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诉讼调解制度虽饱受“东方经验”的赞誉，在法律实践、政治设计、文化引导、经济效益、社会效果等方面都有独到的作用，但在制度设计层面上的调审合一模式，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规定，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等方面存在问题；在司法操作层面上也有程序法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片面强调调解结案率产生调解偏好、与法官必须保持中立的职业道德相悖等问题。因此，对其完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包括实行庭前调解、调审分离制度，取消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增强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强化程序法实体法约束、提高调解效率等。
法学杂志
2008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