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博物馆性质的因素

张雨林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310058

随着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知识和有意义的创造变的越来越关键，但研究者也发现，尽管当前可获取的信息量很大，但公众也很难成为“有知识和满意的意义创造者”(Falk & Dierking, 2000)。故此公众去哪里获取可靠的，有意义的知识就变的极为重要。而博物馆，作为非正式学习的主要场馆，在近些年来，随着公众对知识和有意义创造的渴望，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追捧和喜爱。因此，随着当代世界逐渐演变为学习型社会，博物馆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严建强, 2009)。

目前，虽然大多数的博物馆都进行了免费开放，但同样，绝大多数的博物馆仍然保持着“灌输教育的模式”，公众对博物馆的态度仍然是敬而远之(单霁翔, 2010)。故此，如何提高博物馆的场馆质量，从而更好的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及文化推广，也就变得极为重要了。而了解博物馆性质受什么因素影响，对于博物馆质量的提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本文就结合一些实地博物馆来分析一些影响博物馆性质的因素。

博物馆在陈列展览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展览目的。按照展览的传播方式分类，归根结底只有两类展览——审美型展览和叙事型主题展览；所谓审美型展览，是指以审美为诉求的文物艺术品展览，而所谓叙事型主题展览，是指有明确主题思想统领的，有严密的内容逻辑结构及其结构层次安排的叙述性展览，其最佳的表现方式是讲故事(陆建松, 2014)。例如中国刀剪剑博物馆，其在文物的陈列展览多以年代为经，文物为纬，按照刀剑的历史时期，拉出一个时间线，然后在根据刀剑的象征，分为礼仪用，宗教用，战争用等，这就旨在通过这样的分布来与访者传达刀剑这些文物的历史时期，和它们分别对应的象征意义。如此布展有助于观众从历时性的角度了解历史发展的历程，也能够加深观众对文物类别的认知(张欣, 2020)。还有一些特定文化的宣传目的：佛教、道教、本地风俗等特定的博物馆，例如泉州佛教博物馆、江西道教文化博物馆等。

在明确展览目的之后，就要把目光收回到博物馆藏品上来。藏品信息量较低或者超高都会严重地影响到陈列展览文本的制作以及传播。在展览陈列的过程中，藏品信息不应该仅仅是干巴巴的几句专业化的术语，应当利用当前流行的语言加入一些生活方面的气息，可以亲近参观者。总体来说，藏品信息的低量或者高量都应当把握好一个度，避免给博物馆的陈列展览造成不好的影响(夏天, 2020)。

此外，文物的宣传讲解工作，也是博物馆质量的好坏的一个大因素。当前，博物馆的文物讲解工作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文物讲解词：专业人员根据文物的性质，结合特定的历史文化，撰写文笔精炼的讲解词，以展览板的形式放置于文物之前，便于观众阅读；第二种是讲解员讲解，讲解员带领观众游览博物馆，依次讲解馆内文物(张欣, 2020)。另外，近些年异常火爆的VR、AR等技术，也逐步应用于博物馆藏品的讲解。这些技术不仅可以将博物馆的场馆、藏品展示或还原到互联网上，还可以展示实物无法展示的背景知识，再现已经不存在的古代场景和文物，提高文物的展出率和展览效果，传达给广大观众更多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概念(郁健琼, 2005)。

另外，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还分为固定的展览与临时展览。固定展览是以特定的展厅设置来展览文物，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临时展览则是出于特定目的而举办的展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的云冈石窟展厅就是一个临时展览，且是全球首例可移动3D复制洞窟，依托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和3D打印技术，将云冈石窟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省杭州市迈出了“行走”世界的第一步。。相比于固定展览而言，临时展览同样作为博物馆陈列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展期短，展品有更变从而丰富，从而会吸引更多游客参观博物馆(安吾怀, 2020)。另外，通过巡回展览还可以促进各个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当然，也正由于临时展览的周期较短，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可能会导致展馆陈列的质量不佳，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最后，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展馆陈列的质量，而这也往往取决于博物馆策展团队的工作质量。博物馆展览需要针对于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故事，并将其糅合，展现出超越藏品本身的意义建构(尹凯, 2018)。还是以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为例，戚家刀这件藏品，如果从工艺主题的角度来欣赏，可以反映当时明朝的制刀工艺和流程，以及制刀文化的承接（与唐朝、元朝相比）；另一方面，如果从历史主题的角度来思考，又可以展现出当时社会的抗倭历史背景。这就反映了，一件藏品从不同的主题的挖掘会有不同的线索，如同一个单词，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语境”。故此，在博物馆展览的具体实践中，策展团队应该整合一系列的元素,如展览、平面布局、辅助设备、声音和照明、线路布局、建筑空间等，来展示藏品的价值内涵，视觉形象等(刘沙, 2020)。

综上所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成功策展，应该是一种极富挑战意义的研究、一个充满梦幻期待的实验或一项足以填补展览史中某一空白的创造发明。为此，博物馆策展人必须努力“发掘新观念”，克服博物馆策展中存在的简单重复、了无新意和应付差事等弊端(侯春燕, 2015)。也就是说，如果工作人员（教育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学习的本质、人们寻找和利用博物馆作为个人学习场所的原因以及如何利用背景因素促进学习，博物馆就可以变成更加有效地自由选择的学习环境(Falk & Dierking, 2000)。

参考文献

安吾怀. (2020). 浅谈如何做好博物馆临时展览工作. 东方收藏, 15, 103–104.

单霁翔. (2010).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教育. 东南文化, 06, 9–16.

侯春燕. (2015). 博物馆展陈个性化简论——从《策展简史》谈起. 中国博物馆, 32(01), 115–119.

刘沙. (2020). 阐释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展览研究. 东南文化, 05, 161–166.

陆建松. (2014). 博物馆展示需要更新和突破的几个理念. 东南文化, 03, 98–101.

夏天. (2020). 基于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传播学研究. 文物世界, 05, 63–67.

严建强. (2009). 论博物馆的传播与学习. 东南文化, 06, 100–105.

尹凯. (2018). 重置与转向:当代博物馆理念的梳理与思考. 东南文化, 04, 82–89.

郁健琼. (2005). 网络虚拟现实技术在数字化博物馆中的应用.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01, 41–44.

张欣. (2020). 博物馆陈列展览如何更好地发挥宣教作用. 中国民族博览, 16, 211–212.

Falk, J., & Dierking, L. (2000). Learning From Museums: 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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