实，真正地接近了人民，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幽愤和沉郁之情（粟黎之情）。

李白作为一个伟大诗人，一代文学巨擎，他对文学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李白有自己的信仰，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他有对道教、神仙的执着追求，对于永王幕府的邀请，李白不顾家人反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永王的队伍，也许在荒废十数年之后，李白觉得自己东山再起时机会来了，终于有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对此，李白诗兴大发赞誉永王“二帝巡游俱来归，五陵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李白的豪情壮志又回来了，其诗《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

但是不久后，肃宗（太子李享）打回来了，永王李璘兵败被擒，李白逃奔，亦被擒，他也自知附逆死罪，因其名气，众人说情，最终被肃宗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时年，李白已57岁，这次对李白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他的政治理想完了，他的人生抱负完了，险些连他的命也完了，至此，李白的创作完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悲壮”。人生太多坎坷路，肉体上的折磨不算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才是真正的伤到人心灵的，尤其是对一个满怀理想抱负的人，李白在垂危之际写下了《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在他生命即将燃尽之时，发出了“中天推兮力不济”的悲鸣，这是对封建黑暗社会的抨击和愤慨，我们把《临终歌》中的大鹏与《大鹏赋》、《上李邕》中的大鹏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李白当年的“飘逸”、“豪放”已不知所踪。

我们说李白晚年之作是“悲壮”的，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晚年的诗风基是如此，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这是李白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该诗以时间先后为序，展现出当时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岁月，及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是诗人李白生活的时代背景，诗中把叙事、抒情、说理有机结合统一在一起，笔力道劲，风格悲壮。在《天马歌》中：“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慌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駷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翦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李白借物此兴以寄不幸。李白把自己比作天马，天马的不幸亦是李白的不幸。李白通过天马的不幸遭遇，写出了唐代王朝由盛而衰的现实状况，反映出作者对理想抱负至终未实现的内心积愤和痛楚，全篇起伏跌宕，抑扬顿挫，表现出无限的悲壮。再如《玉壶引》“君王虽爱蛾眉好,无乃宫中妒杀人”抒发出作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怨愤和惘怅。

言为心声，诗在言志。李白晚年的创作充分体现出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体惜黎民的情操，白居易曾有诗说李白是“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若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在《过李白坟》中又说：“最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在此，我们看出白居易对李白后期的诗作的看法，那就是“悲”和“恨”。

四、时代著就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

李白的一生是坎坷的，李白死也有多种说法，这里就不加以说明，李白在不同的时期，其创作风格也是不相同的，李白的诗受到社会客观因素和时代变迁因素的影响，其诗歌风格也明显地表现出多样的发展和变化。

直到现在为止，大多研究李白的著作，都是强调李白“飘逸”、“豪放”的诗歌风格，如王安石说李白“其识污下，十之八九言妇女与酒”，最是主张“飘逸”，但我们以时代背景来看，李白所生活的时代，从他出生到他死亡，正是唐王朝由兴盛去向衰亡的过程，在李白的早期生活中，是开元盛世，天下太平，四海之内一片歌舞升屏；到了中期，李白有积极入仕的心态，但唐王朝已经走向衰弱，正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言“春窗苦短日高起”，君王从此不早朝；再到晚期，唐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皇帝逃京，被逼赐死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玄宗威信全无，且昏庸腐败，唐王朝彻底衰亡了。李白的诗歌风格也随着唐王朝的变化而变化，由早期的“飘逸”，到中期的“豪放”，再到晚期的“悲壮”。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李白也是这样的人，李白追求的本就是虚无飘渺的神仙，可以说李白这种虚无飘渺的精神追求伴随他一生。李白出川前，在家世的照耀下，并无坎坷之路，但在其出川以后，坎坷的命运总是甩都甩不掉。李白面对其婚姻家庭悲剧和政治悲剧，我认为以他那“飘逸”的个性应该是看开了，仍然自信的向着自己的理想抱负、人生目标追求而去，所以他“飘逸”中带着“无所谓”的“豪放”。正如其诗云“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正是一种道家精神，“道法自然”，不欲强求。但到晚期，李白经历了他的人生，而人生目标又不能得以突现，他的风格转为“悲”，但这种悲也是一种壮丽的“悲”，是一种“豪放”、“飘逸”的“悲”，是一种“言不尽，道不完”的凄凉的“悲”。

现实是残酷的，李白的现实也是残酷的。李白的现实人生与其特殊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过高的理想与唐王朝的实际情况也是格格不入，各种特殊的矛盾给李白带来了一种思想上的多维变异，这种多维变异也使李白的生命力朝多个方向喷发，成就其辉煌的一生，所以说：特殊的时代（历史）背景，铸就了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