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输出的历程

韩国文化输出的历程

邓思忆赵冬红

邓思忆赵冬红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摘要：中国与韩国一衣带水，从地理气候、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均有相似之处。本篇意在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出发，为我国接下来建设文化产业提供经验和借鉴性的指导。本文将从文化输出的概念出发，论述意义和条件，后论述文化输出的理论依据，再从现实情况出发，细数韩国文化输出的历程，对未来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或将有所启发。

一、文化输出的概念和意义

（一）文化输出的概念

文化输出是指一个国家出于某种目的（经济、政治目的等）主动而有意识地将其价值观以文化传播的形式向外输送给其他国家的过程。1921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讲话，其中提到“文化输出”一词及相关概念，这在我国尚属首次。[1]“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国固有文明输出。”[2]这一点提出旨在激励学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博大精深的国学，以抵抗当时外来侵略势力的肆虐。季羡林先生也在之后针对鲁迅的“拿来主义”提出了文化亟需“送去主义”。“中国文化在新世纪有广阔的前景。但是需要好好总结，提炼出仍然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元素，再送到世界的其他文化区域去。”[3]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文化输出的研究从未停止。有学者认为，文化输出与文化拿来相对，以主动态度发扬和传播自己的思想文化价值观。而有学者将文化输出概念进一步细化，认为文化输出最初指将本土文化进行外向性的输送，是给予一定的利益和目的，将本国文化有方向性、策略性地传播到他国；同时也指将本国文化价值观渗透给特定对象或是输送到本国以外的地区。

文化输出作为一项涵盖国家多方位的文化工程，对人类交流、融合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对文化输出国来说，既能带来各个方面利益的同时，又能进一步巩固传统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输出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二）文化输出的意义

1.文化输出有利于增强输出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信息化时代。不仅仅是信息交流，全球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联系日益密切。文化输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潜移默化地受到它的影响。丹麦八国首脑会议公报中曾对全球化进行如下定义：“全球化包括扩大思想与信息、商品与服务、技术与资本在国际上的流通”，“在一些国家专门从事其最擅长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提高全球经济的开放程度和一体化程度”[4]，从这点看，全球化从经济全球化作为起点，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思想和文化思维等领域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全球化作为一种趋势不可避免，一些国家的文化面临失语的尴尬境地，民族文化的合法性受到威胁。为重拾国家的话语权，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加强文化渗透，将文化输出列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2.文化输出是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举措

文化安全，即指国家对自身文化遗产、行为方式、价值观免于他者文化侵蚀，因为拥有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而获得的一种“安全感”。在全球信息化时代，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国家和地区之间产生了文化的巨大差异。全球化使得国家、地域和文化的界限正在弱化，国家之间的文化壁垒逐渐弱化，逐渐走向文化认同。国家的文化主权在此时这种情况下受到严峻的挑战，国际社会文化平权受国家国际地位和大国角力的影响，受到一定的威胁。

（三）文化输出需要具备的条件

1.文化输出要根植于输出国风土人情，在世界其他流派文化中独树一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独特性和代表性

文化输出的价值观一定输出国文化当中最精华的部分，这种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累和考验，是最能迸发出长久活力的文化。以唐朝为例，虽然盛唐时期经济强盛，但由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未必发达，加上交通设备的不完善，鉴真东渡六次才成功，就是基于这一点。文化传播止于邻国间的相互传递，即使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文化输出方面也不能很好展现大唐文化的美丽，成为文化输出的前车之鉴。

2.文化输出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

文化输出与第三产业密切相关，而第三产业发展离不开生产力水平支撑。文化输出和产业转型升级彼此配合，相互促进。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富足，面对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文化输出就在强大的市场需求下应运而生。以文化输出大国美国、日本为例，两国在上世纪5、60年代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稳定高水平状态。彼时两国依托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在不断强化中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产业链。经济条件在中间发挥了根本性作用。

二、韩国文化输出的历程

（一）韩国文化输出的起步时期

韩国文化输出起步时期始于韩国总统中第一位文人政客金泳三任期期间。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在任职期间，意图打造小而强大的政府形象，为扭转韩国军人执政的局面，让文人执政，作为第一位非军人背景的总统，打出“文民政府”这一口号。这一时期下在文化产业文化输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发展：1993年，金泳三政府订立了《文化畅达五年计划》，首次以国家最高政策纲领把发展文化产业确定为政策重点和纲领性任务；1994年，韩国文化体育部取消生活文化局和体育支援局，将观光业务整合进文化体育部，后改名为文化体育观光部。与此同时，文化部将原来的媒体业务收入囊中，在文化观光部下设文化产业政策局这一下属机构，将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进行专一的评估、整顿，强调文化产业要放在和经济发展相同高度。金泳三在任职期间确立了以“文化立国”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但其在任期之内并未提出任何具体可操作的文化产业相关政策的具体细则，以巩固这一政策纲领的实施。

（二）文化输出的快速发展时期

1997年韩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后开始意识到需要转变发展思路，韩国政府试图开拓思路，开始找寻新的支柱产业，此时文化产业进入视野。随后上台就职的金大中总统确定将低能耗无污染，锐意创新作为立足点的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1998年2月28日成立文化观光部，转年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制订《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让文化产业发展有法可依，也为今后几年内提供了最有力的法源依据。2000年韩国政府发布了《文化产业展望21》和《电影产业振兴综合计划》，韩国文化观光部也在2001年8月依据此法下设文化内容振兴院，进一步为韩国的文化输出巩固了强有力基础。

（三）文化输出的繁荣和新发展时期

前总统卢武铉当政时期，仍持续文化立国的大方向，拟定了“文化强国C-Korea2010”计划，提出“用文化创造富强幸福的大韩民国”的口号，希望在2010年能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韩国政府针对这一目标提出了3C战略，包括文化（Culture）、内容（Contents）和创新性（Creativity）三大战略。

在卢武铉当政时期，韩国政府始终把发展文化产业摆在政策任务中的重要位置。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在文化产业方面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当中独树一帜、不容小觑的力量。韩国文化产业和新兴国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再加上韩国本身国土、资源、文化历史内容有限，就目前而言，韩国亟待调整现有的发展思路，以谋求文化发展和建设的新突破。

基于以上现状，李明博政府在2009年5月7日将与文化事业有关的机构进行资源整合。在2008年底发表的《文化蓝图2012》中集中体现了其执政时期国家的文化产业政策特点。2011年5月，韩国发表了《内容产业振兴基本计划》，提出了促进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五大核心战略：一是要创造泛国家化内容（韩国提出的泛国家化内容指通过个别优秀文化产品的成功推出，进而提升韩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培育体系；二是要提高国家在创意方面的无限动力和创造力以拉动广大青年就业；三是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输出，扩大国际市场；四是要创造相互依存，有序循环的生态系统；五是要强化制作技术和加强培育，树立文化产品制作的核心基础。[1]

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上任，努力投入发展韩国成为创意经济的强国，并进行政府组织改造，内容产业分由文化体育观光部和未来创造科学部分别管辖。朴槿惠政府提出扩大创造性定制化金融支援，成立创投基金；培育整合型创意人才，开设内容题材整合型学院；扩大全球韩流，加强文化输出，设立地区说故事实验室，建构故事交易平台，塑造文化内容产业公平交易的良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