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颖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形式上有了新变化,即技术获取型FDI。所谓技术获取型FDI是指,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兼并高科技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在海外以独资、合资形式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研发机构等,从而获得先进技术、组织能力等关键性知识,有效地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不断发展,但是技术获取效应不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原因何在?如何提高企业获取技术的效应?本文从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现状入手,剖析问题并提出有效对策。
一、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一些企业开始逐步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型机构,成为中国海外技术获取型投资的先驱。此后,海尔、华为、联想、中兴通讯等一批优秀企业纷纷进行技术获取型跨国经营,获得了显著绩效。根据国内学者关于跨国技术获取的调研数据以及当今企业发展的实践,本文对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的现状做出以下概括:
(一)投资主体
行业中具有相当技术实力的大中型企业是重要投资主体。但近年来,民营企业也开始积极主动地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前沿,逐渐成为技术获取型FDI的主角。华为、中兴通讯、万向等民营企业在进行市场国际化的同时,积极尝试技术获取型FDI,充分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人才优势和技术创新的外溢,初步探索出一条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技术积累,发展自身技术优势的道路。
(二)产业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海外技术获取型投资主要集中在家电产业。而2001年以来,IT及通讯等高科技行业,电子、机械制造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我国企业海外技术获取型投资的主角。
(三)市场进入方式
技术获取型FDI主要采取两种市场进入方式:一是通过并购具有先进技术的当地企业获取技术,是利用国外科技资源的一种有效形式;二是设立研发机构,嵌入当地集群,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干中学”,开发生产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和专利。中国企业进行技术获取型FDI,或者通过并购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的中小型科技公司,直接获取最新技术或借跨国公司进行业务调整之机进行部分收购(见表1);或者以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多种形式设立海外研发机构,且设立方式从合作、合资向独资、并购转变[1];联想、华为、海尔、中兴通讯、TCL等中国先驱企业是设立海外R&D中心并获取先进技术的典范。
(四)区位选择
技术获取型FDI主要流向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罗兰·贝格公司调查了50家中国领先企业并进行深度访谈,结果显示,45%的企业认为发达国家是投资的首选地,对北美、欧洲、日本以及韩国投资的企业主要是为了获取先进技术。仅就海外R&D机构而言,国内调查显示,中国企业绝大部分的海外R&D机构主要集中于科技发达的欧美日大三角地区,仅有少部分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五)人员规模
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中,企业的海外R&D中心规模比较小,水平也不高。50人以下的R&D机构的企业占到一半以上,只有21%的企业的海外研发人员超过了100人。同时调查还表明,67%的企业的海外R&D机构中的外国研究人员比例低于10%。55%的海外企业的R&D机构领导是中国人。[3]这些都说明中国企业海外R&D利用国外科技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水平相对较低。
从以上五方面的现状分析看,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中投资主体与产业逐步多元化,市场进入方式随发展阶段的演变而变化,现在以跨国并购与技术联盟为主流方式;投资区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海外R&D中心规模普遍较小,这些现状充分说明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但依然处于初步阶段,很多指标还有待于提高。
二、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面临的问题
虽然技术获取型FDI的步伐在前进,中国企业在开展逆向型投资时,轰轰烈烈开场、惨惨淡淡谢幕的情况却屡见不鲜。通过上文分析以及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抑制因素的调查,中国企业在技术获取型FDI中面临以下主要问题:
(一)技术获取直接投资成本过高
在调查中,53.9%的企业认为技术获取直接投资成本过高是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面临的重要障碍。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企业相对国外企业总体上R&D投入不足、竞争力较弱,而在国外设立R&D机构、进行技术获取投资的短期成本较高。这也是导致大部分企业海外R&D中心规模较小,水平不高的原因。由于资金限制,大部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型机构往往无法开展具体的研发活动,只能起到技术监听的作用。此外,中国企业为了获取先进技术资源,即使在东道国没有制造或销售机构的同时也建立R&D中心,而这类研发机构的资金完全依赖母公司,一旦国内母公司出现资金困难,海外研发机构将很可能成为母公司缩减开支的首选目标。如1998年康佳在美国硅谷设立的康盛实验室,成功研制了彩电微控制器芯片,使康佳集团拥有了彩电开发中的核心技术。然而,2001年康佳出现7亿元的巨额亏损,主要原因是国内彩电业务清理库存的跌价损失,但由于康佳无法承担海外研发的巨额成本,康盛实验室于2001年被迫关闭。
(二)缺乏海外R&D机构的管理经验
不同于设立制造业或销售分支机构,海外研发活动的运营有其自身规律,研发设备与人员经费在R&D开支中占主要部分,而中国企业对海外R&D机构的运作规律与管理方法缺乏了解,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难以合理安排有限资金,最终可能导致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如科龙集团独家投资11亿日元在电器研究生产最强的国家——日本建立了科龙集团神户电器技术研究所,其中投资10亿日元于1998年建成日本科龙办公大楼,而预算中用于研发机构运营经费仅1亿日元,大楼建成后由于高昂的设备价格和日本劳工费用,加之缺乏后续资金支持,研究所最终无法运营。此外,中国企业对跨文化管理与激励、全球R&D机构沟通与合作等海外R&D运营问题缺乏足够认识,阻碍了技术获取型FDI的有效发展。
(三)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子公司或研发机构的吸收能力和嵌入能力不足
技术获取型FDI是一种战略性投资,对投资企业本身的能力要求很高,特别是对投资企业在东道国子公司或研发机构的吸收能力和嵌入能力尤为重视,将其作为提高技术获取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但由于中国企业自身及其子公司的科研和技术实力有限,对外部先进知识和技术的吸收能力不够,我国企业与东道国相关企业、科研机构等的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未能很好地嵌入东道国的研发创新网络,并未能有效将先进技术传递到国内。
(四)所获技术与国内企业和市场发展需求的错位
成功跨国获取技术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海外子公司或研发机构所获得的先进技术或信息,要通过有效的内部渠道传递到中国的母公司,并切实应用和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开拓与发展。如果海外子公司与中国母公司联系薄弱,不能按照母公司的国际战略目标获取合适的技术来适应国内市场需求,那么溢出效应将会削弱,技术获取效应显然不高。
三、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中技术获取效应的对策
(一)建立多渠道的资源投入体制
技术获取型FDI的大部分企业的主要投资渠道来自母公司,源于公司外部的资金来源很少。因而,建立多渠道的资源投入体制很有必要。除了母公司,应建立海外子公司、政府、国外合作(合资)公司、国内各种非政府组织、国外各种非政府组织等其他投资途径,逐步形成真正的国际性、多渠道投入机制,以便在资金紧张时,多渠道募集资金来有效支持技术获取型FDI的发展。此外,尽快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借助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也可有效解决企业资源投入不足问题。
(二)加强企业R&D投入,提高吸收能力和技术水平
吸收能力决定了企业是否能有效吸收及整合所移转而来的知识,进而强化企业的能力。它受到先验知识的存量、研发投入程度、学习强度与学习方法、组织学习的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应该高度重视科研开发,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比例,培养企业迫切学习吸收新知识的积极态度,到发达国家去建立研发中心,运用当地的智力资源,追踪新技术、研制新产品,真正有效提升中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和技术水平。目前,中兴通讯在中国、美国、韩国、法国、瑞典等国人才最集中的城市设立了15个研究开发机构(其中欧洲、美国的研发中心从事前沿、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研发人员占据了企业全员的40%,每年坚持以销售额10%以上投入研发(2004-2008年中兴通讯的研发投入累计达到150亿元,其中,2008年投入40亿元),创造了超过18000项专利申请,中兴通讯已经成功进入全球100家顶级电信运营商的前50名,成为全球电信设备领域的“五强”之一。
(三)充分考虑国外技术与国内市场的关联性
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要认真分析相关技术以及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情况,形成适宜“研发基地在国外,生产基地在国内”的全球布局,以确保企业在国外成功开发的技术能促进国内技术的发展和研发。例如,创维集团在美国硅谷设立的创维数字技术研究室,跟踪国际潮流,重点开发数字视频解码芯片,同时还肩负着最新科技情报的搜集、市场动态的监测,为创维在香港及深圳的数字视频研发与生产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四)充分接近和拥有东道国的人才
中国的国际化创新人员大部分来自于母公司,即使是外籍员工,也往往是外籍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其中重要原因是优秀人才的获取成本相对过高。因而,中国企业除了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充分开发和有效配置外,仍然需要加大对海外本土优秀人才的招聘力度,吸纳优秀的国际化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接近国外的优秀人才是一个较好的过渡方法,包括与国外大学、公司合作,参加国际论坛,参加国际研究活动、海外技术培训等。比如,由广东科龙集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三方共同创建、并由科龙集团独家投资近亿元的“中美科龙智能控制联合研发中心”就是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