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大跃进时期为例

浅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大跃进时期为例

罗红希

摘要：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出现了失误。他的失误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唯意志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积极平衡论；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失误大跃进时期

[中图分类号]G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2）11-0053-03

总体来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唯意志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积极平衡”论；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

一、唯意志论

大跃进时期，最大的理解失误莫过于唯意志论，它完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经济工作重大的损失。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具有能动作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在一定物质基础上才起作用，这就要求人们只能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要遭到规律对人类的惩罚。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就恰恰在于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失误和偏差。主观能动性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大跃进时期，许多事物和社会现象都包含了唯意志论的因素。作为大跃进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就有不少这样的言论。在1958年4月《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中，认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太长了，并提出是不是可以再缩短一些的质疑。“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1]从以上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当时人民普遍有一种急躁的心态，希望快步进入共产主义，完全忽略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事实，充满了感性因素。1959年9月，毛泽东在鼓励不会游泳的人去游泳时提出：“一有意志，万事皆成”。[2]也显得非常感性，没有上升到理性分析。天真地认为什么事情只要有意志的支撑，都可以办成。可见，无视客观条件，成为了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错误地将主体意志作为办事的唯一条件，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

当时的报刊杂志更是为唯意志论奔走呼号。《人民日报》曾介绍了山东省寿张县力争粮食单位高产的情况，并最后总结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荒唐结论。1958年7月23日，在一篇题名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中，《人民日报》声称：“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1958年7月28日，在一篇题名为《今年秋季大丰收一定要实现》的社论中，《人民日报》引用了广大农民在总结夏季粮食丰收时得出的经验，声称：“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1958年8月3日，在《年底算账输定了》的社论中，《人民日报》更为豪迈地认定：“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了的”，将“粮食产量的提高需要一定条件”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将持有上述观点的人称为“唯条件论”者。[3]

如果片面强调意志、情感等精神性因素对物质的反作用，片面夸大主体精神的能动作用，认为这种能动作用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的限制，甚至可以为所欲为，那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意志论。可见，大跃进时期，主观能动性被张扬成唯意志论，是大跃进时期的主要失误之一。

二、“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对哲学的理解的另一个失误就是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代替了“两点论”和“重点论”。

“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方法论之一，由于事物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决定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要学会弹钢琴。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只不过在工作方法上有些过急、过快，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也就是成绩与错误的比例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重大影响，这一观点被多数人接受，并成为当时评价实际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

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是主流和全局，并被理解为重点；失误缺点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支流和局部，并理解为非重点。这种观点固然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但实际上它并不能量化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量化的标准，那就是主流在矛盾发展过程中应占90%左右的比例，而支流只能占10%左右的比例。可见，当我们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去评价实际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的关系时，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是单纯从主观愿望出发，把它作为标准随意套用。如果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那就要对实践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作出如实的分析，当成绩的确占90%，失误占10%的比例时，才可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去评价；不然我们就不能用它去评价。大跃进运动过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们理性地审视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时，不难发现用这一准则的错误和偏差所在。

毛泽东曾经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批评过周恩来、刘少奇、邓子恢等人1957年在经济建设进程中反冒进的措施，195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继续坚持了这一错误的立场，认为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促进委员会三样东西，并重新提出要恢复这三样东西。他继续坚持认为我们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区别、大局与小局的区别、一般与特殊的区别；要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栽筋斗。[4]此后，毛泽东又比较清楚地阐述了二者的关系，特别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又进一步继承了了南宁会议的精神，把有关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见解生动地比喻为：“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5]虽然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法既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乎我们工作的情况，但是他并没有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左”倾现象并没有科学的认识，再加上当时全党都有一股共产风、浮夸风的盛行，毛泽东总认为，一般情况下，成绩总是主要的。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也是对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片面理解，大跃进时期它基本取代了两点论和重点论，造成实际工作中的巨大损失。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事物发展的主流、全局，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是我们在工作中应把握的重点；而矛盾的次要方面，是事物发展的支流局部，不决定事物的性质，是我们在工作中应兼顾的非重点。这样就导致我们在评判实际工作的时候，总是坚持成绩第一，错误第二，也就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我们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工作失误较大，不能仅仅理解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毛泽东甚至还认为，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八个指头与两个指头的关系、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六个指头和四个指头的关系。因此，将事物矛盾发展过程中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工作中的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片面的、也是不准确的。

这种错误的理解会导致人们对实际工作的错误评价。始终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大前提是对的。并始终认定：我们的实际工作从总体上、全局上看是成功的。另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成绩是九个指头，失误、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由此看来，这是在实际工作的一种错误运用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原理，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可见，大跃进时期，将“两点论”和“重点论”被诠释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偏差理解。

三、“积极平衡”论

大跃进时期，许多人认为将相对平衡误解为动态平衡，忽略了静态平衡和综合平衡，并想以此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毛泽东也不例外。其所谓的积极平衡实际就是表现为在指导经济工作时，对矛盾发展过程中平衡与不平衡关系处理不当。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并首次提出了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的概念，认为只有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才是积极的平衡；而那些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是消极的平衡。毛泽东曾多次批评反冒进、主张跃进实际就是积极平衡论的具体体现。众所周知，1956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为了快马加鞭地完成计划，经济领域中出现了冒进的现象，致使我国当时财政信贷支出30亿元；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紧缺，市场上出现了以物易物、囤积居奇、任意抬价、抢购抢买等情况。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为了及时制止这一现象，站在国民经济应该协调发展的角度，主张反“冒进”，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特别是周恩来在中央多次提出了反冒进、主张相对平衡、综合平衡的思想。这种提法是非常准确的，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不留有缺口，深刻把握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是综合平衡的重点所在，实际也是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和劳动力五个方面的平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综合平衡”体现了市场与价值规律，原则是按供不应求的产品或生产要素进行平衡。众所周知，我国当时供不应求的是资金和物资，供过于求的劳动力资源。因而，在经济建设计划中平衡的重点是资金和物资；也就是根据资金物资来安排经济建设计划，量力而行，不留缺口。这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客观实际的。但积极平衡论只主张按按供过于求的劳动力资源安排经济建设，而不顾我国资金与物资的缺乏的具体事实。因此，综合平衡论没有注意利用劳动力的优势，也就没有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毛泽东称它为消极平衡论。毛泽东虽然也意识到1956年的经济建设的确存在冒进的情形，但他并不同意开展一场批判运动，因为那样会可能会给广大人民群众泼冷水，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鉴于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都主张反冒进，也不便于公开批评反冒进，毛泽东暂时把这件事情搁置下来，但始终认为要所谓的积极平衡。1957年下半年，借波匈事件的机会，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运动，他把反冒进与反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认为有些领导反冒进是反掉了积极性和热情。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底，1958年上半年，曾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反对强调综合平衡，主张所谓的积极平衡。

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忽视农业生产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持续、协调、有序的发展。毛泽东虽然发现这一情况，并于1958年11月分别在郑州、武汉主持会议，对大跃进造成的混乱也进行了反思，在实践中也逐渐纠正左的作法，反对高指标和浮夸风。从此，他放弃了积极平衡的经济建设指导原则，坚持综合平衡的指导原则。毛泽东在接见秘鲁议员访华团人员时（1958年6月），曾经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6]尔后，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特别提出了综合平衡这么一个问题，并认为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还指出：“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7]可见，上述提法毛泽东不仅充分意识到了经济建设中综合平衡的重要性，把它上升到群众路线的高度；还指出了经济建设的哪些领域迫切需要平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对于在认识上的失误，毛泽东是一个知错就能改的人。可见，相对平衡被理解为“积极平衡”论，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误解。

四、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失误，即没有正确理解无产阶级彻底革命和革命分阶段进行的原理，也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结果在方法论上体现出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

毛泽东对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理解一开始是非常准确的，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二者关系的理解非常准确。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第二阶段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两次革命胜利的保证。要坚决反对“一次革命论”的“左”倾错误，又要反对“两次革命论”的“右”倾错误。

毛泽东曾经在1958年初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但是问题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8]可以明显看出，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关系的理解则出现了失误。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改造。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

第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

这里的第一和第二方面的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的不断革命论，是准确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并采用了合作社的形式与和平赎买的手段实现了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顺利完成，这标志着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体现了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包含第一和第二个方面革命的设想。到此为止，毛泽东对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关系的理解也是正确的。

然而，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忽略了革命的阶段性，过份强调革命的连续性。这早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已经暴露出来，例如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间大大缩短和提前。土地改革完成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准备花长时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各方面研究，得出结论是大约是是15年左右。但我们知道，实际上社会主义改造总共才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而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快，这完全就是一场运动。换句话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太快，根本没有让各种所有制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匆匆结束了。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例，无地、少地的农民刚刚分到朝思暮想的土地，但在此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让几亿农民成立互助组，随即带着土地等生产资料加入生产合作组织中的初级社，紧接着又加入规模更大管理更集中的高级社，根本没有经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和充分发展，就结束了一种所有制。这样，原计划经过15年实现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到1956年就完成了，这个时间是大大提前了。

这样便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错误思维：一、中国的革命可以超越一定的阶段连续不断的进行和推进，没有什么顺序、阶段性可言。二、中国的革命可以比任何世界国家来得更快，更彻底。大跃进运动正是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又号召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过渡，又办起了公共食堂，刮起了共产风。这些措施，是不断革命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而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的破坏，正是导致我国三年困难的重要原因。显然，文革时期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这种思维的继续发展。

正因为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太快，人民公社建得太早，忽略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阶段性和相对稳定性，导致了农业生产长期落后，不少农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正如陈云所言“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这才有了对不断革命论的反思，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取消了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实际上就是对“片面强调不断革命论，忽视革命发展阶段论”反思的结果。

作者简介：罗红希（1972—），男，湖南株洲人，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广东中山，528436）。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3页.

[3]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4—115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9—60页.

[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