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寡人之于国也》看孟子的仁政思想

从《寡人之于国也》看孟子的仁政思想

朱典锴

新疆兵团二中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2

内容摘要：学习《孟子》，必然要深刻理解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虽然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客观上也保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寡人之于国也》就是一篇集中反映了孟子仁政思想的散文。

关键词：仁政 王道 语言艺术 物质财富 精神文明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赫赫有名的辩论家。本文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是《孟子》第一篇的篇名。《孟子》和《论语》一样，本来没有篇名，后人照例截取每篇第一章中的前两三字为篇名。《寡人之于国也》章记录了他和梁惠王（即魏惠王，因他将魏国都城由安邑迁往大梁而得名）的一次对话，集中体现了他的仁政思想和语言艺术。

梁惠王于公元前369年即位，在位50年。他继位时正是魏国的鼎盛时期，魏国一度称霸于诸侯。但是由于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夹在秦、赵、韩、齐、楚诸大国之间，各国均对魏国虎视眈眈。想要永保霸业就必须对外用兵，这导致魏国国力逐渐衰弱，百姓苦不堪言。想要扭转颓势的梁惠王偏偏昏招迭出，导致外交上也形成了不利的局面，与周边强国关系都很微妙。军事上的被动，外交上的失策，使得魏国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

梁惠王苦于此，在公元前321—320年，他“卑词厚币以招贤者”，为振兴魏国霸业聚集人才。在这种背景下，五十二岁的孟子风尘仆仆来到魏国。这就有了《孟子·梁惠王》上、下篇记述的内容。

孟子一直在积极推行他的“仁政”主张。这个时候他所代表的儒家已经放弃了春秋时期克己复礼维护周王权威的幻想，承认诸侯“王天下”的合理性。孟子认为“王天下”易如反掌，就是不要战争，坚决行仁政。你行仁政，天下的人民都愿意做你的子民，就会纷纷归附，如果外敌来侵，大家自然众志成城，誓死抵抗，国家就不可战胜，而天下就可传檄而定。

梁惠王对孟子的态度很尊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见面后梁惠王开口这句话十一个字，其实可以浓缩为六个字：“寡人于国尽心。”剩下的那五个都是没有实在意义的虚词。但是虚词并非无用的废话。清代朴学家刘淇说，实词是文章的体骨，虚词是文章的性情。在梁惠王的这句话里，虚词主要是为了表现语气语意、加重感情表达而存在的。这样的语言表达从容舒缓，感情却深沉强烈。梁惠王没有高高在上的傲慢，而是一种真诚的尊重，更有一种无力改变局面的无奈。

平心而论，梁惠王算得上是一个勤勉的国君。“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较之有些诸侯国（譬如齐国）对百姓敲骨吸髓的残暴苛刻统治，梁惠王对百姓真算得上“尽心”了。他当然了解孟子的治国思想就是“仁政”，并认为自己的这种做法可以称得上“仁政”了，但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自己的“尽心”并没有换来“民心”，魏国并没有出现孟子所说的那种“百川归海”一样的局面，所以他很困惑，并对孟子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梁惠王的疑惑很有典型性。我们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困惑吗？老师会困惑：我比其他老师都更加认真负责，为什么我的教学成绩还是不如他们呢？学生会困惑：我比同学都更加勤奋刻苦，为什么成绩还是不如其他同学呢？公司职员会困惑：我比同事们都更加努力用心，为什么业绩还是不如他们呢？等等等等。梁惠王对施行“仁政”产生了怀疑，正如我们对努力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一样。而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本文中找到答案。

孟子回答说：“王好战，请以战喻。”设喻是孟子的强项，在对方感兴趣的领域设喻更是孟子的强项；同时这句话又含蓄地批评了梁惠王——“好战”显然不是实行“仁政”的正确路径。但是可以肯定梁惠王是乐意听下去的。

孟子接下来举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在周代，作战是贵族的事，平民是没有资格上战场的，他们只能从事后勤保障等工作。既然作战是贵族之间的事，那就要讲究礼仪，这既是为了尊重对方的贵族身份，也是为了尊重自己的贵族身份。我们读《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一节，看到曹刿指挥鲁国军队用智慧战胜齐军，觉得曹刿很了不起。其实这件事就是平民利用礼仪规则对贵族的约束取得了胜利，其实是胜之不武的。但是曹刿是平民身份，所以大家也无话可说。如果曹刿是贵族，为了荣誉，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

话说回来。周代的军礼很繁复，其中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兵书《司马法》中《仁本》篇有一条是说：“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意思是打仗的时候，敌军败退，追击步兵追一百步就得停止追击，追击驾车逃跑的敌军也不能超过九十里。也就是说，后退了一百步就脱离了危险，而只退后了五十步，还是处在危险中的，因此显得稍微从容镇定一些，所以逃跑了五十步的士兵才会去嘲笑逃跑了一百步的那个士兵。

这个例子很精彩。梁惠王立刻明白了：“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虽然两个士兵在逃跑的距离上有差距，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在逃跑。也就是说，二者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区别。既然这样，就不能指望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孟子所举的这个例子同样也能解决我们的疑惑：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却并不比别人更出色。也是因为我们和其他人相比，只是在付出的量上有区别而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梁惠王觉得自己比邻国国君用心得多，是在行仁政；但是在孟子看来，他在本质上与邻国之君是一样的，离“仁政”还差得远呢！所以老百姓并不会因为他在凶年多做了一些移民移粟的事而归附于他。

谈话到这里，答案似乎已经明了了。但是在孟子看来，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梁惠王“用心”的目的是为了“民之加多”，即增加人口，而增加人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外乎扩充兵员和增加赋税。而这些都是走的“霸道”的路子，显然与孟子的“仁政”思想相去甚远。孟子还要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影响梁惠王，把梁惠王往“行仁政”的道路上引。

既然这次谈话的话题是如何“使民加多”，而梁惠王的做法是“移民”“移粟”，也就是从让百姓吃饱饭入手的，那么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说就是最妥当的办法。如果我们将梁惠王的策略概括为一个字，那就是“移”。而孟子的第一个策略也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就是“节”：统治者要节制自己的贪欲，不要毫无节制地征发百姓，不要竭泽而渔地搜刮百姓，不要不分季节地大起宫室。总之，要让百姓休养生息，“养生丧死无憾”。所谓“养生”就是给百姓生存下去的机会，所谓“丧死”就是使百姓能够保留最基本的礼义。孟子将这概括为“王道之始”，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仁政的“初级阶段”。

至于行仁政的高级阶段，孟子的描述更加细致而具体：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数口之家无饥、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先看“五十者衣帛”。商周之时，棉花种植还没有传入中原。平民所穿布衣，是麻或葛经过沤制以后取其表皮纺织缝纫而成，这种衣服比较粗硬，且不经染色，颜色呈深褐色，所以这种衣服也称“褐”。天子、诸侯、卿大夫等阶层的人则穿帛，帛就是丝织品。它更轻软保暖，但是制作成本高昂，价格昂贵，平民穿不起。孟子设想，只要施行仁政，社会物质资料就会丰富得多，使得年长的平民也有条件穿着以往仅限于贵族穿着的布帛了。所以“五十者衣帛”是王道达到更高阶段的标志之一。

再说“七十者食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因为完全丧失了社会价值并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累赘，所以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们往往是最先被抛弃的。据说在我国某些地方，以及古代的日本和朝鲜，都曾存在名为“瓦罐坟”的弃老风俗，子孙要把年满60岁的父母安置在村外预先建好的瓦罐坟中，每天送一次饭且加一块砖，直到洞口堵死。日本电影《楢山节考》也生动展示了古时的日本信州山村曾有的一种风俗。因粮食短缺，这里七十岁仍健在的老人就要由子女背到楢山遗弃。而在原始社会，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被分配的食物也是最少的。这是在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的背景下，为了种族的延续而被迫采取的做法。这种现象也并非过去才有。事实上当生存威胁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抛弃老人是一种惯常的做法。比如当前欧美新冠疫情泛滥，很多国家就主动放弃了对65岁甚至6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救治，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年轻人使用。这说明物质匮乏时，不再产生经济效益的老人被社会抛弃是一种常见现象。所以孟子所谓“七十食肉”不是说到了七十岁才有资格吃肉，而是说由于施行仁政，社会物质财富丰富起来了，连以往没有机会吃肉的七十岁老人也能吃上肉了。

“数口之家无饥”更不容易实现。我国古代一般实行大家族制，一个大家庭的人口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人口越多越被人尊敬。这是从原始社会氏族制度遗留下来的传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生活资料缺乏，个人的生存能力有限，人们不得不尽可能多地聚集在一起劳动和生活。所以古代的家族很少分家，整个家族互相依靠，互相扶持，共同抵御风险。一般来说，一个家族越大，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而“数口之家”是一个很单薄弱小的社会单元，他们生产能力低下，储备有限，遇到灾荒的时候，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就很差。俗语说的“严霜单打独根草，大水尽淹独木桥”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连“数口之家”这样脆弱的家庭都没有饥荒之忧，那可见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非常丰富。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不仅仅能在社会物质财富上获得发展，真正解决百姓荒年缺粮问题，精神文明也会得到丰富和发展。所以孟子更提出了“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这一理想的政治图景。为什么头发花白的老人会不辞辛苦地“负戴于道路”？除了老人生活贫困之外，无人相助、世态炎凉、人心冷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春秋时期管仲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这种和谐现象的出现一定是物质文明充分发展以后，精神文明也得到长足发展以后的产物。而这，就是行“仁政”的最终效果。孟子强调说，如果做到了这些，必然能够实现“王天下”的理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在为梁惠王勾画王道图景之后，才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梁惠王“尽心”却不得民心？就是因为不施仁政。“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这是对梁惠王的批评，也是对那个时代所有统治者的揭露。梁惠王不在如何约束贵族特权，减轻剥削上用心，不在缓和阶级矛盾、缩小贫富差距上用心，那么即使做了一些“移民”“移粟”的事，也不能赢得民众的拥戴和归附，那又何谈“民之加多”呢？

孟子更进一步指出，如果将百姓遭受的痛苦甚至死亡简单归咎于年成不好，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就像用刀杀人错不在刀一样，因年成不好而使百姓受灾也一样，错不在年成。刀也好，年成也好，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本因素在于人，在于能不能施行仁政。按照孟子的推理，只要施行仁政，那就无所谓年成好与不好，百姓都不会有衣食之忧。梁惠王说自己在年成不好的时候如何用心解决百姓的衣食，事实上已经暴露出“仁政不行”的问题。

纵观全文，孟子一直在“推销”自己的仁政思想，全文没有义正辞严的批判，而是循循善诱的启发引导，娓娓道来，条理清晰。梁惠王始终在倾听，这也从侧面说明孟子的谈话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梁惠王始终默不作声。他是不是真正听进去孟子的观点呢？或者，即使他听进去了，是不是有决心和勇气改变自己以往的做法，施行孟子所说的仁政呢？作者没有说。但从历史资料来看，这次谈话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这并非孟子论辩才能有限。 终战国之世，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 “迂远而阔于事情”，“王道”是不会受到君王真正认可的。同时代的商鞅第一次会见秦孝公时用帝道游说秦孝公，第二次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都不感兴趣；到了第三次见面，商鞅用霸道之术游说，秦孝公立刻十分入迷。这很能反映当时的政治风气。可以说，孟子的失败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参考文献：

1.黄朴民，礼乐文明视域下的周代军事变迁[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2.王震，《司马法集释》[M].上海：中华书局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