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自我定义权的强调与肯定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的标志。在莎菲身上，自我定义权表现为对肉体欲望的肯定，以及对爱的主动追求。从1929年到1931年，丁玲由于受到时代的规范，逐渐在其小说创作中消磨了这一标志性的内涵。从丽嘉到美琳再到玛丽，她小说中的女性越来越屈从于革命／男性的指引，重新沦为次性。这些人物形象自我定义权的丧失殆尽，显示了女性主义写作在那个革命时代必定溃败的命运。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