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楚文化特点、文化价值以及翻译现状研究

湖北荆楚文化特点、文化价值以及翻译现状研究

陈小丽

武汉文理学院 430345

摘要：作为汉江流域的地域性文化，湖北荆楚文化特色显著、博大精深，经济文化价值凸显。本文在阐述湖北荆楚文化四大发展历程与八大文化特点的前提下，探析了荆楚文化的内在体系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从语言文化、社会文化和宗教文化三大类内涵词，折射与明晰湖北荆楚文化的翻译现状。

关键词：荆楚文化；文化价值；翻译状况；湖北省

一、湖北荆楚文化发展历程与特点

（一）荆楚文化的发展历程

楚国自周初分封至民国末期，文化发展延绵不绝，并因地理环境、经济社会之差异化而形成四大历史阶段，详见表1。

表1荆楚文化发展历程表

（二）荆楚文化的特点

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南北相立，作为地域文化极具个性特质，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占据极其关键的作用与地位。历经千余年，形成开放性与兼容性、自强性与进取性、浪漫性与原真性、开放性与多元性等文化特点与精神特质。

1.开放性与兼容性

其一，地理位置造就荆楚文化开放兼容的特性。荆楚地区地形复杂、河湖众多，总体呈现大盆地形态，但水陆交通贯通四方。西部山区经济文化相对闭塞落后，古文化因子源源不断渗透于中部现代文化，而中部枢纽区位亦渐次辐射与影响边远山区，遂荆楚文化呈现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局面。其二，居民复杂造就荆楚文化开放兼容的特性。自东周时期至今几千年历史中，荆楚地区一贯为多民族混居状态，汉族为主（大部）、少数民族为辅（西部和南部山区），加之多次移民活动，致使该地区楚文化、中原文化、移民文化不断碰撞与文化转型。

2.自强性与进取性

荆楚文化的自强性与进取性可概括为艰苦创业的自强精神、自主创新的进取精神、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热情。建国初期楚君熊绎僻处荆山，“以处草莽” 、“以启山林”，致力于艰苦创业、发展民生。西周中叶，楚君熊渠坚持“我蛮夷也主义”的魄力与精神，首创中国第一县制与官制，并形成上古一流的楚文化。楚国时期，士大夫和普通平民百姓诸如屈原、申包胥、蒙谷、屠羊说等，自发寻求别国援兵或舍生取义救主，却又拒不受赏，爱国主义精神深入骨髓。

3.浪漫性与原真性

受自然条件、巫文化、崇尚个性价值取向综合作用下，荆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特色最为彰显，文学、艺术、思想等层面均有所体现。譬如，大量漆器纹饰流行飘逸的凤尾纹，流行动物合体、人兽合体的复合造型法，沅湘一带流行的巫歌巫舞等，无不昭示荆楚文化的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息。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典型地域文化，以今湖北省为发祥地与发展中心，吸收中原文化因素为己用，形成浪漫主义传统与兼收并蓄的原真精神。荆楚文化具备鲜明的独立品格，“宏识孤怀”的思维方式，作为文化遗产其原真性依旧留存。

4.开放性与多元性

商朝末期，楚国便以形成相对完备的道家思想，凸显楚人“以己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强调自立自强、奋发创新。伴随着中央集权、法治体系的发育与健全，基层农村公社解体，荆楚地区崇尚个性的老庄道家思想尤为流行，主张“义以为上”、“内圣外王”。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儒家价值原则制约占据主流地位。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不再以儒学为唯一标准，而是追求“义以为上”的价值目标。

二、湖北荆楚文化的文化价值

（一）荆楚文化的内在体系

荆楚文化囊括古代楚文化和湖北地域文化两大层级，其文化价值体系可被细分为原始氏族部落文化、楚文化、秦汉三国文化、原住民文化、名山古寺文化、长江三峡文化、城市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等层面，详见表2。

表2荆楚文化价值内在体系细分表

（二）荆楚文化的文化价值

1.物质文化价值

楚国一贯被人们认为是强盛之国、富饶之国，从楚文化遗址和楚墓考古发掘中的文物便可见一斑，农业、手工业、青铜铸造工艺、丝织工艺等已居当时顶尖水平，尤其是石蜡法熔模铸造工艺仅在楚国器具可见，详见表3。

表3荆楚物质文化价值体现表

2.精神文化价值

其一，哲学和诗歌散文。荆楚文化可谓是集文化发展之大成，其中尤以哲学和诗歌散文为盛。《庄子》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先秦散文创作之里程碑，屈原骚体诗的创世意味着先秦诗歌卓尔不群的境界，两者为中国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诗歌夯实了基本传统。其二，道教文化。作为诸多宗教中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文化，道教文化创始于楚国的老子。以老子为代表的楚文化和道教传承可媲美于儒家学说，尤其是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天道自然无为”）为后世所推崇与借鉴，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分水岭。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任何事物均具备的两面性与统一性，既阐述了宇宙万物的演变，又为后世遗留精神文化。

3.社会制度文化价值

楚国历经多次战乱与移民，呈现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存共聚的局面，其社会制度亦显露出中央集权下地方统治制度的地域性与独有性。荆楚地区自封建社会伊始渐次构筑“二元统治体系”的社会制度，即汉族与少数民族分而治之，与现今的“一国两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为华夏、蛮夷和楚文化的融合传播奠基。除此之外，值得关注的是，二元融合社会机制下，佛教和道教与本土民俗“开花结果”，便有了荆楚地区先民独树一帜的“信巫鬼”民俗，佛道不分、神巫相杂，以祈求除灾驱疫辟邪。

三、湖北荆楚文化的翻译现状

现阶段，湖北外宣翻译或对湖北荆楚文化的翻译，均缺失从必要性到紧迫性的过渡，以致于从上到下未能充分明晰荆楚文化准确生动英译的关键性地位。文物介绍、文本译注、风俗画册、古迹解说等形形色色蕴含荆楚文化的载体的翻译，对于传扬荆楚文化、宣传湖北旅游的意义重大。湖北荆楚文化的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英译，然而目前对于荆楚文化载体（尤其是文化信息型文本）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语言和非语言错误屡见不鲜，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荆楚文化的输出与传播。

（一）语言文化内涵词翻译现状

其一，荆楚文化中方言的翻译。方言顾名思义便是湖北（古楚国）当地语言，展开翻译时需同时关注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通常运用意译法或减译法，然而现实中的效果却差强人意。譬如，“磨咒”正译为“curse-grindings”，而非“grinding Mantra”。再如，“翻脚板的”正译为“your disgraced clubfoot”，而非“Toe board”。再如，“照油碗”正译为“reflecting oilbowl”，而非“oil bowl”。其二，荆楚文化中习语的翻译。习语一贯而言是指固定时间或某一地区人的语言和语法，又被成为熟语、格言或歇后语等。直译法与意译法为习语常用翻译技巧，但现阶段更愿用直译法，导致某些翻译词不达意。譬如，民间文化“闹台锣鼓”中的“闹台”依托文化功能对等理论应正译为“to warm up the stage”，而非“Noisy gongs and drums”。再如，荆楚地区崇神信巫风气盛行，师爷画符为其中关键环节，貌似“诸葛亮再生”，遂其正译为“the rebirth of ZhugeLiang”，而非“Zhuge Liang regeneration”，以提升文化形象层面的释义。再如，荆楚文化中用“老班子人”指代老一辈的人，遂不能将其直译为“Old team”，而应当是彰显其文化指代特性，译为“elders”。

（二）社会文化内涵词翻译现状

其一，荆楚文化之历史文化的翻译。历史文化翻译囊括但不限于历史类词语和文化活动英译，前者需丁是丁、卯是卯，而后者则可相对灵活，准确传递文化信息为其根本要义。然而，现阶段荆楚历史文化的翻译成果无法真正程度上让外国友人明晰荆楚背景知识、形成文化交流。譬如，诸多文献中将“打黄教”译为“against yellow religious sect”，忽略其藏传佛教格鲁派文化因素，正译应当是“Gelugof Tibetan Buddhism”。再如，作为近代社会（1968年-1978年）年轻知识分子的代名词“知青”，大多数情况下仅将其直译为“educated youth”，而未曾加以注释或详解，让不了解该段历史的人们获得深入认知。其二，荆楚文化之风俗习惯的翻译。民间习俗与民间制度是荆楚文化风俗习惯的最直接表现，因根植于传统文化生活和原住居民内心烙印，现今翻译过程中往往“重形忘神”，使得翻译“夹生”或“一头雾水”。譬如，“江南”通常被直译为“Jiangnan”无法直截了当的展示其地理方位信息与古代格局，应正译为“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再如，“摆手舞”作为荆楚地区土家族独有舞蹈特色，用以展示狩猎和模拟禽兽活动，译为“waving dance”便不会丧失文化底蕴与舞蹈美感。其三，荆楚文化之礼仪制度的翻译。荆楚地区礼仪制度分为“五礼”，“跳傩仪式”、“淫祀”、“献牲”、“上表”等，均为特色礼节与仪式。现阶段对礼仪制度的翻译，并未能足够凸显荆楚文化的文化内涵。譬如，古代楚国借由模仿动物的“跳傩”用来驱逐四方疫鬼，“傩”并未英文直接对应，现多用“Dance Nuo”或“Nuo dance”译之，差强人意。再如，“淫祀”指的是妄滥之祭，现多将其译为“Sexual worship”，其文化因素与内涵荡然无存，而应当译为“incontinent sacrifice”。

（三）宗教文化内涵词翻译现状

其一，荆楚文化之佛教文化内涵的翻译。荆楚地区佛教用语中多梵语，明晰宗教含义再翻译原则尤为关键。譬如，“吃斋念佛”代指吃素、诵经、修行，应当译为“converted toBuddhism”而不是“Fasting and chanting Buddha”；“菩萨”通常被译为“Bodhisattva”，但并无法凸显民间信仰之“众生”之意，遂应当追译为“the status of Bodhisattva”。再如，“来世”作为佛教修行尤为关键的轮回，“afterlife”可完美表达“前世—今生--来世”之意。其二，荆楚文化之道教文化内涵的翻译。道教推崇“天人合一”，由神仙方术演化形成。譬如。“老君符”带有明显的道教文化人物（道家始祖太上老君）意味，不应单纯译为“Lao Junfu”或“respectful title of Laozi”，而是将“太上”的层次全然展示，译为“Amulet of Supreme Lord Laozi”。再如，“念咒”作为道教文化中符箓派道士的基本功，现今诸多翻译文献将其直译为“Mantra”，相当大程度上忽视祈祷、治病、修炼不同语境下的差异性，遂应译为“perform mantras”。同理，“画符”正译为“scribe amulets”，而非“Draw symbo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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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俊梅,李勇.论荆楚文化及其当代价值[J].社会科学动态,2017(01):64-68.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导性项目（19G128）

作者简介：陈小丽，女，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