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增值税改革对经济影响的文献综述

三次增值税改革对经济影响的文献综述

张国旗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上海市 201600

一、2009年”增值税转型“相关研究

国内诸多关于增值税转型的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分析增值税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影响等。娄洪和柳建光（2009)建立了包含增值税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通过分析增值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研究增值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行业看，受增值税转型直接影响的行业的产出水平会有所提高，而不受增值税直接影响的行业产出水平则会降低。也有人研究增值税改革是否会影响GDP（樊明太，2002），分析得出结论，增值税改革短期内来看不会影响实际产出，长期来看会对GDP的增长有积极的影响。还有部分其他文献探讨增值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Zhai和He增值税转型对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增值税的转型对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有正向的影响。陈烨等（2010）增值税的转型效果没有达到理想。而且如果达到实质性减税的情况下，会对经济和社会福利有着正向的影响。另外一些文献研究增值税转型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杨抚生和蔡军（2006）指出增值税转型可能会对投资，就业和地方财政收入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杨震和刘丽敏（2004）分析指出，增值税转型会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很大冲击。紧接着杨震和刘丽敏（2005）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对财政的冲击将长期存在。饶立新和陈荣秋（2005）对我国增值税转型试点一周年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增值税的转转型可以消除重复征税，促进经济增长。马辉和杨体军（2007）以2004年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为视角，研究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短期来看，增值税的转型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影响不大。

二、2016年”营改增“政策相关研究

1、“营改增”对我国宏观层面的经济影响

“营改增”这一政策从开始提出直至现在一直不断引起学界的关注。政策出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研究了 ”营改增“政策的目的和意义（高培勇，2013）。姜明耀（2012）和古建芹研究了“营改增”的改革路径，李健人（2013）研究了“营改增”的改革对象选择。我们主要探讨“营改增”的经济效果，经济效果和对企业的影响。陈晓光（2013）采用Hsieh和Klenow模型测算增值税的有效税率差异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研究得出结论，“营改增”政策的实行可以缩小间接税税率差异，对我国经济效率有正向的影响。田志伟和胡怡建（2014）运用CGE模型，从动态视角进行分析，发现“营改增”国家收入在第一年降低，第二年有所上升。短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长期只对经济总量有正向影响。袁从帅等（2015）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营改增”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总投资水平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劳动力雇佣数量无显著影响。陈钊和王旸（2016）认为“营改增”促进了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其影响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性服务由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对外经营，营业收入随之增加；二是部分服务业企业获得了制造业企业更多的外包业务。张璇等（2019）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结合使用，探究“营改增”与创新行为的关系，发现“营改增”通过税负变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并且这一作用在中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法治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为凸显。苏航等（2019）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显著扩大了城投债规模，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是形成这一影响关系的中介机制。刘穷志和罗婵（2019）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得出“营改增”政策加剧了试点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2、“营改增”对我国经济微观层面的分析

王蓓和崔治文（2012）计算了有效税率，运用VAR模型研究税率的结构性冲击对我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具有积极的影响，消费支出的有效税率短期对对我国的投资率也有促进作用。肖叶（2019）采用2005-2016中国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发现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水平，但是长期来看随着时间的增长这种效果不断减弱。“营改增”中实际上减税的企业，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创新绩效(李维安等2016）。江希和和王水娟（2015）、梁俊娇和贾昱晞（2019）研究了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究投资的影响，得出结论税前扣除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资的增加。梁俊娇和贾昱晞(2019）研究不同企业对不同优惠政策的不同创新行为，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创新行为较为明显，间接优惠政策对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有更大的激励。

增值税的改革对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和投资也会产生影响。国外学者（Swenson1994、Auerbach 等1997）研究了1986年税制改革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986年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对企业并购行为有正向的影响。Ayers 等（2007）运用被并公司数量比例和交易金额比例重新度量企业并购的交易量，发现资本利得税对企业并购负面影响。Huizinga 和 Voget（2009）研究了企业所得税的变化对跨国公司的并购问题，企业所得税征税程度对跨国公司的并购具有负面影响。Becker和Fuest（2011）深入探究了利息税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利息税的增加都会促使跨国并购的发生。Tsoutsoura（2015）采用希腊2002年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内部向家庭成员转让资产税率的下降），运用DDD(三重查分模型）和IV（工具变量）方法，研究发现税率的下降对家族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国外学者也有关于税收对于企业融资的研究。Grant和Roman2007）收集了澳大利亚税制改革公司层面的数据，研究得出结论公司有效税率对公司的财务杠杆有负向的影响。Graham 等（2004）收集1986年美国税法改革前后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税制改革政策中个人所得税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变化对企业债务融资有影响。

三、2019年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相关研究

2018年中国政府财政发布文章降低增值税税率，2019年再次降低增值税税率，加入生产、生活性服务业一般纳税人加计10%进项税额抵减应纳税额，10月份将生活性服务业加计15%抵减应纳税额。由于该政策的发布没有多长时间，目前关于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少。王自荣(2019)分析了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有效性。卜华等(2019)对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进行了核算和申报。马永义(2020)对该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饶茜等（2020）将本文将2019 年增值税加减进项政策视为“自然实验”，运用事件研究法和DID(双重差分法)研究增值税进项加计抵减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增值税进项加计抵减政策与企业价值有强烈的积极影响。胡海生（2020)运用CGE模型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测度2018 年以来增值税改革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的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2018年以来政策可以达到整体减税的母的，增值税加减计项可以很好的降低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的税负。刘磊等（2019）通过构建全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模拟分析了2019年4月实施的增值税减税政策对宏观经济及各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