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度过当前危机的研究与建议

中小企业度过当前危机的研究与建议

阎金明

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所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到了集中爆发阶段，同时又恰逢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趋明显。2008年国内还接连发生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灾害，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环境恶化，各方面压力和挑战不容低估。因此，一定要按照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要求，充分认识2009年经济发展的严峻性和复杂性，积极应对挑战，保持经济发展的好势头。

一、同时从需求和供给角度入手解决深层次问题

面对危机，中央已出台一系列扩大需求的政策。这些政策在以往历次应对经济滑坡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矛盾凸显的情况下，应同时关注供给方面的问题，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用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既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又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两难的情况下，最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防范滞胀的发生。这是因为，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资源性产品可能再次出现紧缺的双重影响，企业成本水平仍将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正在减缓。相对于物价指数的上涨来说，我们对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降的承受能力更弱，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社保体系很不健全，就业压力也非常之大。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之后，其经济学界的“供应学派”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足，需求过旺，需要借助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因此提出通过减税刺激供给的主张。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税收会直接影响商品和劳动的供给，而较低的税率则意味着对工作、储蓄、承担风险以及投资的更多的刺激。当企业和个人的税后收入普遍增加时，税基就会随之扩大，反过来补偿了财政的部分收入损失。同时全社会的储蓄率也会提高，从而就为政府和私人的借贷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在里根时代对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理论的实践，使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阴影。特别是在实施减税让利政策的同时辅之以大幅度地精简各种规章条例，为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注入了空前的创业活力，产生了大批由小到大、闻名世界的创新型企业，也造就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尽管理论界对其实际作用臧否不一，但其对众多中小企业发展的推动和对消费信心的提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二、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巨大作用早已为实践所证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企业的破产、倒闭造成社会上大量的失业人口，就业压力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必须面对的大问题。同时人们意外地发现，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竟然吸纳了如此众多的就业人口，从社会就业角度的审视，使许多国家不得不对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刮目相看。

除了在解决就业方面的作用外，中小企业还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出比大企业更有效率和成本更低的优势，因为这些中小企业往往宁愿对新的技术领域或技术进行创新开发，而不是像某些大企业那样更多地是对旧有技术进行改造。在创新过程中，中小企业也没有在大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官僚管理层级和技阀作风。由于发明者常常同时就是企业家本人，因此在中小企业里，发明者从构思到付诸实施的过程相对比较顺畅，效率效高。

传统的、过度强调规模经济效应的生产方式在客观上造成对中小企业的忽视。不少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汲取这一教训，开始重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美国、日本、法国、韩国等国家，对中小企业积极扶持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更是经常被引为借鉴、加以运用。美国代表了以规模化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大企业发展战略，但在扶植中小企业问题上，提出了“摆平竞技场”的思想，即通过政府干预，使中小企业某些先天不足的缺陷能够通过政府的政策尽量得到弥补，以提高其发展的起点。上个世纪70年代，“发现中小企业”成为美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开始对中小企业特殊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认识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里根提出“中小企业是我们自由经济制度的心脏和灵魂”。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英国，由于古典经济学强调企业规模的观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造成中小企业的地位岌岌可危。然而1971年“波尔顿报告”的出现改变了英国中小企业的命运。战后的日本偏重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分工结合式发展，企业相互之间以专业化分工协作代替传统的综合化生产，从而使众多企业规模保持在一个适中或较小的水平上。

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中小企业不但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而且在产值、税收以及容纳就业人数等方面的地位日趋重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不但在贷款融资的比重上不占大头，而且面临诸多困难，制约了发展，影响着中小企业作用的进一步发挥。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的情况下，企业融资更面临突出困难。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早已为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因此有必要借鉴国际成功的经验，深入研究中小企业发展的特点、规律及在融资方面的需求，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通过“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改善企业外部环境并扩大内需

目前国内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集中在结构性矛盾显现、出口市场需求萎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等。2008年经历了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袭击后，经济发展的变数增多。这是目前经济发展中诸多问题中的核心和本质问题，而外部环境变化、汇率等问题只是经济发展的从属性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做出判断和决策时必须摆正的关系。借鉴供应学派的某些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发展的预期，而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则是确保国民经济在平稳、快速的轨道上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

实施“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简言之，就是在近几年各级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给企业和个人减税、让利，增强企业的活力，提高公众的创业热情和消费能力，从而促进和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居民收入增长过于缓慢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税费负担重，各种名目的收费与纳税额“比翼齐飞”，是企业难以承受任何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7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的税负水平名列世界第三。近期大量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就是明证。从企业经营角度看，税费负担本已相当沉重，因此对外部环境任何变化的耐受力都十分有限，在当前各项经营成本上升、汇率变化、经济增速减缓、调控政策造成“一刀切”效果的情况下，实施“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是应对通胀、防止滑坡和出现滞胀局面的有效对策。主要思路是：

1、要减税让利，减轻企业负担。目前我国各地的财政收入竞相增长、互相攀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企业来说决不是什么福音。藏富于民、增强企业活力才是长久之道。要研究减轻企业税负的具体办法，特别是要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下大力量清理对企业的各种收费(基本上大都属于不合理收费)。因此，要配合减税让利政策的实施，大力清理、取消审批事项及早已过时的、不合理的管理规章，更大程度地向企业放权，鼓励个人创业，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实现永续发展。只有让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活起来，国民经济才能充满活力，“鼓励企业”的口号才能被真正落到实处。因此，要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大力清理整顿针对企业的“三乱”行为，撤并那些只有靠向企业罚款、收费才能生存的管理部门。同时要加强廉政建设，杜绝到企业“吃、拿、卡、要、报”等违法行为。

2、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让消费在“三驾马车”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要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这是经济转型期国家普遍的成功做法，也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要义之一。据统计，2006年全国税收增长34.5%，而职工平均收入仅增长9.4%，反差显然过大。而从1995年到2007年12年间，我国政府财政税收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6%，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仅增长了6.2%。

从国际上看，转型国家在发展中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与人民收入同时快速增长的过程。以俄罗斯为例，其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因素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2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制定的补贴、救济项目有几百项之多。上个世纪60年代处于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就提前完成翻番目标，开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既可以提高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更有利于摆脱当前经济困境，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要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尽可能超前地定出较高额度，如5,000-6,000元。同时还要考虑完全取消利息税，以明显改善居民特别是工薪阶层的收入预期，扩大内需。

3、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特别要在物价涨幅加大而工资、薪金增速减缓的情况下，采取措施，确保中等收入群体不“缩水”、不再回到低收入群体之中去显得尤为重要。从国际上看，目前每年有大约7,000万人进入到中产阶级行列，这对促进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几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虽然持续稳定增长，但比起GDP特别是税收的增长幅度来，则明显滞后，从而对国民济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埋下隐患。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4.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3%，与上年同期的14.2%相比，增幅下降7.9个百分点。收入增长水平的下降，直接导致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让一部分人群出现“绝对贫困化”，回到低收入群体中。

4、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在各级政府财力空前增强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从而在改善预期的前提下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1999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5万亿元，如果那时社保体系不完善是因为财力不足的话，那么在2006年财政收入已达5万亿元的情况下，居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率仍然很低、社保体系还很不健全就说不过去了，“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何时才能落到实处?另据我国财政部的一项统计表明，2007年我国涉及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3项开支共约6,000亿元，占全年GDP的2.4%，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同期美国的这3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1.5%，人均5,000美元，占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目前，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保障覆盖率还很低，农村人口的保障率更低。要加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力度，落实廉租、经租、经适、限价房等不同类型住房的保障工作。要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困难补贴标准，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些工作做好了，将能明显改善公众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实际上也是在正常增资机制尚未建立条件下百姓收益的一种增加。因此，发展社保事业是改善预期，拉动内需和促进和谐的“三赢”举措，应成为政府公共管理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

总之，实施“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可以在较好地应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局面、增加有效供给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增强全民创业的活力和信心，让更多的人分享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四、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的相关政策思考

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在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专项贷款，同时为其提供技改、融资便利，解决其在转型升级时期的特殊困难。

1、金融机构要扩大信贷额度，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利率按国家基准利率执行，并酌情予以优惠。下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费率(柳州市已从1.92%降至1%／年)。举办银政、银企座谈会、协调会；丰富金融品种，开发新品种，提供个性化服务，提高贷款成功率。取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有形或无形的歧视性做法。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歧视性信用管理，提高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占总放款比率的上限，准许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并到海外发行债券。改变银行系统重存款、轻贷款的做法。改变银行系统在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放贷款时承担风险不一致的情况，鼓励银行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业务份额。

2、增加财政拨款，作为新增资本金注入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增强其担保能力。或将拨款用于对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流动资金贴息、补助。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对贷款予以贴息补助。

3、在外贸方面，支持重点出口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我国机电、汽车、纺织服装、自行车、软件等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聚集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应予扶持。出口退税要实行即征即退的办法；要为中小企业搭建国际贸易和走向国际市场的平台，包括组织讲座、经贸合作恳谈会、境外展示会等。

4、建立多个小额贷款公司，形成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天津市已出台《天津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引导和鼓励各类资本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为小企业服务，并自主选择贷款对象。要鼓励工商联等部门组织会员企业成立担保机构和小额互助性质的贷款公司。鼓励民企参与组建中小银行、信用社、贷款机构、互助性储蓄银行、金融公司。

5、由财政拨专款，支持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和下岗失业人员免费培训。

6、建立扶持中小企业的法律体系。应效仿一些发达国家和做法，制定实施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制度、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老字号和名牌产品振兴法、中小企业银行法、中小企业产品购买促进法等扶持中小企业的法律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