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互依型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

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互依型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

李沛玲，钟晓婷，李婧洁，麦晓浩，罗浩杰，列泳娴

（广东培正学院 广东广州 510800）

【摘要】目的：本研究探讨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并检验互依型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方法：选取本校480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互依型自我构念量表与生命意义感量表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和互依型自我构念呈显著正相关; 生命意义感与互依型自我构念呈显著正相关;特质正念与互依型自我构念呈正相关；（2）互依型自我构念在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随着个体互依型自我构念的增强，特质正念对生命意义感的作用也相应增强。结论：自我构念在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间起显著调节作用，而个体的特质正念可通过影响互依型自我构念从而间接影响其对生命意义感的作用。

【关键词】特质正念；生命意义感；互依型自我构念；调节作用

引言

“空心病”一词是指因个体价值观缺失所导致的心理障碍，导致当代大学生群体当中普遍存在拥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很难对生活提起兴趣的状况，其最早出现在徐凯文的一份演讲报告中，称之为“空心病[1.2]”，该报告发现某高校超过30%-40%的学生存在这一问题且随着该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频发，在大学校园中拥有庞大 的“患病”群体，很多大学生为此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甚至做出过自杀的尝试[1]，这种状况这对整个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解决该心理问题迫在眉睫。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在不停追寻生命意义过程中领悟到的认同感和价值感，体现为个体能理解自身的生活含义和觉察自己的生活目标[3]。针对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研究发现，大学生个体生命意义感的缺失与个体的孤独感、自杀意念、自杀的态度等呈显著负相关[4-7]。即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得到提高时，消极情绪和孤独感会相应的下降，自杀意念以及自杀态度也会相应减弱；另外生命意义感还能够预测、和自杀态度，即生命意义越明确的个体，孤独感越低且对自杀的态度越否定、排斥。

在对生命意义感缺陷的研究上有学者提出，意义疗法存在一定效果,MMT理论上的正念[8]）认为正念促进了语境信息的灵活注意选择，提高了个体不同视角的观察能力，从而使个体重建意义[9]。正念是个体此时此地对自身与外界刺激的持续注意与不评判接纳[10.11]。而特质正念则是正念别称[12]，学界对正念的研究发现正念与生命意义感存在相关关系[13]，且与影响生命意义感的情绪、抑郁等相关因素息息相关[7.14-18]，如，正念对与生命意义感相关的负性情绪或生理疾病等有调节作用；正念特质、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三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消极情绪、焦虑、抑郁和压力感等为显著负相关关系；同时受学界对正念的研究的影响，正念训练也逐渐成为学者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几十年来对于正念训练的一些研究表明正念训练被广泛运用于与抑郁相关心理问题的治疗以提升心理亚健康人群的幸福感，有效改善抑郁患者的负性情绪, 减少其自杀和复发率外[14.17]。据以上相关研究，提出假设①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且特质正念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互依型自我构念(简称互依我)，是指个体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下所形成的心理表征，其着重考虑他人和集体，他人和我之间界限较模糊[18]。互依我属于自我构念的范畴，这里的自我构念是指个体在进行自我定义时所表现出的倾向性[19]，即个体如何理解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19]。在对互依型自我构念研究中，相关学者研究发现互依型自我构念又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通过影响自我构念，从而影响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的感知[21]，再有，有研究从现代性视角分析青年群体的意义感缺失发现集体主义衰弱与个人主义强盛之间的撕裂”即两种自我构念之间的冲突会导致青年群体出现生命意义感缺陷等心理障碍问题[22]。也有研究表明互依型自我构念对正念有调节作用，在社会集体中，相对于低亲社会行为的个体而言，高亲社会行为个体，更容易体验正念感受，进而促进心理健康的发展[23]。此外查阅现有的相关研究，发现自我构念能够相应的对主观幸福感等有影响，换言之自我构念会影响生命意义感[24-27]。如，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构念与心理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且有研究发现自我构念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 互依我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综上所述，互依型自我构念能够调节正念，也能影响生命意义感，同时根据上文所提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关系，我们初步假设②互依型自我构念能够调节生命意义感从而影响特质正念和生命意义感间的关系，且调节作用显著。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广州某高校校内整群随机抽取共646人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165份（漏答或不规律作答），剩余有效问卷481份，有效率达74.45%。其中女生359人（74.6%），男生122人（25.4%）;大一学生97人（20.2%），大二学生184人（38.3%），大三学生116人（24%），大四学生84人（17.5%）。被试年龄介于18-24之间，平均年龄20.09岁，标准差1.594。

1.2研究工具

1.2.1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 由陈思佚，崔红和周仁等人修订的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中文版[28]，测量基于“当前的注意和觉知”概念的正念水平，共15道题（如，“我会对正在经历的某些情绪毫无知觉，直到一段时间后才能有所感知”），采用1（总是）~6（从不）点计分，高分数反映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有较高水平的对当下觉知和注意的特质。MAAS得分用作本研究中个体特质正念水平的指标。α系数为0.890，重测信度为0.870[29]。

1.2.2 一般自我构念量表（SCS） 由学者Singelis等（1994）根据Markus和Kitayama的理论编制修订而成的自我构念量表（SCS）[30],该量表共30个项目，细分为独立型自我构念和互依型自我构念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15题项：一部分（如，“即使我完全不赞成其他人的意见，我也避免与他们争论 ”等）表现个体的互依型自我构念,另一部分则表现独立型自我构念。整个量表采用7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示上体在该项目上对自我的看法越认同。总量表的α系数为0.76，独立型分量表和依赖型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604和0.725[30]。

1.2.3生命意义感量表(MLQ) 学者 Steger等(2006)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量表英文版[4],分为 2个分量表，共 10个条目 :前半部分测量生命意义感 (MLQ-P), 含 5个条目(如 “我正寻觅让我感觉自己生活饶有意义的东西 ” ); 后面部分测量个体寻求意义感(MLQ-S), 含 5 个条目 (如 “我正在寻觅我人生的一个目的或使命”) 。整个量表采用 1 ～ 7 点评分 ，1分代表完全不符合，7分代表完全符合。 Steger等原作者在提出之初就抽取部分大学生样本，验证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和结构效度, 并通过多质多法矩阵验证了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4]。其后,生命意义感量表被学者广泛运用于相关研究。本研究采用刘思斯和甘怡群等学者经过“双翻”程序后翻译成中文版的生命意义感量表[33]作为施测工具。总量表的α系数为0.71，生命意义感分量表和寻找生命意义感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1和0.72[32]。

1.3研究流程

本次测验采用线上+线下发放问卷的调查方法，线下打印纸质版问卷和线上“问卷星”平台制作电子版问卷相结合，发放到相应班级、社团、各微信群、QQ群、朋友圈等，让同学们填写。在派发问卷时承诺保证研究的匿名性、保证研究仅用作学术用途、问卷的数据仅本研究成员可见以及问卷星的操作后台仅发问卷成员可见。

1.4统计方法

通过被试填完问卷后，采用SPSS25.0进行数据的录入和删选，最后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分析

2.1 特质正念、生命意义感、互依型自我构念的相关关系。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特质正念与互依型自我构念呈正相关；生命意义感与互依型自我构念呈显著正相关。及各变量的相关矩阵、标准差、平均数如表1所示。

2.2 调节作用的检验

本研究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法对互依型自我构念在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首先，将互依型自我构念和特质正念进行中心化处理；其次，以生命意义感作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先放特质正念与互依型自我构念两个变量，再放特质正念与互依型自我构念的交互项。数据结果表明（如表2所示）：特质正念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345, p < 0.001), 互依型自我构念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123, p < 0.01), 并且特质正念与互依型自我构念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149, p < 0.001), 说明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受到互依型自我构念的调节。综上所述，互依型自我构念对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起调节作用，随着互依型自我构念水平越高，特质正念对生命意义感的作用越强。

3.讨论

3.1 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

本研究证实了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正念水平较高的个体，更注重对当下的感知，其更能接纳自我的优点与缺点，更能够清晰的认识到且趋向于追求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相反，正念水平较低的个体自我接纳能力较差，对自我以及自身存在的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刻[35]。所以，正念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其生命意义感在这一追寻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增强。该结论与Frankl的生命意义理论中提到缺乏存在的意义感会促使人在生活中寻找意义是一致的[32]。正念与追求生命意义感的过程中产生的不良情绪呈负相关关系，它为积极意义的构建注入了灵活性，使个人能够在监管选项之间进行选择，而不是受制于自动、直观或其他“快速”且看似不可控制的过程。如，徐慰等学者对特质正念的调查研究发现，特质正念可以显著调节预测日常生活中知觉压力对焦虑、疲劳、不适和总体消极情绪的影响[15.16]，特质正念水平高的个体，他们对自身的体验（包括身体感受、想法、情绪等）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对发生的事情越抱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和乐观的心态。因此，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呈正相关关系。

3.2 互依型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证明了互依型自我构念在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间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将互依型自我构念与特质正念分别分成高分组（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低分组（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作交互效应图。图1表示会导，互依型自我构念会正向调节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关系的关系。具体表现为高互依型自我构念水平的个体，其特质正念对生命意义感关系的预测力变大，低互依型自我构念水平的个体，其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预测力比高互依型自我构念变化小。因为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受到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影响，普遍认为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帮助和依赖[19.33.34]。所以高互依型自我构念的个体更加注重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理解对方的感受，投入较多的积极关注，这样更能去接纳别人和自己。个体对正念的感知，会受对他人以及自己的接纳能力的影响[23]。因此，当特质正念的感知越强时，高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其生命意义感越强。而对于低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来说，他们不依靠与他人的关系界定自己，他们更多的关注点放在自身兴趣上[35]，故而会导致他们体验和接纳他人能力较低，使得个体对正念的感知较弱，特质正念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较小。

图1 互依型自我构念对特征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调节作用图

3.3 研究意义与经验不足

首先，本研究通过调节model1模型探互依型自我构念对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说明了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存在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是何时更强或更弱。以及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结果说明了互依我型自我构念会加强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对个体寻求生命意义感提供实证支持和有益启示。第一,特质正念能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积极心理学、以冥想为核心的正念解压疗法和正念认知疗法等手段[20]来提高个体的正念水平，因此人们可以通过特定训练来提高个体的正念水平，从而减少个体的愤怒、敌意、攻击性等消极情绪提高生命意义感[15-17]。

其次,互依型自我构念能够增强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通过实现集体目标和提高人们的集体主义感来显著提升个体的互依型自我构念水平，增强生命意义感。此外本研究尚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本研究主要是采用线上和线下问卷调查法来收集被试数据，所有的数据结果都来自被试的主观报告，被试在填问卷时可能会存在被试效应以及出现记忆的偏差。其次,本研究所选被试均为在校大学生，但处于不同外部环境下的不同群体可能会对生命意义感这一变量的理解存在较大出入及偏差，特别是中老年及临床上的群体。所以数据结论在推广上需保持谨慎态度。再者，本研究的内容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由于专业方向以及个人生活阅历上的差异，可能会让被试存在理解上的偏差，特别是较低年级的被试。

4.结 论

①　特质正念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直接预测作用。

②　特质正念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受到互依型自我构念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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