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语本土化及中国英语的研究和意义

论英语本土化及中国英语的研究和意义

刘丹

（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安徽合肥230031）

摘要：英语已发展成一门世界性语言,并由此产生了各种本土化的英语变体,“中国英语”就是其中的一种。“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区别,中国英语的性质和特征等是中国英语研究关注的重点。在英语本土化的进程中,认清语言学习的本质,增强对本国语言的认同感,正确理解语言的使用目的等对中国英语教学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英语本土化；英语变体；中国英语；英语教学

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英语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据统计全世界有将近1/4的人口对英语的掌握程度达到流利或熟练的程度,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稳步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已达12亿—15亿人之多。其人数分布在全球各地,既包括英语国家的本族语人,也包含英语为第二语言和外语的国家的非英语本族语人。英语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其传播地生根发芽，并受当地的语言、文化、习俗等的影响，逐渐变化发展，形成了独具本地特色的各种英语变体(varietiesofEnglish)，如南非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等，其名称也由单一的“English”变成了“WorldEnglishes，由此也带来了很多争议，其中围绕“中国英语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争论尤甚。在英语本土化的大背景下，及早确认中国英语的定义和定位以及中国英语的特点等问题对目前中国的英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英语在世界上有两次大的传播。第一次是向“新世界”的传播，即大量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人在移民到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时也把英语带到了这些国家，英语在这些地方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和新澳英语，并成为当地的母语。第二次传播发生在18世纪至19世纪不同时期,英语作为殖民地的产物被移植到亚洲和非洲,是少数以英语为母语者把这门语言带到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1.英语的本土化研究

英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必然会使英语同当地的语言、文化、习俗等相结合从而导致它的变异,形成带有本地特征并在各个层面(语音、词汇、语法、话语、语域、风格、文学流派)与母语英语有不同程度差异的英语变体。这些变体很早就引起了语言学家们的注意,对其在各个层面的调查和研究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如以“历史、社会语言和文化特征”提出了一个“三大同轴圈”理论，即把全世界的英语变体以同心圈的方式分为三大类:内圈包括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这些英语是其他英语变体的规范提供者，其中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在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眼中比其他三个更为规范和标准。尽管英国的标准发音在传统上有优势，美国英语现在却更受其他国家学习者的欢迎。外圈包括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菲律宾英语、南非英语以及其他三十多个国家的英语变体。这些英语被认为是规范发展型，其变体已带有较强的本地语言和文化的特征。这些国家把英语作为辅助语言使用。发展圈包括德国英语、中国英语、日本英语、韩国英语等。这些变体大多数分布在亚洲和欧洲,被看作是规范依附型，其英语的标准主要来源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这些国家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和使用。

此外把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归类于核心英语国家，把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国家归类于周边英语国家，并分析了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形成,指出其对非核心英语国家的支配意图和对其他语言的歧视以及对英语教学的影响。而Trudgill和Hannah(2000)则进一步从语音、语法、拼写、词汇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包括内圈英语和外圈英语在内的多个英语变体的特征。Jenkins(2000)也提出由于英语的不断国际化,在语音方面有必要提供一种独立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语音系统。他使用“国际英语”(InternationalEnglish)这个术语寻求一个所有英语变体的“共核”以确保不仅在内圈,而且在外圈和发展圈内所有的变体在可学性原则下的共通性。中国学者文秋芳和俞希(2003)也认为完全否定英语本土化必然会严重限制其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功能,并提出了一个“双层英语”的假设,即英语共核与本土化英语的有机结合。这一点也和Crystal(1999)的观点相同,他也主张“在一个和谐的语言世界里,语言的通用功能与体现地方特色的本土功能两者都需要。我们的理论模式和教育模式应该允许这两种功能的相互补充”。对变体的各个层面来说，在语言学方面对语音、词汇的研究较多,各种变体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很明显、很活跃。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以什么英语为标准？是英语分裂成多个互不相通的地方语言还是英美英语继续竞争以成为全世界英语正确性使用的模式,还是为了国际交流和教学而另设一个新的标准英语？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已认识到当今非英语母语使用者已大大超过英语母语使用者,英语母语使用者已成为英语使用群体中的“少数民族”,再继续坚持英语母语这样一个单一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比如,就标准发音(RP:ReceivedPronunciation)而言“,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少数人的口音,真正从小就操RP口音的人仅占英国人口总数的3%至4%”(McArthur,1992:851),更何况已成为母语的英语变体还不止一个。

为此,Kachru认为认可和承认不同变体的合法地位并不会导致变体之间的互不相通,因而坚持“多标准”。而Quirk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标准的存在是人类所特有的,在任何地区标准的缺失都会使人们感到疏远和混乱”，因而坚持以标准英国英语作为世界范围内英语学习的标准。二者之间不同的观点导致了一场著名的“Kachru2Quirk之争”,争论的结果是Quirk在20世纪80年代末改变了他的立场。而根据Trudgill和Hannah(2000)提出的界定标准,“标准”和“非标准”主要体现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并不由说话人的口音决定。这样就把英语各种地域变体的社会地位摆平了,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因而更符合现代语言学的语体观。

应该说,在英语不断国际化及由此产生的本土化的过程中,地域性变体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而指定一种所谓的“标准英语”作为所有变体的唯一标准也是不切实际的,更遑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者对其认同感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持有“世界英语”观点的赞同者认为,人们可在自己本土国家内使用其自身变体,而在国际交往中却必须遵循“国际英语”的“共核”以达到成功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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