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滋病的医学人类学解读

关于艾滋病的医学人类学解读

周如南

周如南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州510275）【摘要】伴随艾滋病而来的是全球性艾滋病恐慌和恐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反应。这种反应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缺乏和文化理解之上的反应。我们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对艾滋病的发生、发展以及不同地区的人群认知进行的分析会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准确的理解这种疾病，并认识到疾病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针对艾滋病提出有效的干预方法。

【关键词】艾滋病；医学人类学；文化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R【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31（2011）04-0001-02

艾滋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被发现和确认以后，就像打开潘多拉盒子放出的一个幽灵，迅速的在全球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对艾滋病的恐慌和恐慌引起的一系列反应。这种反应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缺乏和文化理解之上的心理。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体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所导致的传染病。艾滋病有两种类型，下面又有各自的亚型，不同地区流行的亚型不同，同一亚型在不同地区也存在一定差异。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艾滋病最初源头是1989年发现的146个吸毒人群。截至2009年底，估计中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74万人，而超过44万的患者并不自知。但是联合国艾滋规划署并没有认可中国官方的调查结果，早在2005年他们就把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喻为“中国泰坦尼克号式的危险”，并认为到2010年底，中国将有10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和联合国的预计差距巨大。这种统计差异的出现与中国人对艾滋病的态度密切相关，而一个民族对一种疾病的态度和认知是基于文化土壤和脉络衍生出来并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不断被建构的。

首先，因为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多数人对这种疾病有过度的恐惧，因为对疾病的恐惧而转化为对患艾滋病的人的恐惧。而艾滋病传播途径中的不正当性行为和吸毒两项与中国传统道德观严重背离，这种基于不了解之上的恐惧感进一步转化为歧视并从传统中寻找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占领道德的制高点，人们争相与艾滋病患者划清边界并将艾滋病“污名化”。仿佛艾滋病患者都是乱性之人，都是瘾君子。他们患病也就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以疾病进行人群边界的划分并不是从艾滋病开始。肝炎、麻风病、精神病等在日常世界逻辑中被认为不正常的、危险的病症和患病者都会被社会人群自觉不自觉的划出生活之外。这种歧视导致患病者人群的边缘化和弱势化。他们逐渐不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生活而要远离人群，或者被限定在一定的空间，比如麻风村；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备受限制，比如肝炎患者遭遇的长期生活歧视。这种歧视其实是一种文化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这一特征使得人群具有高度的静态性。在农村表现为以个人为中心编制的人际关系网络：亲人、宗族、村落以及继续的外推关系。这种“差序格局”随着关系的外推而逐渐弱化，当推到“陌生人”这一类的人的时候，人们与陌生人的相处原则和与熟人的相处原则是完全不同的。陌生人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首先被预设为危险的、未知的，因为乡土中国的人们总是生活在主要以村落为单位的空间中。这种逻辑甚至在城市化不断加强的今日仍然深有影响。于是，“未知的=危险的”。这种戒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初期带来的混乱进一步加强，中国社会的基于儒家文化仁者爱人训诫之上的薄弱的信任体系接近崩溃。艾滋病几乎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而进入中国并扩散的。民族的心态变化映射在被赋予了道德标签的疾病身上，就形成了深厚的歧视。

另外一个原因则和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相关。国家在这一公共服务领域的缺失或者某些地方利益集团的勾结使得虽然防艾宣传在今天呈现铺天盖地之势，但当一些农民遭遇生存问题不得不走上卖血之路时，防艾又从何谈起？而农民卖血背后的原因则是地方政府部门的腐败和无为。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是举世闻名的，但是一般人却很难进入。于是，人们只能在只言片语中对村庄进行想象和建构。而事实上，这些当初因卖血而整村整村的人患上艾滋病的村庄们确实和地狱无二。

医学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研究疾病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对疾病背后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进行关注，找出疾病发生发展的文化因素并从患者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寻求治疗疾病的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与纯粹从医学角度寻找生理性病源的方法不同，而事实也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庄孔韶拍摄的《虎日》电视纪录片和相关论文《“虎日”的人类学发现与实践》,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相关问题并干预现实的重头之作。他们力图发掘使用地方文化知识防治疾病的成功范例,寻求可推广的模式,以求造成大范围大面积的影响。《虎日》所拍摄的凉山彝族动用古老的文化资本——信仰与盟誓仪式、习惯法、家支组织、尊严与诚信、族群认同、教化与道德约束等方法戒毒，将人类学的人类研究的整体性原则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庄孔韶认为：“虎日”民间戒毒模式的重要发现是我们在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论不是唯一的。我们还有第二个思路和方法论，即人类学家采纳的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是从文化底色上的人性为出发点，寻找另一种综合的、难于量化的文化的诸种动力，让它提升为人的坚强的毅力，在一定条件下，战胜人类药物的和生物性的成瘾性。尽管这是在特定的族群文化社区的特定的办法，然而，人类学给出的这一文化的诠释及其成功实践的意义在于，在科学以外还有一种可以如愿以偿的成功的文化动力可以运用。

疾病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个人的生理问题，实际上，它是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文化性互相影响作用的结果。而疾病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又要在宏观的层次从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瘟疫到哥伦布率船队发现新大陆带给印第安人灭族的病毒，从SARS到三鹿奶粉，背后的社会原因让人一次次深思而又一次次被遗忘。一个处于快速变迁、人口流动、疾病扩散、新兴工业化与社会福利制度调整的社会,也正是医疗健康问题爆发且受到关注的时代。面对艾滋病这一嵌入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组织等脉络之中的生理和文化病症，我们相信，医学人类学作为具有浓厚人文关怀的人类学学科分支之一，有责任有能力关注并改善艾滋病现状。

参考文献

［1］庄孔韶、杨洪林、富晓星：《小凉山彝族“虎日”民间戒毒行动和人类学的应用实践》，《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2）

［2］庄孔韶：《“虎日”的人类学发现与实践－兼论“虎日”影视人类学的应用新方向》，《广西民族研究》，2005（2）

［3］翁乃群：《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社会学研究》，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