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影响因素及其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9年6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339例肝细胞癌行肝移植后肺转移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99例，女40例；中位年龄为54岁，年龄范围为23~73岁。339例病人通过计算机产生随机数方法以2∶1比例分为训练集226例和验证集113例。病人均行经典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观察指标：（1）训练集和验证集病人临床病理资料分析。（2）随访情况。（3）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影响因素分析。（4）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建立及验证。采用电话或门诊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肺转移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11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P25，P75）或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肺转移率和绘制肺转移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基于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一致性指数（C-index）及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对列线图模型的预测准确性进行评价。绘制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误差。结果（1）训练集和验证集病人临床病理资料分析：训练集和验证集病人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随访情况：训练集226例病人与验证集113例病人均获得随访。训练集病人随访时间为5.2~69.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9.3个月；验证集病人随访时间为4.3~69.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0.4个月。截至末次随访时间，训练集病人中21.24%（48/226）发生肺转移，发生肺转移中位时间为8.5个月；验证集病人中19.47%（22/113）发生肺转移，发生肺转移中位时间为7.8个月。训练集和验证集病人术后肺转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144，P>0.05）。（3）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甲胎蛋白、肿瘤长径、肿瘤分化程度、血管侵犯、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术后治疗是影响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的相关因素（风险比=0.465，3.413，1.140，3.791，2.524，2.053，1.833，95%可信区间为0.263~0.822，1.740~6.695，1.091~1.191，1.763~8.154，1.903~3.349，1.047~4.027，1.038~3.238，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肿瘤长径、血管侵犯是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0.462，1.076，2.170，95%可信区间为0.253~0.843，1.013~1.143，1.545~3.048，P<0.05）。（4）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建立及验证：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集C-index为0.810，95%可信区间为0.758~0.863；在验证集C-index为0.802，95%可信区间为0.723~0.881，说明其具有良好的区分能力。训练集中，6个月、1年、2年列线图预测模型ROC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5（95%可信区间为0.725~0.905）、0.863（95%可信区间为0.809~0.917）、0.835（95%可信区间为0.771~0.900）。验证集中，6个月、1年、2年列线图预测模型ROC的AUC分别为0.873（95%可信区间为0.801~0.945）、0.858（95%可信区间为0.760~0.956）、0.841（95%可信区间为0.737~0.945）。说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列线图模型公式=33.300 06+（-33.300 06）×年龄（≤50岁=0，>50岁=1）+2.857 14×肿瘤长径（cm）+31.585 71×血管侵犯（M0=0，M1=1，M2=2，肉眼癌栓=3）。模型风险评分最佳阈值为77.5分，风险评分≥77.5分为高危组，风险评分<77.5分为低危组。训练集中，高危组和低危组病人6个月、1年、2年肝移植后肺转移率分别为16.7%、39.2%、46.4%和1.4%、4.1%、6.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4.86，P<0.05）。验证集中，高危组和低危组病人6个月、1年、2年肝移植后肺转移率分别为17.6%、29.0%、39.5%和0、3.1%、4.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5.29，P<0.05）。结论年龄、肿瘤长径和血管侵犯是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可较为准确地预测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发生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