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张建和

浅谈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张建和

张建和

武警工程大学基础部陕西西安710086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包含着大量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由于地理、历史、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英汉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们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习语中的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译中的难点。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同样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的话语文章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隐含意义。隐含意义才是说话人或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英汉习语之间的多方面差异可归为两类：一是形象意义的差异，一是隐含意义（包括褒贬义）的差异，都是字面以外的意义，是文化差异的具体反映。由此出发，本文提出了英汉习语文化意义翻译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一、英汉习语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Nida）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比如说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奈达把语言文化的特征分为五类：Ecology（生态学）、MaterialCulture（物质文化）、SocialCulture（社会文化）、Religious（宗教文化）、LinguisticCulture（语言文化）。这显然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大方面。所以，造成中西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因素也分别来自精神方面的思维的差异，与迥然的物质因素的影响。

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经过归纳总结认为，英汉习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存环境的差异。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生存环境戚戚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创建了日不落帝国；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moneylike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如torestonone’soars（暂时歇一歇）、tokeepone’sheadabovewater（奋力图存）、allatsea（不知所措）等等。

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夏天常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Shelley）的《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

2.习俗差异。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和蛇这两种动物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意，如“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等。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arealucky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日）等等。在《圣经》中夏娃和亚当（AdamandEve）因为听信了蛇（Serpent）的谗言而吃了所谓禁果，从而被赶出了伊甸园（Eden）。所以在西方，蛇是邪恶的象征。而在东方，蛇则化成了龙，成为了中国人的图腾。封建帝王穿的所谓龙袍实是蟒袍而已。所以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东方人食用狗肉和蛇肉。

3.宗教信仰。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现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入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佛主”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有关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如Go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也有Gotohell（下地狱去）这样的诅咒。

4.历史典故。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形成的习语，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不能单从字面意义理解和翻译，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等等。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如Achilles’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one’sWaterloo（一败涂地）、Penelope’sweb（永远完不成的工作）等。

二、英汉习语翻译的原则和方法

翻译的原则即翻译的标准，中外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到张培基先生提出的“忠实通顺”，从瞿秋白的“等同概念”到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或“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主张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不断完善的。虽然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中心都是要译文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保持原作的风格，忠实反映原作的面貌。所谓忠实表达原文的意义，应指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但并不是原文的每句话、每个习语、词汇都同时具备三种意义，有的可能只有字面意义，没有形象意义；有的可能兼有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但没有隐含意义。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的方法一般有两种，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wrence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m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即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不能严格地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传达中国的文化。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以及18世纪英诗中常见的词汇。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onModernAmericanLiterature，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英译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isintheeyeofthebeholder”。

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对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alitem）就被异化了。再如，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有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注释的办法以指示(而非传达)“洋味”。

谈到我国的翻译史，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傅先生为了使文学作品深入大众，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释说归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实于全书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瓢》序）。严复译《天演论》论时，为了模仿中国史诗的风格，故意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另外，我们熟知的诸如“司徒雷登”（StewardLeighton）、“彭定康”(ChrisPatton)、“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等等。异化的实例不胜枚举，如外国的人名、地名等。文化内涵词语包括一些西方实物的象征性内涵。如玫瑰一词原在西方文化下具有特定含义，后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等等。

归化和异化都各有道理，各有用武之地，不能绝对地摈弃任何一方。总得说来，归化大都表现在语言的层面上，为了跨越语言理解的障碍，在文化传达上，为了让读者充分理解西方文化，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策略。但是，说到底，在文化传达问题上的异化是为了最终使得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做到真正的归化，在对比中做到对自身文化和原语文化的再认识，即在文化意义上完成真正的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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