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诗学视角下的《尘埃落定》

狂欢诗学视角下的《尘埃落定》

王晓红

王晓红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作家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了中国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以麦其土司家“傻子”二少爷的客观视角纵观藏族土司制度的崩溃与瓦解。“傻子”的身份使得二少爷不仅是其中的参与者，而且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使得他能够以一种全知而客观的视角来向人们讲述发生在藏族土司制度即将消亡的背景下一个“傻子”的自我追问。小说中狂欢化的人物形象和狂欢化的小说语言模式充分表达着即将衰落的土司制度背景下下藏家大众的人性诉求。

关键词：狂欢化；人物形象；语言模式；人性探索

《尘埃落定》以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即一个“傻子”的口吻讲述了川西北藏区最后两代土司制度的兴盛与瓦解。一个“傻子”的叙述视角看似荒唐，却使人能够更全面地窥探出受藏家土司制度所奴役下的各种等级的藏家人的精神面貌与内在心理状态。权力奴役下的土司，头人，百姓，科巴，家奴以及其他的人，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压迫着别人，也被权力与等级所深深奴役着。故事由二少爷“傻子”以似戏谑又似严肃的态度讲述出来，严肃的历史显得深重而又发人深省。对于土司制度，对于藏家人，对于自我的反复诘问，进一步推索到对于藏家大众的人性诉求与追问。

一、狂欢化的人物形象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核心是“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摧毁与更新的精神，而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就是‘狂欢化’。小说体裁能利用说话人的各种身份、说话的各种方式、各种语调等，利用诸如小丑、傻瓜、骗子等世界形象的形式体裁面具，充分发挥小说体裁独特的叙述功能”[[]]。《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正是狂欢化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正是因为“傻子”的身份他才更能以全知而客观的视角看到每个人或是极力张扬亦或是极力掩饰的内心动态。他的哥哥也不用为了权力像其他兄弟那样而防备他，他能够以不被别人轻易发现的“隐身者”存在，在“隐身”中反思着自己并窥探着别人的秘密和被大家众所周知却又避而不谈的公开“秘密”。

傻子看似不登大雅之堂，被人们嘲笑着并玩弄着，但更为讽刺的是所有的人却被“傻子”的面具所蒙蔽着，这本身就具有一种双重指向性和象征意味。“傻子”背后暗含一种嘲讽，是对土司制度下被权力所利用的人们的讽刺，也是对当时土司制度与权力的一种反叛，这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大智若愚的“傻子”一旦不再继续“傻”下去，那他给周围人带来的就是无限的恐惧。正是看到“傻子”的智慧，土司父亲为继承者头疼不已，哥哥也不再爱他了，而是仇视他。权力争斗下的亲情被无视甚至被唾弃，这正是“傻子”不愿面对却又必须面对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却什么也知道，只是不愿被别人知道，而又不得不面对被别人知道后的后果。

二、狂欢化的语言模式

“复调是一种狂欢式的特殊语言，它容纳了诸如粗俗化的广场语言、伊索式的寓言语言、象征、隐喻、模拟、调侃等，赋予粗俗、怪诞的意象以深刻的象征寓意”[2]。《尘埃落定》中“傻子”不止一次地问道：“我在哪里？我是谁？”这是对自己的诘问，也是对整个麦其土司家族的诘问。

看似荒诞的语言中却透露出一个“傻子”的内在心理活动和对人世的感受。在很多场合都是“傻子”以荒诞不经的言语无意中点破了种种人们无法言说的“秘密”，更多时候，这其实是对于别人对待自己态度的一种反抗与戏谑，看似傻里傻气，但这“傻”劲儿的言语与行动中却带着一种无奈而有力的反叛情结。往往在大众看起来不当回事的“傻子”说的胡话里却带有一种预见未来式的遐想的结局。

从圣城拉萨来的波翁意西与“傻子”二少爷似乎有着相似的命运，两个人同样是不被藏

家人所理解的。波翁意西试图在这里大展宏图，建立并推行自己所虔诚信仰的教派格鲁派，

但却受到人们的嘲笑与戏弄。当翁波意西的舌头第一次被割去时，“傻子”好像自己的舌头也被割了一样，不会说话了。当他在粮食大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翁波意西好像又能说话了，重新拥有了话语权。麦其土司在旦真贡布死后依然没有把继承人传给“傻子”，而翁波意西也彻底丧失了话语权，舌头被人连根拔起。他们的遭遇有着戏剧般的相似性，种种类似的遭遇和命运令人匪夷所思。“重要的主人公，都有几个相似者，他们以不同方式模拟这个重要的主人公”[3]。

三、狂欢化的人性诉求

“狂欢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4]。“傻子”在麦其家族中是痛苦的，他明白自己的“傻子”身份为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与尴尬。“傻子”由装傻到戏谑再到回归自己，整个过程中都忠诚于自己，都在追寻着自我的人格自由与自尊。自由对于“傻子”而言，具有双重意蕴。首先，他拥有“荒诞性自由”，这自由出于自我本身的意识，却不被他人察觉，其次，复苏的“现实性自由”，在他开始有了争权意识之后，付诸于实际行动争夺权力。

当麦其土司问傻儿子是否想做土司时，麦其土司自己这样说道：“我宁愿相信一个傻子的话，有时候，聪明人太多了，叫人放心不下。”[5]作为权力拥有者的麦其土司被权力所奴役。《尘埃落定》中最大最深的尘埃便是土司制度下的权力，而权力与自由是并存并相互牵制的，融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个矛盾体。

《尘埃落定》不仅仅是一部藏族土司制度的消亡史，更是一个参与藏家土司制度却站在其外围的客观诉说者对藏族文化的描绘。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演变更应是我们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民族文化交融中的人性诉求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窗体顶端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上海:三联书店,1988.

[4]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王晓红（1990—），女，汉族，河南林州人，西北民族大学2014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