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透过《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赵庆风

烟台开发区二中

[摘要]晋人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透过潇洒风流的名人士子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不仅仅是魏晋士人们的狂狷、任诞等诸种荒唐之举，我们发现这其中更浸渍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苦痛和血泪。

[关键词] 魏晋时期；《世说新语》；知识分子；困境；失落；抗争

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整个社会时常笼罩在恐怖肃杀的气氛之下，社会各阶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知识分子，受到的冲击尤为强烈。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世族文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血腥的政治斗争中而遭到杀戮。儒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悄然隐退，代之而起的魏晋玄学中对自我人生的强烈关照和个体生命的极度张扬，并由此形成了为无数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

一、个体人生的追求

魏晋时期士人的心态似乎已归于平淡，面对时局的动乱、世情的险恶他们为求得保身不得不退避三舍。于是，这些在现实政治中战战兢兢的文人士子们，暂时放弃了他们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豪情壮志，而把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对自我人生的追求和关照上。魏晋的玄家受老庄思想影响，即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本源的回归。嵇康便是玄学思潮在人生追求上的典型代表。他厌恶仕途，傲视世俗，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这种理想人生摆脱世俗的系累和礼教的束缚，而又有最起码的物质生活必须，有素朴的亲情慰藉，“抱琴行吟，戈钓野草”，以己之高洁而独立于世。嵇康的理想人生，可以说是把庄子的思想诗化了。从《世说新语》赏誉篇中所记来看，率真质朴、闲适清高、简约旷达、宁静淡泊等品性成为了时人品评关注的焦点，如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1[P89]这里，王戎以未经雕饰的“璞玉浑金”来比喻山涛品地的率真、质朴，此间真意，尽在其中。从当时人们对魏晋士子名流个体品性的关注来看，更多的士子文人已经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开始向自我的人生回归：他们不再热衷于追逐尘世间的虚名浮利，他们追求的是个体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超脱；他们流露出的是向人类自然本性的迁移；他们试图放下负累，回到人生的原生态，释放个体生命内心深处最朴实无华的性情。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然而在我们读来这种自我个性的追求却是实属无奈之举，历史上哪一个文人墨客不曾怀抱着“达则兼济天下”“匡扶众生’的治国抱负，满装一腔的治国热情。正如陶渊明在《咏荆轲》所传达出来到那种“其身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那种无奈一样。然而只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并没有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剧本”，更没有为他们准备的施展抱负的舞台。他们也只能看似淡然的闲适中了此残生。
　　 二、艰难的生存状态
　　时局的动乱、政局的不稳和权力争夺的残酷性让更多士人看清了世道的黑暗及他们的渺小和无助，于是，避官隐逸成为了众多士人的选择。《世说新语》中曾这样记载：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1[P155] 嵇康是竹林七贤之一。而作为曹魏皇室的姻亲，不管是出于他的个人情感，还是从他作为传统士人的忠君思想来看，他同司马氏在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都是格格不入的。但由于他是竹林名士集团的首领，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很大，因此便成为了司马氏集团笼络的对象。司马昭谋弑魏帝曹髦之后，为了掩盖其弑君的恶名，急需舆论的支持。于是就把嵇康推向了两难的境地：要么违心接受官职，那么其傲世独立的人格将受到压抑和束缚；要么就拒绝引荐，等待命运的裁决。而在当时看来，司马氏篡位代祚早已成为定局，尽管如此，秉性刚直的嵇康由于深恶司马氏的残暴虚伪，不仅没有接受山涛的举荐，反而拂了好友的脸面，愤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种毅然决然的抗争态度虽然保住了他的自尊与名节，但他也由此惹祸上身，只留下一曲“广陵绝响”。
　 回味历史，每逢乱世，社会便不乏归隐之士。他们之所以选择隐逸，一方面是避祸保身，也有人是为了韬光养晦；另一方面也是在看厌世道却无力改变社会现状的悲痛下做出的无奈选择。他们企求以这种不问世事、淡泊无为的生存方式来求得一方净土，但残酷的社会现实甚至连这点机会都不给，一步步把他们逼到了痛苦的深渊，他们终究逃不脱在位统治者的掌控。

三、决绝的生命抗争
　　魏晋士人崇尚老庄，他们任诞放达的生活作风把“独善”的一面推向了极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对中国士人精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任诞篇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重丧饮啖。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座，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座，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座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1[P175] 籍饮啖不轰，神色自若。司马氏擅权后，标榜孝道。在阮籍看来，这只不过是他们借以自利的手段，是排斥异己的幌子，是对礼教的毁坏和亵渎。他便装出一副满不在乎、镇定自若而又无知的样子，肆意践踏着司马氏集团的假孝道、伪礼教，看似无心，实则有意。而渴求有名士撑门面的司马昭虽然心知肚明，却也拿阮籍的这种绰绰约约的姿态没有办法，只好为他托词掩饰。当然，这里面有阮籍自己处世圆通的功劳，他不比嵇康公然摆出一副不合作的反抗姿态。但这其间的微妙，确也发人深思。

　 《世说新语》任诞篇虽然大量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许多荒唐可笑之举，但也如实地反映出了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如：
　　阮籍抑子。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1[P177] 阮籍之子阮浑也想学父亲的样子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却遭到了阮籍的训斥：“卿不得复尔！”可见，对于自己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举动，他是不推崇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因缘于乱世纷争、礼乐崩坏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无尽的痛苦，是对世事洞彻之后所做出的无奈的抉择。当初的社会构架本身就没有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他们无法在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引导下去匡扶众生，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这种悲剧无疑是一大批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士人入世的真实写照，既然不能“思庙堂之忧”，那就只好以叛逆的形象出现，在否定“善”的前提下去探寻人性中原始的、本能的“恶”。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魏晋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但同时又是知识分子自身使然。中国古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关心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他们忧国忧民忧天下，具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他们也都曾有过济世之志和建功立业的渴望，希望通过救济苍生、匡扶社稷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但现实和理想总是相距甚远，魏晋时期社会现实的黑暗不公和权利斗争的尖锐、残酷使他们倍受压抑和打击，他们经常被无端卷进政治斗争中，成为权利斗争的牺牲品。他们的理想、价值得不到实现，甚至成为泡影。他们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反差中失落、迷惘、痛苦、彷徨，其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于是，他们不得不返回头来重新思考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在这种探寻中不免有些偏激，但也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他们对个体自我有了新的认识：无法自由驰骋社会理想的他们便以一种独有的姿态向他们想反抗又反抗不了的社会现实发出了消极抗议，希望能够借此敲响统治者头上的警钟；他们又在这种自我陶醉和自我麻醉的放纵任情中向社会传达着他们的不满；他们以放逐自我来反抗强权政治的社会现实。这其中的悲苦、辛酸、无奈，又怎是一个愁字了得！

参考文献

[1][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