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文体实践的确给当代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刘震云、韩少功等作家在他们的《故乡面和花朵》、《马桥词典》中，就已经显示出强烈的文体意识，宣泄式的叙述，结构的新奇和怪异，文体通过语言即叙述的冲动形成了文本整体形态上的极端性。近年来，韩少功的《暗示》，李洱的《遗忘》、《花腔》，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
当代作家评论
2007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