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绥靖政策的根源与教训

论英国 绥靖政策的根源与教训

李业圣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学校

【内容摘要】“九一八”事变后，英国的对华政策是绥靖政策的滥觞。而欧洲绥靖政策不过是对日绥靖政策的延续。一战后，英国海军力量的不足抽掉了其在远东实行强硬政策的基础。经济大危机之后，英国转向帝国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是绥靖政策的经济根源。英美外交合作的失败，致使国联在制止日本侵略上无能为力。英国对日绥靖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野心，导致不得不采取欧洲绥靖政策。二战后，美国采取的“战争边沿政策”就是对英国“绥靖政策”的矫枉过正，但长期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全球霸权。

【关键词】对日绥靖政策 慕尼黑协定 欧洲绥靖政策 妥协 战争边沿政策

长期以来，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欧洲外交政策被西方学者称为“绥靖政策”。前苏联学者认为，“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顶峰，英美法等西方列强为了“祸水东引”，纵容法西斯德国侵略扩张，以达到毁灭社会主义前苏联的罪恶目的，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多数中国学者囿于这种观点，而内维尔·张伯伦首相被视为绥靖政策的代名词。

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后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对华政策才是绥靖政策的滥觞。英国企图牺牲在华局部利益和中国的主权来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维护其在长江流域的核心权益的同时，希冀日本不再扩大侵略利益。而欧洲绥靖政策不过是对日绥靖政策的延续。

英国人所称的“满洲事变”爆发后，任期非常短暂的外交大臣茹福斯·D·伊萨克召见日本大使时以谅解的口吻说，“英国始终没有忘记保持日本的尊严”；“英国可能在某个时刻也会碰到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接任的约翰·西蒙经常用“邪恶的”和“愚蠢的”词汇描绘中国。指责中国否认日在满洲利益刺激了日本入侵，表示“英国政府不愿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行动”。西蒙不喜欢“以战止战”的观点。时任国联副主席洛德·格雷说：“我不喜欢诉诸战争来防止战争的观点┅┅这与为了防止小火而点燃大火太相似。”麦克唐纳身体状况不佳，长时间不能视事，伊萨克在危机期间卸任，而新任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又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常务次长罗伯特·汪斯塔特是制定远东政策的最重要成员之一，被西蒙所倚重。而汪斯塔特认为“中国人自找麻烦，而且也陷入了麻烦”；英国“无论如何不能制止日本”，除非美国“最终准备使用武力”。

西蒙必须总结下属的建议和报告、给内阁作为形成政策的基础，其结论一般会被内阁采纳。但他犹豫不决的个性增强了这一时期英国外交软弱无力的趋势。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因应对经济危机不力刚于8月24日辞职， 旋即获英王乔治五世授意与保守党及自由党筹组联合内阁，因被所在工党开除而政治地位虚弱，同时身体健康也不佳，其政治生涯和健康状况的双重衰落，恰巧成为英国衰落的一个镜像。

一战后的实力衰落，使得英国在面临德、日、意“不满足”国家的挑战时没有信心，宁愿付出一定代价安抚它们而不是采用激烈的手段阻止它们。这是绥靖政策的客观根源。英国遍布全球的广大殖民地，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防卫，而力量的分散又使得防御能力处处不足，这是英国面临的战略窘境。

英国海军力量的不足已经抽掉了在远东实行强硬政策的基础。由于恢复经济优先，尽管总参谋部警告过海军不能同时对付三个敌国以维护自身利益，内阁还是削减了防务预算。面对三线作战的危险，决策者宁愿靠收买其中之一或者全部三国来减少潜在敌国的数量，而不愿生产足够的武器装备来威慑侵略行动。

“九一八事变”期间英国政府全力以赴收买日本，帮助后者“摆脱”侵略责任。尽管作为国联的领袖，英国却靠牺牲公约原则，强调满洲事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作为不适用国联原则和方法的借口。英国试图寻求一个绕开国联与日本冲突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坚定的立场维护公约，假装对两边公平和不偏袒，英国企图作有利于侵略者的辩解，而暗示中国没有整顿好国内秩序激起了日本人的侵略。对危机的解决方案，英国不是采取任何反侵略的措施，而是“提高安抚力度”。英国力图恢复英日友好关系，认为这是确保英国远东利益的唯一保证。时任枢密院议长，掌握麦克唐纳联合政府实权的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在上海“一·二八”事变期间说：“就是象鲍勃·赛西尔这样的人……现在催促我们采取行动，但是行动将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如果我们撤退大使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再下一步呢？如果对日本实施经济抵制，日本将宣战，而且将夺取新加坡和香港，而由于我们的位置，不可能阻止日本。”

英国公众舆论在1930年代早期都支持国联，西蒙则被指责为“抛弃国联”。然而公众舆论对制定外交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绥靖主义者对采取强硬路线、反对侵略的呼声充耳不闻，还屏蔽或压制可能在众议院使他们难堪的问题。政府中也压制赛西尔的反对意见，合谋欺骗公众，坚持这种软弱无力的政策。西蒙制定的国联行动方针为：“1、相信国联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其一致行动；2、在将会导致与日本严重对立但又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起带头作用；3、公平地对待中日；4、努力将日本留在国联中。”

1932年10月3日，国联正式公布《李顿调查报告》。报告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指责日军未经宣战，“使其与中国分离而宣布独立，事实俱在。”报告确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方系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其行为“实亦不足以证明军事行为之正当”。对于日方“自卫”之说，“调查团……予以摈弃”，“是晚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关于伪“满洲国”，“现在之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是“日人之工具而已”。仅此而已。

那为什么国联选择无所事事而按照盟约第16条规定，实施经济制裁、直至使用军事力量呢？因为，英国主宰着国际联盟，却采取绥靖政策；能够采取行动的美国却不是国联成员国。美国公众舆论压倒性的同情中国，但是同情不等于支持一场反对日本的战争和需要迫使日本撤兵的战争。投资日本的公民明确反对战争，而且美国政府本身在满洲地区并没有财政或其他方面的关键利益。

由于英美合作的失败，英国在对日实行强硬政策方面更加犹豫不决。英国强调如果美国不使用武力，英国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又由于美国使用武力是不确定的，所以英国无论如何不能阻止日本。英国和美国都对他们之间的合作半心半意，英国政府担心美国把“主要的工作和谴责”留给他们，而美国担心“我们跟随英国走一段路以后，他们随后扔下我们不管”。英国和美国都不准备领头。

在“满洲危机”期间，英国更应该受到谴责，英美合作失败的主要责任应由英国来承担；由于英国在九国公约下与美国联合行动犹豫不决，并且对日本太安抚和太没有原则，从而削弱了英美合作。英美合作的失败使美国失望，以致美国对后来的形势发展表现出更加孤立主义的态度。英国总是想把美国推向前台，而不是在远东独立地扮演自身的角色从而给后者树立一个榜样。英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承担世界领袖的责任，企图通过损人利己的办法维持霸主地位。客观地说，英美合作更有利于英国维护世界霸权，美国卷入远东事务“可能成为后来欧洲合作的基础”，是有利于英国欧洲绥靖政策的一条“平行路线”。

总而言之，英国1930年代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不仅不能制止日本，也恶化了远东形势。一则，英国的绥靖政策不能满足日本要求。相反，其野心膨胀到如此程度以致于直到得到想得到的全部之前，日本决不会满足。英国怂恿了一个世界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导致远东战争不可避免并使世界大战成为可能。二是，不仅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丧失了，国联也没有幸存下来。不能按照国联公约的原则解决中日纠纷，给国联的崩溃投下了阴影，也使不久后日本剥夺英国的远东利益变得不可避免。伴随着满洲危机，英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已经以绥靖政策为基础，而绥靖政策不仅用于对待日本人，也用于对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英国在1931年制止日本侵略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来自德国的危险还很遥远，墨索里尼可能还没有想到在阿比西尼亚的冒险。如果日本的侵略被及时制止，就会使其他侵略者灰心丧气，从而使英国从远东和后来的欧洲面临的双重危险中解放出来。事实上，根据郎普森的估计，由于中国人的贸易抵制，日本已经损失了38﹪的贸易额，可能比预期的更快带来工业麻烦。如果英国采取一个强有力的路线，甚至不需要实施直接的封锁或者其他军事措施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与后来英国利益在远东的全部损失相比较，如果实施经济制裁有战争风险的话，完全值得。

从维护英国世界霸权的战略角度讲，面对日本、美国、苏联和德国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除了防止对手国家结盟以外，更应该“枪打出头鸟”，给予第一个挑战者沉重一击，才能遏制进一步的挑战，赢得恢复实力的机会。如果强硬路线被采纳，英国可能在二战前夜不会遭受早期绥靖政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对日绥靖政策还削弱了苏联对德国的牵制，英美合作的失败恶化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另一方面，日本在满洲的成功不仅鼓励了德国和意大利将他们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付诸实施，也使东京—柏林轴心成为可能，又增加了英国卷入三线作战的危险。面临把欧洲和远东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绥靖政策成为英国处理这种形势的最佳选择。

英国需要和平，这与其世界商业贸易网络中心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很容易受到军事冲突的威胁，从长远利益看，军事冲突会导致丧失大国地位。因此英国领导人们排除了武力阻止侵略者的任何可能性。由于帝国的本质和害怕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机中，英国的立场更接近于侵略国家而不是受害国家。这就是绥靖政策的主观根源。

不过，正如1933年国联新任秘书长若泽夫·艾文诺直言不讳地对中国驻国联代表吴秀峰所说的那样，“当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首要的在它自己起来抗战，然后才能有希望得到他国的援助。如果它自己不去抗战，象你们的国家一样，而希望别人替你们火中取栗，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中国今后必须自己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中国的不抵抗政策也使英国无从借力，不可能更不愿意为中国的主权而冒战争风险。因此，英国决策者准备牺牲弱小国家利益或者自己的次等利益来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只要后者不威胁其根本利益。这才是绥靖政策的内在逻辑。

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英国破坏了自由贸易的传统，放弃金本位制度，构建帝国关税特惠制，提高关税壁垒，转向帝国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即“帝国特惠制”和“英镑集团”），这导致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大转变和大混乱。也标志着英国放弃了对世界经济的领导责任，企图凭借广大殖民地的丰富资源，建立排他性的英镑贸易集团，赢得缓冲时间来恢复和发展经济；而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和国外原料的日本、被剥夺了殖民地的德国，以及殖民地很少、资源贫乏的意大利，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为了也建立“自给自足”的排他性贸易集团，纷纷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这是绥靖政策的经济根源。

小结

“九一八事变”后和“慕尼黑协定”时期的英国绥靖政策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在前一种形势下，日本对满洲的侵略还没有挑战英国在远东主要利益，为了不冒战争风险，英国决策者们认为惟一的最好办法就是牺牲国联公约与日本达成妥协。英国当时虽有很多政策选择，却主动采取绥靖政策；但在后一种情形下，英国面临着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扩张与远东日本扩张的三面威胁，更加力不从心，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得不采取绥靖政策。

每一个国家在危急时刻都需要有远见、强有力的领导人，然而，“九一八”事变后的出任国民联合政府首相的麦克唐纳，出身工党却因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被工党开除，沦为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傀儡。软弱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只能采取软弱的外交政策。而外交政策一旦形成，其政策延续性和发展惯性就会成为后来外交政策的基础框架。

英国“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日绥靖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野心。1933年2月20日，日本驻柏林武官说，“现在日本整体政策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而且对德国来说也非常重要……日本支持德国，而且与德国反对凡尔赛和约的立场一致……现在德日协调变得越来越清晰，从此以后，……日本与德国一起反对凡尔赛体系。”1935年5月，艾登在日内瓦会见意大利驻国联代表蓬佩奥·阿洛伊斯时，阿洛伊斯问，英国已经忍受了日本鲸吞满洲的苦果，为什么难以接受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

实际上，英国对远东和欧洲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整体。安东尼·艾登说：“我不认为欧洲和远东是分开的两个问题。”欧洲绥靖政策是远东绥靖政策的延续。日本是在远东地区发动侵略的第一个侵略者，而且其野心正是这种绥靖政策培养起来的。从满洲危机到战争爆发，英国政策制定者们遵循的是同样的路线。对欧洲侵略者和对日本的政策其潜在损害并没有本质区别。日本侵略中国给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树立了榜样。1931年危机是国联崩溃的开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绥靖政策是一个有机整体，远东政策不仅是与欧洲绥靖政策密切相关的一条平行线，也是后者的根源。虽然远东危机本身不会导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侵略，欧洲绥靖政策，由远东绥靖政策为先导，很大程度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导致了欧洲侵略者们的成功，正如绥靖政策有助于日本在远东的成功一样。

虽然“外交是妥协的艺术”，但“妥协”与“绥靖”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丘吉尔认为，“不要出于软弱或恐惧而绥靖。绥靖本身或好或坏取决于环境。出于软弱和恐惧的绥靖都是无益而致命的，而基于实力的绥靖则是宽宏和高尚的，亦可能是走向世界和平最切实或许是惟一的道路。”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向他方的要求做出让步能否孕育侵略，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要求的本质、要求者的实力，以及应对中的强国是否愿意持续而有效地使用武力作为进行让步的替代方案。”

二战后，美国认真地吸取英国绥靖政策的教训，在与前苏联的对峙争霸过程中，建立了“北约”“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集体安全体系，控制了全球重要的海上通道，强化前沿军事存在，推行基于实力的对抗与妥协外交。正如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6年1月所宣称的那样，“能够到达战争边缘而不卷入战争是一种必要的艺术，如果你不精通这种艺术，你将不可避免被卷入战争。如果你想逃避战争，或者不敢接近边缘，那你就失败了……我们走到边缘而且正视战争，我们便可以采取强硬的行动。”这种“战争边沿政策”就是对“绥靖政策”的矫枉过正，但却长期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全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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