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 7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

建国 7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

尹诗贝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650000

摘要：外语教育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建国70年以来我国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以及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探究，来梳理和分析相关政策和研究成果，并对其走向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

1.我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发展研究

语言政策的概念多种多样，较为通俗的解释是“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者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语言政策常与语言规划联系起来，Claudeson认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二者都是政府机构的行为（Ager 1996:3）。

我国政府对语言政策的发展一直较为重视。我国语言政策的发展大致从1949年建国以来才开始起步，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根本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和“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我国政府不仅从法律上给予语言政策以权威，同时还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规划和管理。例如在1954年设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动了引起全国响应的《汉字简化方案》，其工作包括编订汉字标准字表，制定词的连写规则等。因此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推广普通话；整理和简化汉字；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规范语言使用 (道布, 1998)。经“文化大革命”的停滞后，我国的语言文字规划布局工作于1977年重新提上日程。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继续推动我国语言文字的改革。

我国学者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方面的研究也随着政策地推广而逐步展开深入。洪爱英、张绪忠（2016）对近10年来国内语言规划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从历时的视角进行述评。周庆生（2019）梳理了我国语言政策研究发展的历程，将此研究历程分为了四个时期，提出了两大发展动向，是近些年来较为全面的关于我国语言政策发展的研究综述。

2.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

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对外语教育的重视随年增长，制定了一大批相关的外语教育政策。70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状态。胡文仲（2009）大致将建国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1）1949-1965年，我国的外语教育百废待兴，处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上；2）1966-1976，“文革”期间遭受到巨大破坏；3）1977年至今，改革开放使得我国外语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

2.1 除旧立新期：1949-1965年

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主要受到政治外交等因素的影响。建国初期，我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俄语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周恩来总理在1952年亲自批准了《关于全国俄文专科学校的决定》，设立北京俄专、大连俄专等七所专门学习俄文的学校 (李传松；许宝发, 2006)。而在此时期，国内东西方语言受到的重视程度大不相同，如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西方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等教学点的规模遭到削减，只剩下8个英语教学点，3个法语教学点和3个德语教学点 (付克, 1986)，出现了语种设置比例失调的问题。而直到1956年，俄语人才供过于求时，西方语言的教育才逐步受到重视，如在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的外语系开始设立英语、西班牙语、波斯语、葡萄牙语、波斯语等语种。由于1959-1961年间的自然灾害和错误（“大跃进”和“反右倾”），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遭到短暂停滞。在1961年恢复之际，政策文件允许第二外语除了俄语或英语外，还可选择其他通用语种如英语、德语、法语等作为第二外语 (李传松；许宝发, 2006)，这就极大地缓和了我国语种设置比例不均的问题。建国70年以来，我国颁布关于推动外语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文件数不胜数，但有一文件最为值得重视，即1964年批准的《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问题的报告》和《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较好地为我国的外语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川外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1993)。这一纲要纠正了之前东西方语言教育比重不均的问题，把专业外语与公共外语、学校外语教育与业余外语教育并重，并决定在学校教育中把英语确立为第一外语。

2.2 “文革”动荡期：1966-1976年

在“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外语教育界是重灾区之一。“四人帮”散布的“外语无用论”使得外语教育的发展不进反退。在我国外语教育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周恩来总理五次亲临二外，极大地鼓舞了外语教育工作者。在70年代初期，随着意大利、奥地利、日本、英国等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建交以及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政府意识到国内外语人才的匮乏，故外语教育从1972年前后开始逐步恢复。如上海外国语学院于1972年恢复招生后，恢复了系的建制，设立英语系、德法系、西语系、日阿语系等，并增强教师队伍，增加图书藏书量和报刊的订阅量等 (李传松；许宝发, 2006)。除此之外，1975年夏季，教育部等部门按照中央指示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词典编纂会议，计划十年内编写中外语文词典共160种，其中有7种常用外语词典（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共81部，其他外语词典共48部 (李传松；许宝发, 2006)。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1971年开始编纂《汉英词典》，而后《日汉词典》、《法汉词典》等也相继应运而生，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动荡时期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

2.3 恢复发展期：1978至今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的教育科学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外语教育也开始了新时期的发展。外语教育座谈会的召开首先回顾了以往我国外语教育中的问题，如建国初期大力发展俄语导致语种比例失调，对中小学外语教育重视不够等，并做出了以下建议：加强中小学外语教育；集中办好一批重点外语院校，培养高水平的外语人才等 (戴炜栋；胡文仲, 2009)。同时，多语种和世界语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关于重申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通知》指出要培养一批世界语人才，并在昆明、太原等地建立专门的世界语专科学校。其次，外语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也得到发展。1978年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1981年实行学位制，英语、俄语、法语、日语、专门用途英语等均有自己的学位点，较好地为培养高水平的外语人才提供了平台。再者，我国中学的外语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前期我国中学的外语教育出现了重视不够、语种设置不合理、教师队伍水平差等问题，甚至有一段时期初中外语被取消 (王定华, 2018)。在新时期，各部门认识到了中学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在总结之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逐步对我国的中学外语教育进行改革。如政策文件指出有条件的中学应该从初中一年级就开设外语课程；从地区和发展的需求出发，中学语种设立应更加合理（如在东北地区应适当增重俄语教育比例）等 (王定华, 2018)。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展了多项外语教育调查工作，调查从教材和教学方法方面入手，涉及到了中小学、大学等多个机构，英语日语德语等多个语种，并且进一步完善了外语测试工作。在高等教育方面，《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在指出之前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不适应等问题后，也提出了转变发展的新思路，如培养复合型人才、转变思想观念等 (胡文仲, 2001)。蔡基刚（2014，2019）也指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在新时代发展途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外语教育政策的冲突：复合型人才还是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调整---大学英语教学：向右还是向左？这些都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突破狭隘单一的模式，寻求新时代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之道。

自“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来，加快外语非通用语等紧缺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日益迫切，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已成为我国外语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教育部2018年在《关于加强多语种课程建设与招考改革的提案》的答复函中提到以下举措：结合实际设置中小学外语课程；多种形式促进多语种外语教学；进一步推进多语种外语考试改革；加强多语种教师资格认定；加强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这些举措将更好地服务新时期我国的外语教育发展。

3.结语

建国70年来，外语教育作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中的一部分，在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后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发展过程中虽遇到了不少艰难险阻，但仍旧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在如今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之下，新形势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这要求我国外语教育的模式能够培养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复合型人才。总之我国的外语教育工作者应戒骄戒躁，凭借几十年总结出的经验和前人的丰富成果，努力为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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