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媒”制宜：媒介变革视野下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未来之道

因“媒”制宜：媒介变革视野下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未来之道

李荣 李琳

春城晚报 1 云南民族大学 2

摘要：从报纸到互联网，从“拿来主义”到“并驾齐驱”，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随着媒介技术的更迭发生重大转折。本文以媒介变革为阐释视角，认为“新媒体”是一种相对概念，而媒介自身的特性也会对新闻传播事业形成一定程度的形塑，并在此基础上对媒介融合环境下的新闻传播进行评介。

关键词：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媒介变革；媒介融合

一、问题缘起

在整个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过程中，媒介技术与其息息相关。互联网出现之前，各类媒介也曾各行其是，而在互联网技术闯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后，旧媒体与互联网“打成一片”。诚然，“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功能的补救和补偿^①”，基于此理念，本文希望以媒介技术作为贯穿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主线，着重探索“新”媒介出现后给当时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带来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媒介融合环境下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之道。本文所提及的是媒介为狭义上的传播介质即报刊、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等。在此基础上，研究每一种“新”媒介对当时新闻事业的影响，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说明，希望完成麦克卢汉所言的“从后视镜倒着看现在”^②。

二、新闻传播事业与媒介技术研究

经调研，本文发现相关文章多以新媒介技术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为研究指向，如分析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新闻等新媒介产品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带来的变化；也存在对其他时期媒介技术对新闻传播事业影响的研究如晚清时期新闻事业中报刊的意义以及抗日时期广播的运用，但彼此之间较为孤立。综合看来，现有研究尚缺乏纵向观察媒介技术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这便成为本文的研究契机。本研究采取案例分析法但又不拘泥于某个个案。在总结每一个“新”媒介给当时新闻事业带来的影响时，笔者结合了彼时的宏观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中观组织结构以及微观媒体生产等，并从中选取出影响最为广泛的特质进行讲述。

三、研究发现

（一）报刊：高阶级产物——政治功能的开启

一份报纸刊物的呈现需要大量的前期工作，一方面，需要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从纸、排版、打样到印刷，并非普通民众可操作；另一方面，报刊内容并不是随便信息即可，这就需要专业的记者、编辑等对内容进行把关。因此，这就决定了报纸不是作为人人可拥有之物，也就形成了在世界各国大多是先有官报后有民报的现象，这样的出身奠定了报纸在进入新闻传播事业时便染上政治色彩。

以美国报刊为例，政党报刊源于独立战争，也即意味着美国在出现报纸不久后报纸便卷入了政治斗争，水火难容。1783年美国独立后，随着决定国家未来体制等诸多问题的出现，争论中形成相对保守的联邦党和比较开明的民主共和党，激昂的政治热情使得美国报刊包括商业报刊大多卷入了各种政治、社会问题的论战，形成新的两大党派报刊的局面。联邦党最早的机关报《合众国公报》与民主共和党最早的机关报《国民公报》的报纸编辑从政治论战发展到人身攻击，在这一黑暗时期，两党的党报各有多达150多家^③。反观我国也是如此。在1900年到1949年的旧中国办报时期，第一次、二次办报思潮的更大因素便是党派斗争的报刊呈现，尤其是第二次办报思潮。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此后制定了一系列报刊律令其中，改良派的报刊对立宪运动推波助澜，革命派报刊则与改良派报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在这一过程中，要不要用暴力推翻清政权？革命是否会导致瓜分和内乱？中国在革命后能否实现民主共和？三个问题成为论战核心，整个过程又都以文字的方式出现在立宪派的喉舌《新民丛报》与革命派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再言抗日战争期间，1941-1946年间，中国共产党党报《新华日报》和偏国民党报纸《大公报》的三次针锋相对的论战^④，也皆于报纸上将各自派别的政治观点进行表现，报刊的政治功能加剧。

因此，报刊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意义便在于当其出现时成为党派观点与立场呈现的载体，也自然而然成就了施拉姆所言的大众传播之政治功能。在之后中国现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过程中，尽管报纸也不断拥有诸如环境监视、社会协调、文化传递、经济发展、娱乐等功能，但政治功能依旧是大众媒体尤其是报纸所强调的重要功能。

（二）广播：天空的声音^⑤——底层媒介的出现

我国的广播事业肇始于1923年。在早期广播电台中，开办类型有官办与商办两种类型，收听范围大多限于电台所在地的范围，收听内容以新闻、娱乐节目居多。“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播开始拥有政治宣传的功能。不过，与报刊不同的是，广播的受众范围更加广阔。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播剧是“无线电播音中，实施社会教育的一种好材料，也可以说是无线电播音的社会教育的主要材料”^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往往在士大夫和文化精英阶层反应得比较强烈，但广播剧便通过传播迅速、强大的共情能力、对听众的要求较少等特点，得以对民众进行人生教育，引领其思想，成为底层媒介。

此后，电视的飞速发展吸走大部分受众，互联网的强势来袭更是让广播听众少得可怜。但广播的独特优势即底层媒介的力量依旧能在这一情形下得以发挥。2020年初，新冠疫情袭来，以网络为依托技术的新媒体展开疫情信息各式各样的呈现，如数据新闻、疫情地图、科普短视频等。在其中，让农村地区尤其是尚未通入网络的基层地区也掌握信息，农村的大喇叭（广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疫情中，广播尤其是面向社区、村镇等基层地区进行定制投射的基层广播的广泛应用实现了疫情防控期间国家意志对社会末梢的垂直抵达。由此，广播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关注底层传播效果的意识，弥补报刊需要识字能力的不足，也弥补了接收者缺乏电视、互联网等设备的不足，无怪乎目前广播的用武之地在于老年广播、基层广播等底层小众群体。

（三）通讯社：消息外援——信息流动与趋同并存

通讯事业始于1904年。在1920年召开的“全国报界联合会”期间曾出现四个通讯社为中国通讯事业的发展奠下了始基，分别为新闻编译社、国闻通讯社、中央通讯社与申时讯社^⑦。这些通讯社的出现使媒体报道消息流动起来，也使国人收到的不再只是由西方媒体把关后的信息。以中央通讯社为例，在抗战时期其不仅是我国新闻业的龙头与风向标，还带动我国战争报道的发展，并让我国收回了外电发稿权、获得新闻自主权。源源不断供应的稿件则使全国各地方报业得以勃兴、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国内外消息。但另一方面，由于通讯社汇总、分发的特点，也让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过于信任与依赖通讯社。仍以中央通讯社为例，当时中国地方报业因采访能力普遍不足严重依赖“中央通讯社”的新闻供稿，导致全国报纸信息源单一，以至于“全国报纸凡‘中央通讯社’所能到的地方，地无论南北，报纸无论大小，新闻内容是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标准化’，同质化的倾向严重降低中国报业的良性竞争”^⑧。

这一缺陷在中国现当代新闻传播事业中仍有体现。在2013年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全会中，东京与马德里、伊斯坦布尔竞争2020年奥运会举办地，在央视和新华社都“确定”伊斯坦布尔胜出后，南方一家晚报据此出稿，并随即印刷。但熟料随后“风云突变”，央视和新华社对结果马上进行“更正”，该晚报的领导在微博上写道：“新华社摆乌龙，把东京写成伊斯坦布尔，害苦了全国报纸，长晚（《长沙晚报》）几十万份紧急追回，改版，重印，损失巨大。作为新闻供应商，新华社需要给客户一个说法，并反思之”。诚如那位领导所言，新华社作为新闻供应商对所提供的信息没有十足把握便进行发送是不尽责；但此家晚报过度依赖通讯社，对得到的信息不加以确认便急于发出也是一种信息惰性。

因此，通讯社的独特优势在于汇总各方信息后提供给各媒体，节约时间的同时能够让信息利用最大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滋生媒体获取信息的惰性，导致信息同步化加重。

（四）电视：冷媒介——媒介理念转变的滥觞

我国从1958年起开始兴办电视，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电视事业才真正启动。1978年，中国结束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国家意识形态从以往的“阶级斗争”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理念也使电视不再只拥有政治功能，电视产业化步伐迈出、经营方式转变、广告商加入等都让先前的媒介理念有了极大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电视这一新媒介的自身特性促进观众的参与热情，从而倒推媒体机构关注受众需求。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媒介具有清晰度低、使人深度介入的特性”^⑨，即电视所展现的信息清晰度很低，需要观众在观看内容的同时参与进去方能理解。以一条新闻为例，在报刊上刊登时，可以采纳即时消息、评论、通讯等方式将其展开，读者可以通过选择多家报纸或者不同方式了解这条新闻的前因后果；但是在电视中，由于一条新闻的播放时间有限，主持人只能述说最核心的内容，如此一来导致观众无法知道这条新闻的更多信息从而反向培养观众的参与性。因此，由于电视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完全介入、无所不包的此时此刻的感知，这形成人们态度上的转变，不再将媒介无条件地让他人操作，而是期望从个人出发去决定电视内容。再加上由于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强调人本思想，从电视这一媒介开始，使用者真正对媒介有了主动使用的的理念。

这是电视媒介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意义，作为单向传播的旧媒介与双向传播的新媒介的中间媒介，电视突破以往的媒介理念，一方面解放媒介的其他功能，另一方面让媒介不再局限于传播者受众，极大提高接收者参与性。

（五）互联网：新旧交加——赢在速度的大融合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真正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严格意义上来说，互联网更像是一种贯穿各种新存在形式中的底层技术。互联网具有便捷性、强时效性、多媒体性、精准性、个性化和交互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带给新闻传播事业的变化是全局性的，既融合前代媒介的影响，也赋予其互联网的独特之处。首先，从新闻传播事业的传播者与接收者来看，互联网借助个性化推送、场景等服务精准连接，直接把新闻“送”到用户面前；并且人人得以发声的时代来临，新媒体演变为一种类“公共领域”，成为公共意见的汇集地和发声平台。其次，从传播内容和渠道来看，UGC 、OGC、 PGC、 MGC等内容生产形式层出不穷，网络新闻成为受众碎片化阅读的主要形式；而这些不同的新闻形式又通过多样的渠道得以发散出去，新闻传播事业出现了前代媒介自建渠道和与新代媒介融合两种现象。一方面，报纸、广播、电视等前代媒介开始自建新媒体渠道，如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在移动端上开发荔枝新闻荔枝新闻；另一方面，出现了各代媒介的内部结合，2015年开始的中央厨房、2018年出现的县级融媒体也是这一思路的成果。

在其中，速度是互联网最引以为豪的变数。报纸、广播、电视时代的新闻传播是以延时性而得以筑成想象^⑩，比如在上世纪，一件新闻事件发生后，普通人要么无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掌握一手消息，要么在现场但是没有传播手段，消息的传播只能在小范围内。互联网以及以其为依托技术的客户端、移动端等形式出现后，人人都可以成为第一视角的记者，尤其是在突发性新闻如地震、坍塌等事件中，现场的普通民众可以使用移动设备发送最新消息，长此以往，对信息速度的需求超过对准确性的需求，对互联网的需求超过对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的需求。不过，这样的速度也带来诸多不良现象，后真相成为2016年的热词，反转新闻成为2017年的热词，究其原因，无非是过快的速度使信息的正误得不到纠察，这是互联网速度独特优势下的不足。

四、结语

本文以媒介变革视角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分析，提出“相对的新媒体”这一概念。各代媒介出现后由于其自身特性都对当时的新闻传播事业产生程度不一的形塑，媒介技术变革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不只在于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更在于其带来的对传播双方理念的影响与习惯的培养。在这一背景下，不妨思考当下我们在融合什么？媒介融合为新闻传播事业带来了什么？

笔者认为，当下媒介融合较大的问题在于不顾各自媒介自身特性，甚至于强行融合。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似乎任何事物的最后一步都要通过网络。但互联网的特点在于快速，其他媒介则不然，如此一来便只能成为四不像。以报刊为例，由于报纸刊发需要采写、选择、排版、印刷等步骤，这决定了报纸本身就“慢”，但互联网时代下的用户信息需求是快速化与碎片化，这样一来，也就让众多报纸机构在速度和深度之间难以抉择。所以，报纸可以使用互联网为其加持，但其也自有一套独特的传播机制，那么不妨专攻于此。媒介融合是一种大环境，而且当下的我们毫无选择地生活在其中，但是当其应用在某一领域时，也就不得不根据这一领域进行适度调和，不可也不必机械式的使用。

①[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②[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9

③郑超然.外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④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⑤胡翼青、张军芳.美国传播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54

⑥徐卓呆，《社会教育小丛书无线电波音》，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⑦胡风.新闻团体与早期中国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J].传媒观察.2018（12）,98-104

⑧刘小林.桂林抗战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⑨【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2009年

⑩胡翼青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J].新闻记者.2018（8）,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