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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阶段城镇化率已达到了46%,正处于城镇发展的转型期,城乡矛盾突出,城乡二元结构在很多地方面临解体,但是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从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城乡关系研究入手,对西南地区的城乡统筹发展做出思考。
关键词: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城乡统筹、二元结构
1拟定选题及研究方向
我国现阶段城镇发展迅速,城乡矛盾非常突出,因此我所拟定的研究方向为城乡统筹发展,在大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初步拟定的选题为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城乡统筹发展。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和题目,首先我国正处于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的转型期,选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次历史文化名镇作为相对比较特殊的城镇载体,现阶段的研究中也很少单独把历史文化名镇作为主体进行城乡统筹研究,从这个方面来看,选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最后将研究缩小到西南地区,甚至更小的范围内,这样选题就更具有指导性和现实性。总的来说在选题上,希望对局地历史文化名镇的城乡二元关系研究,发现其实质所在,找到其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出路。
2二元关系简述
城乡关系实质上是城与乡在各个方面的二元表现,特别是经济上的二元性,直接导致了城乡之间在空间、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二元性征。因此个人认为研究城乡关系、城乡统筹发展必须从城市甚至国家的宏观经济出发,找到根本、实质,研究也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研究影响最深的是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以及后来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G·Rains)和费景汉,他们的研究被合称为“刘易斯—拉尼斯—费”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中的很多条件假设跟国内的现实情况不符,模型衍生结论也不可能完全负荷中国国情,但是其对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发展过程还是非常具有一定现实和指导意义的,因此在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中也多以“刘—拉—费”模型为原型。在这个模型中,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出现与否是判断城乡发展关系的根本,因此对城乡二元关系的研究大多在“刘易斯转折点”上。
在刘易斯模型中,当所有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之后,农业部门的工资率将沿着它的边际生产力曲线提高,标志着传统经济转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这个转折点即被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1961年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理论进一步发展,其“刘—拉—费模型”对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的分析中出现了两个转折点,我国经济学家蔡昉将该模型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交点称为“第二刘易斯转折点”。两次转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次转折,表明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不在,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改变,各种经济、社会、环境的矛盾变得更为复杂;第二次转折则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正式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因此判断发展中国家经济是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和“第二刘易斯转折点”意义十分重大。
二元性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社会、文化、制度、地理区域等都存在着二元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选择城市偏向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为保证经济的发展往往会辅之以制度、政策上的偏向,进一步加剧了城乡的二元割裂。将这些落到物质空间上,就表现为了地理空间的区域二元性。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在如何消除城乡地理空间二元性上做了很多相关研究,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提出的“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等的地理区位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理论”;麦基的“Desakota模型”;麦克·道格拉斯区域网络模型等等。
3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分析
“大国的核心经济特征之一,在于地区之间因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从而最终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是典型的大国经济,因此突出表现就在于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巨大。在这样的国情背景下,能比较准确的判断我国现阶段“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对全国以及国内各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战略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我国现阶段“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相关研究一直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主要是受到了定向思维、不科学的统计数据和局部观察的影响。介于我国的大国经济特征,各区域发展非常不平衡,对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到也应该分区域进行考察,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了,“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
如果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局部考察的话,这些地区有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还处于刘—拉—费模型的第一阶段。而东部沿海某些地区已经跨越了“第二刘易斯转折点”,因此对城乡二元问题也应该分区域局部进行考察研究。 在中国大国背景下,各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均衡,西部地区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在西部内西南、西北的发展也各有不同。即使以西南地区来看,由于历史、自然环境、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其内部各分区发展也是不均衡的。
二元不仅仅在经济上体现,为保障经济发展,相关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会有所体现,在我国影响最深刻的就是户籍制度。我国现行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流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我国的城镇化,阻断了城镇化的正常进行。近年来户籍制度在全国和各个地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仍然是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其他如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等也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在这样一些制度改革中,更应该注重城乡公共供给的公平,特别是要注重提高乡村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缩小城乡差距。
4城乡统筹的研究综述
对于如何解决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研究。早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出现城乡差距加大、工农对立,矛盾尖锐的问题的时候,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就已经产生,如,空想社会主义的城乡联系论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城乡关系研究趋向于是城市偏向,以二元结构研究为主,包括了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为主的空间极化理论。80年代以后人们的研究多回归到了城乡融合上来,如麦克·道格拉斯的区域发展网络模型、麦基的“Desakoto模型”等等。
由于我国自建国以来长期施行工业优先的战略,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都是以牺牲农村利益为基础的。改革开放以后,整体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城乡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乡二元矛盾进一步突出。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党和中央在十六大时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城乡统筹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专家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方向对我国城乡统筹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大国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均衡,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方式也不可能单一、模仿。东部地区以苏南模式为主的的村镇工业化和小城镇的发展方式,就东部地区来看是成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方式,但是在中西部很多地区简单模仿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却并没有成功。成都“现代化田园城市”的城乡统筹战略,在当地来看也是较为成功的。因此,关于城乡统筹的发展,各地应该因地制宜、具体分析,制定出适合当地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
5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城乡统筹发展
5.1历史文化名镇的特殊性
在城乡统筹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作为城市初级单元的镇是城乡联系的纽带,常常作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载体,因此也可以看出镇在城乡统筹发展中重要性。
历史文化名镇既是镇,同时它又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它在发展的同时还要兼顾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在城乡统筹发展上,历史文化名镇和普通镇比起来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可以利用开发,但是也有了更多的限制和顾及。
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发展就全国范围来看,进展和实效也有很大的差异。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名镇相较于东部地区的来说开发较晚,相关的研究也没有东部地区系统。单独看西南地区各省之间的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和开发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就四川、重庆、贵州来看,川西平原的名镇较重庆地区开发早,已由过度开发转向保护利用为主;重庆地区的名镇近年来发展力度较大,但是破坏性也大;贵州经济相对落后,反而很多名镇被动的得到了保护。
5.2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城乡二元结构分析
西南地区城乡之间仍是典型的二元结构。虽然从现行统计数据来看,农村地区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西南地区各省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很多农村都出现了空巢化的现象,留守在农村的也以中老年人和儿童为主。从这些现象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我国农民工工作增长率不断上涨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出西南地区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跨越了“第一刘易斯转折点”。
就西南地区看,历史文化名镇相较于普通村镇来说,由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要好些(特别是保护、开发、利用较早的名镇)。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历史文化名镇,虽然旅游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总体上看城镇化进程、经济发展都非常缓慢,城镇人口增长极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倒退,人均收入水平极低,其腹地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外流现象非常严重,农村地区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乡差距很大。
在历史文化名镇的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如何利用它独特的文化、自然环境等资源优势,平稳地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6如何实现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
根据发展经济学中的“雁阵模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正逐渐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智力密集型产业转型,相应西南地区由于人均收入低,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稀缺,应接收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雁阵模型式发展,劳动力可以就近转移。但是现实中,由于国家对中西部的战略仍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并未能提供有效的就业岗位,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仍是向东部地区流动。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过程受阻,不利于当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应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以文化遗产为依托发展第三产业,完善产业内部结构,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实现量到质的转变;其次,以特色物产资源为依托发展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结合第三产业的优势,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当地的人均劳动收入,实现以工哺农,带动村镇城镇化;第三,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效率,使得农业中的隐蔽失业者得以顺利转移出来,平稳的实现城乡一元化发展;第四,以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第五,进行相应的政策、制度改革,兼顾城乡公平,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推进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
7结语(选题研究的重点和创新所在)
研究主要是以刘—拉—费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理论模型为基础,对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情况进行论述,特别是对区域二元不平衡方向进行论述。并细化到具体地区、具体城镇,找到其城乡二元性的实质所在,提出城乡二元到一元转换的途径,指导当地城乡统筹发展。在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方面则以重庆大学赵万民教授所提出的“山地人居环境理论”为指导,系统的看待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研究的创新就在于把特殊区域历史文化名镇作为城乡统筹独立的研究载体,细分研究对象
城乡二元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不同性质的城镇表现各不相同。历史文化名镇作为拥有文化底蕴和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城镇,在城乡二元问题上的表现以及解决方法都是不同的。笔者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考察分析,发现它们在城乡二元问题上的规律,找到实现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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