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尔：风险投资的教父

约翰·杜尔：风险投资的教父

毕夫

毕夫特约撰稿人

IT革命的最大推手

尽管美国硅谷和华尔街的风险投资家多于牛毛，但能够将自己的名字永远镌刻在IT历史上的除了约翰·杜尔之外恐怕没有几个，这位全球风险投资界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领军着KPCB在过去30年中一直醉心于IT业的投资，以致有人说如果没有杜尔，IT革命可能会迟来好多年。

对于杜尔而言，命运似乎注定自己要与风险投资这个行业结缘。在莱斯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杜尔前往哈佛大学攻读MBA，而就在此期间，杜尔就开始不停的给风投公司打电话找工作，但由于当时风投业正处于极度不景气阶段，杜尔几乎得到了一样的忠告：忘了风险投资，去好公司找个正经工作。不过，杜尔并没有放弃。1980年，经朋友推荐，杜尔来到了硅谷风险投资公司KPCB。在面试中，杜尔提出希望自己创业，而看着面前这位活力四射并对风险投资热情似火的年青人，KPCB的四位合伙人竟然齐刷刷地承诺给杜尔以机会。

机会的来临要比杜尔想象的要快。进入KPCB的第二年，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杜尔认识了分别来自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两名教授，当时他们正准备共同创建专攻“对硅进行编辑”的公司SiliconCompilers，并希望KPCB加盟。获得第一手信息后的杜尔立即向公司提出投资申请，并很快得到了批准，SiliconCompilers于是成为了杜尔孵化的第一家公司，而当这家公司在1年后以1.42亿美元的价格被抢购后，此间的杜尔也开始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性质的投资运作。

——作为1980年代个人电脑革命的基石，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技术是杜尔最先大面积开垦的风投领地。在10多年的时间中，杜尔先后向康柏、莲花软件、升阳微系统和美国在线进行了大手笔的注资，在这些公司后来如雨后春笋般长大的同时，杜尔也为KPCB带来了上百亿美元的收益。

——率先捕捉到了1990年代互联网的市场潜力是杜尔继微处理器技术之后的又一大成功。在当时的杜尔看来，互联网是尚未被过度哄抬的几个“疯子”之一，如果PC的市场是千亿美元，互联网的商机将是它的三倍。行动与判断几乎同步发生。1994年，杜尔率先向Netscape派发了500万美元的巨额投资，在正式拉开了互联网革命序幕的同时，KPCB也在一年之后从Netscape的身上淘走了高达80倍的回报。当然，接下来杜尔亲自导演的系列投资奇迹更让整个互联网行业炙手可热：投资Amazon，回报率44倍，孵化@Home，回报率高达87倍，注资Excite，回报率72倍……，而也正是这些企业的出现和成长，互联网也在当时被赋予一个又一个全新的的含义。

——1990年代末期，当所有人为网络而疯狂时，杜尔看重的概念是“窄众”。他认为这是一次比个人电脑更大的革命：PC直接与服务器对话，而不用把一大团软件都安装在电脑上。正是基于这种对一个浏览器解决所有问题的期待，杜尔毫不吝啬地向Google注资1250万美元。结果再一次证明了杜尔判断的正确——在KPCB取得了高达354倍投资回报的同时，Google的出现和成长也将互联网推到了极致。

有人为杜尔作过粗略估算：过去30年中，杜尔领导的KPCB共完成475项投资，其中167家公司成功上市，另有166家公司实现了并购；经KPCB投资后上市的公司，总收入达900亿美元，总市值达3750亿美元。而对于如此恢弘的成绩单，杜尔作出了这样的解释：“KPCB始终都在找寻下一个创新的大概念。但是仅仅有创新的概念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这些创新的概念发展打造成为伟大的企业，具有使命感的企业，而不仅仅是追逐利润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将会缔造和引领一个全新的行业。”

当然，杜尔在投资过程中也遭遇到了如同押宝笔式电脑GO公司的惨败，但这并不能浇灭他对于IT领域的投资热情。在杜尔看来，.com时代还活着，互联网仍然在改变很多事情。因此，作为最新的投资举动，杜尔在3年前就创建了一个名为iFund的专项基金，以用于投资于苹果iPhone和iPodTouch相关的应用和技术创业企业，而就在前不久，杜尔将iFund投资基金的规模扩大到现在的两倍，总规模达到2亿美元。

放长线钓大鱼

在推动和加速IT革命进程的同时，约翰·杜尔改写和突破风险投资业历史的事实也为人所公认。因为，自从杜尔加盟KPCB之后，无论是在持续创造业绩方面还是投出明星项目领域至今无人能出其左右。对于这一无与伦比的成功，杜尔的解释是从没有将自己当做是商人而是传教士。杜尔认为，商人和传教士之间根本的不同在于，商人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总是关心利润和交易，他们会为了短期的目标而奔忙，而传教士更具战略思想，关心的是真正惊人的构想，并且他们知道，创新型的事业是需要长期投入的，他们把这项事业看得比马拉松赛跑更长。

Netscape就是杜尔的战略“金手指”点出的第一头互联网牵头羊。当1994年Netscape的创始人吉姆·克拉克首先找到硅谷的另一大投资公司NEA并要求对方投资时，该公司高达1800万的自我估值令对方大惊失色并最终退避三舍，毕竟Netscape当时还是一家并未盈利的公司，而且当时硅谷创业公司的估值还停留在200万到400万美元的程度。然而，当吉姆·克拉克找到约翰.杜尔时，在看到对方提交的商业计划书后，杜尔不仅没有被Netscape的高昂价格所吓坏，相反以对Netscape2100万的估值向其投入500万美元，换取了Netscape25％的股份，同时杜尔加入了公司董事会。三个月后，Netscape在纽交所上市，虽然招股价仅定在了28美元，但由于买盘的蜂拥而入，Netscape的开盘价被推到了71美元/股，KPCB从这项投资中最终捞到了近4亿美元利润，回报率达80倍之多。而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为互联网界的第一次IPO，Netscape的上市一举引发了随后长达五年的网络热潮。

投出如今的搜索引擎巨头Google堪称是杜尔一生之中最漂亮和最具刺激性的一役。当在1999年经人介绍见到了Google的创始人佩奇和布林时，两个看上去乳臭未干的斯坦福大学生并没有引起杜尔太多的注意力，可是，在听到两位小毛孩毫不在意地说出“100亿美元的惊天大交易”之后，一向沉稳的杜尔当时惊讶得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当然，与投资回报一样具有魅力的还有佩奇和布林向杜尔描绘出的终极理念——让全世界所有人可以享用所有信息。激情迅速被调动了起来。与佩奇和布林会面后的第二天，杜尔就向对方发出了高达1250万美元的投资承诺。2004年夏天，Google以每股85美元在纳斯达克上市，而且在随后几个月里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这也使得KPCB仅通过三次抛售就获得了35.49亿美元收益。有人做过计算，如果KPCB将股票留在Google股价涨到450美元时出售，总回报可以达到47亿。

其实，类似Netscape和Google这样的投资传奇在杜尔手中层出不穷。资料显示，在过去33年内，KPCB共返还投资人超过170亿美元，总回报率为29倍，尤其是杜尔主刀的第7期至第11期基金的年回报率更是高达142%。也正是如此，作为KPCB公司长期的核心投资者，杜尔获得了足够多的赞誉——“活传奇”、“风险投资业的迈克尔·乔丹”甚至“风投之神”，并且杜尔多年雄踞《福布斯》“金手指”最佳投资人排名第一位。不过，谈到自己投资的成功，盛名之下杜尔总是显得十分的低调。在他看来，所有投资收益并不能全部归功于他这个明星风险投资家，KPCB公司17名合伙人的集体智慧才是最重要的。正因如此，杜尔甚至不愿独自出现在照片上，以至于美国《财富》杂志为对其进行报道及拍摄时还不得不将KPCB所有合伙人和其投资公司的众多CEO聚集在一起。

当然，对于投资经验的总结，杜尔本着与人分享的姿态却显得一点也不吝啬。杜尔说：“如果你想占据最具优势的位置，你必须首先研究、明白并掌控这个阵地，能比别人早看到未来两三年的行业发展趋势”，因此，“作为投资者，我们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就是——当我们看到某个行业会有很大的变化但还没有启动时，我们就会介入”；同时，“对于投资，你应找到你的热情，找到你的使命所在，承担起这个使命——与最聪明和最热情的创业者一起，让这个行业发生质的变化。”

出色的“猎头”

与一般的风险投资者只关心投资收益而且在投资之后并不会对合作企业投去太多的精力完全不同，只要是自己押注的对象，约翰·杜尔都会不厌其烦地做好一项基本的功课——为投资企业寻找和架构最为完美的管理团队。正如硅谷中人对杜尔的评价那样：“他喜欢在自己投资的公司里扮演上帝之手：亲手挑选CEO，向董事会建议战略。他被视为一个伯乐，能识别技术和经营层面的各种人才，并把他们挖来。”

Intuit是一家美国个人财务软件公司，其仅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使用户发展到了100万之多，不过，公司负责人希望在市场业务方面有重大突破，即增加中小企业财务管理软件甚至税务软件的业务，并由此来应对微软视窗财务管理软件的竞争。因此，在Intuit的邀请下，杜尔同意投入470万美元并获得了12%的股权。之后8个多月的时间内，杜尔不仅为Intuit招募了管理团队，而且从苹果公司挖来了著名的职业经理人比利·坎贝尔担任CEO。由于有了坎贝尔的出色管理，Intuit仅用5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800万客户和10亿销售收入的财务管理软件巨头。特别有趣地是，坎贝尔在Intuit所组建和领导的团队中的许多成员都成为了如今硅谷中知名企业的舵手。

作为一个非常经典的投资成功案例，杜尔对于Google的贡献与其说是与佩奇和布林合力推出了一个互联网领域的搜索巨人，还不如说是其为Google招募到了优秀的管理人才。实际上，在为Google寻找CEO的过程中，杜尔一共向佩奇和布林总共推荐过75位候选人，但都被这两位技术天才一一挡在了门外，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布林对担任Novell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施密特已经情有独钟并向其抛出橄榄枝，但无奈被对方婉言拒绝。杜尔得知此消息后，对施密特展开了疲劳轰炸，甚至陪着施密特进行了一个月的晨练，最后终于让施密特坐在了Google的这条船上。紧接着，杜尔又力邀比尔·坎贝尔加盟到了Google的管理团队中来。对此，杜尔曾感叹道：“如果没有施密特和坎贝尔，我们不敢想象Google的今天会是什么样？”而作为另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人们也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杜尔，施密特、坎贝尔会与Google发生爆炸反应吗？

同样精彩的人才配置故事还发生在医疗信息企业Healtheon的身上。由于Healtheon当时的市场业务完全集中于通过网络进行医疗计划的资格认定和注册上面，杜尔投资加盟后深刻认识到了拓展新业务的必要性，为此必须寻找到一位出色的职业经理人。经过几个月的招聘之后，来自德州奥斯汀的世界一流的执行官迈克·龙答应杜尔出任Healtheon的首席执行官。接下来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迈克就把Healtheon的业务重新定位为诊断结果、医生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等十几个巨大市场板块提供信息服务，为此Healtheon关闭了十几家合资经营项目。在首次公开募股成功后，迈克又力推Healtheon以对半资本与拥有98亿美元资产的JeffArnold合并，此举当时轰动了整个美国卫生医疗界。

对于杜尔为合作企业引鸾招凤的故事，许多成为他合作伙伴的人都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当他想挖一个要角时，他会不惜一切，他不仅直接给对方打电话，还与对方的家人建立良好关系。他会尽可能快地买一张机票飞到你所在的城市，让你无法拒绝与他见面。”也正因如此，杜尔凭着个人魅力笼络了无数精英，如今KPCB的合伙人中包括甲骨文公司前总裁雷蒙德·雷恩，升阳微系统公司的创始人、前技术总监比尔·焦伊和所罗门·美邦前执行董事约翰·丹尼斯顿等。

十分有趣地是，只要有人问起杜尔为什么为投资企业那么尽心尽力寻找和组建管理团队时，杜尔总喜欢用非洲的一句谚语来作答：“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往前跑就够了。但如果你想跑得远，请找一群人共同前行。”在杜尔看来，构思一个概念对于风险投资来说非常容易，但是杰出的团队和强大的执行力才是成功的全部。不仅如此，对于如何组建管理团队，杜尔的观点是，团队中除需要一到两个强势的领导者外，还需要有经验、动力、执著和激情，这些素质完美的组合是团队能否成功或能否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

“织网”之人

自1980年代以来，杜尔一直将KPCB的投资组合称为Keiretsu——这个来自日文的词汇，意味交叉控制的公司体系，用来描述一个拥有雄厚实力和广泛业务范围的关联公司集团，而用杜尔自己的解释就是“以其一人的力量，编织出一个集结天才头脑和企业家精神的庞大网络，并将这一网络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对此，硅谷的许多评论人士认为，与不菲的风投业绩相比，杜尔更伟大的成就是，他不仅创建了企业关系网，使全球各地的企业领导互相联系，而且十分清楚地引领着前进的方向。

与多数极尽低调或略为傲慢、潜行于雷达之下的风险投资者们不同，杜尔热爱与人交往与沟通。1990年代中期网络创业高潮迭起时，杜尔同时使用着五部电话、两部寻呼机、两部手机、三台电脑；而现在，虽然他丢掉了寻呼机，但增加了一部手机和一台可以随时收发邮件的Palm，甚至在滑雪时杜尔还会在雪帽里带上一部手机。而在他每天随身携带的50磅的书包里，还有两台笔记本电脑和两部相机，只要有可能，杜尔就会主动与每个会晤的人合影。

当然，如同杜尔非常活跃地穿梭在不同人群中一样，人们看到经过杜尔搭桥和牵线从而最终完成合作的企业也不在少数。1998年11月，美国在线宣布收购Netscape公司，从而引发了IT行业的兼并风暴。业内人士注意到，这两家公司之间存在着一层极其重要的关系——双方都受到KPCB的支持，其中KPCB的创始人之一弗兰克·康菲德是美国在线的董事会成员，而杜尔则是Netscape的董事会成员。3个月之后，由KPCB及有线电视业巨头TLC公司支持的宽带服务公司@Home和网络门户Excite公司兼并，而Excite也是由KPCB公司支持的。事后人们才发现，促成以上两项交易的都是约翰·杜尔。

关于为何建立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网络，杜尔的解释很直接：“开创一项重要的新生意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得努力在各个方面帮助企业家们”。这并不是虚伪的说法，对于一家每年要看2500份商业计划，见数百个创业团队，最终做出十余次投资的合伙人公司而言，如果不能在很多共同的技能层面迅速借力，杜尔的工作推进显然不会轻松。当然，也许杜尔本人没有想到，由于他几乎对每个与微软竞争的公司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包括Intuit、Netscape以及Sun，以致杜尔被外界称为反盖茨主义者，而更让盖茨有点不快的是，杜尔还在KPCB设立了一个名为Java的基金，为制造Java产品及服务的企业提供支持，而Java正是微软Windows作业系统的重大威胁。

不过，与并不在意微软对自己的态度完全不同，杜尔十分乐见自己编织的宽泛人脉为KPCB所带来的显著收益。一个令KPCB合伙人公认的事实是，与杜尔有过合作的人，如今多数都变成了他的常年伙伴，如Netscape的创始人吉姆·克拉克在后来先后创立的4家公司中的3家都由杜尔投资；将谷歌介绍给KPCB的是杜尔多年的合作伙伴拉姆·施拉姆。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杜尔创立的一个附带基金中，竟有50多名顶尖企业家参与其中，如英特尔的格鲁夫、美国在线的史蒂夫·凯斯和罗勃特·皮特曼、Intuit和Excite等公司的创始人……

当然，杜尔凭借着一手编织起来的“关系网”也为自己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目前，杜尔同时担任着包括Google、Intuit、Amazon和SUN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更重要的是，在硅谷与华盛顿之间，杜尔被看成是二者之间联系的枢纽。早在10多年前，硅谷的企业家们共同创办了科技联网，这是一家专门向州及联邦政府表达高科技公司需求的政治活动团体，而杜尔被推举为该团体的首要负责人。据悉，杜尔领导着科技联网曾一同抵抗加州关于放松股东诉讼案限制的“211提案”，游说支持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安全诉讼统一标准。令杜尔所没有想到的是，基于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关系，许多美国政治学家一度积极推测杜尔会成为副总统的竞选人。

投资“绿色”

在风投行业和IT行业的市场人士清楚的发现，曾经持续活跃于互联网领域的杜尔在最新几年中明显放慢了脚步，甚至一度告别了网络业，“错过”了包括YouTube和Facebook在内的社区网站潮流。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杜尔的投资行为变化完全由自己的女儿所引起。在一次聚餐上，杜尔和朋友席间谈起了气候变暖的问题，这时，她的女儿忽然给他抛出一句：“爸爸，环境问题是你们那一代人一手造成的，你们该为此负责！”义正词严！杜尔顿时愣住了。也就从那一晚开始，杜尔整个人都变了，他决定认认真真的去了解更多背后的故事，并跑到巴西、中国、印度等地去获取更多的信息。回来之后，杜尔敲定了自己新的投资方向：绿色产业。

对于保护环境的认识，年近60岁的杜尔所感受到的压力格外沉重。在无数场合，杜尔都以富有激情的演讲方式告诉听众：“步入2050年前，我们地球会有大约400个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城市。这就意味这我们将需要建设相当于8个曼哈顿一样的城市。如果做不到，我们人类就将会窒息，我们将会泛滥，我们将会污染和毒害这个星球。”因此，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环保投资领域中，杜尔前不久特别辞去了已经担任14之久的亚马逊公司董事一职，而且声称将辞去另外公司的独立董事职务。

与投资微处理器和互联网产业相比，杜尔领衔的基金进入绿色环境领域所显示的力度似乎丝毫也不逊色。一方面，杜尔成立了Greetech投资团队，专门投资于绿色技术；另一方面，杜尔在KPCB发起成立了绿色环保科技基金、绿色成长基金等两只专项基金，如果加上同时募集的7亿美元的KPCBXIII基金将有大部分资金会被投资于绿色科技领域的话，杜尔已将大约18亿美元用于绿色科技投资，这在一向讲究以小搏大的风投业实属罕见。

应当说，全球投资环保的风投人士已经越来越多，但如果仔细审视杜尔在绿色环保领域投资的逾30个项目，人们就会发现杜尔并不像一些投资者那样集中于可以快速获得收入并上市的领域，如太阳能、风能等；相反，一些可能彻底改变人们生活的新技术成为了杜尔的最爱。如除了投资于利用超级病菌来提高油井产量的GloriOil，他还投资了生产低成本薄膜太阳能电池的Miasole、通过镜子聚焦太阳能而将水变为蒸汽最终带动涡轮发电的Ausra，甚至设计鼓励居民回收垃圾机制的RecycleBank……这些公司中有不少尚未有产品投产，但或许会像杜尔当初投资Google从而后来锻造了搜索引擎巨人一样，在未来某个时刻，杜尔可能引起电力行业、石油、太阳能、垃圾回收等诸多行业的颠覆性革命。

当然，当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将自己绝大部分精力投注于一个产业，且承担巨大风险去投资一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的革命性创新，如果运气不佳，即使它是传奇的杜尔也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不过，杜尔对自己的选择颇具信心，他曾不止一次地和公司员工交流时说：“绿色科技比之前以PC为代表的微处理器、互联网等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机会大不知道几个数量级。”

在驰骋于绿色领域投资的同时，由杜尔在KPCB内一手创建的绿色科技创新网也格外活跃。如今这一关系网不仅引来了谷歌的两名创始人以及《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等商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而且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前副总统戈尔也热情加盟其中，由此KPCB成为了风险投资业绝无仅有的将政治资源引入投资的公司——这种游戏此前只属于凯雷这样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

实际上，在关注环境保护的同时，全球贫困与健康、女性领导力等焦点问题也纳入到了杜尔的视野之中。在2010年盖茨与巴菲特发起的“捐赠承诺”活动中，约翰·杜尔率先站了出来，承诺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产献给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