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徘徊——高加林的人物形象分析

挣扎徘徊——高加林的人物形象分析

陈金萌

黑龙江穆棱市第一中学（学校学生） 157599

路遥的著作《平凡的世界》，以鸿篇巨制和满满的正能量而闻名，告诉人们苦难是财富，努力拼搏就会有收获。孙少安和孙少平又是深得上天垂爱的理想人物，孙少安收获了田润叶和贺秀莲的爱，孙少平收获了田晓霞的深情，且不说这是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毕竟小说有理想的成分在里边。但其实，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相比，他的《人生》更早使路遥扬名文坛，也能够严格反映生活现实生活。虽然《人生》不论是篇幅、还是谋篇布局，都逊于《平凡的世界》，但是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塑造的高加林形象也更贴近于生活，对这一形象淋漓尽致地刻画，让很多八十年代的青年人从高加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高加林是可以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的人物形象。

一、挣扎徘徊于乡村和城市之间

高加林是八十年代初的农村青年，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每一个思想的火花，都可能带来个人命运天翻地覆的变化。高中毕业后，高加林回到村子里，在村小学教书。当时的村小学的代课教师收入没有多少，但是属于体面的生存方式。处在这样一个位子，一方面使他能够逃避农村生产劳动的体力之苦，另一方面又能够解读书的需要，于他而言，非常自得。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高加林也就会继续教书生涯，最后还可能转正为正式教师。但是村支书高明楼的儿子三星很快把路堵死，抢夺了高加林的饭碗。高加林将像祖辈一样去面对黄土地和镢头了。

如果高加林是和父辈一样的在土里刨食的农民，他会坦然接受在乡下劳作终生的安排。但他高加林是县里毕业的高中生，他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世界太大了，他知道苏联入侵阿富汗，他知道美苏争霸，他知道除了陕北的黄土地还有另外广阔的天地，所以他向往城市生活，想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生存之道。

正当高加林的前途一片黑暗的时候，凭借叔叔的官位，他人生迎来了转机。他抓住了这次机会，到县里工作了，当上了县里的记者。高中时候的文化积累让他成为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能写文章、能摄影、能打篮球，而且得到了高中同学黄亚萍的青睐。

然而意外再次发生。高加林被黄亚萍前男友张克南的母亲告发了，他必须离开他可以施展才华的城市，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黄土地。

新中国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城乡二元制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国人分成了城里人和农村人。而高加林的悲剧就在于他徘徊于城乡之间。向往城市生活而不得的无助，逃离乡村而不得的无奈。

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谋生，到城市生存的唯一方式也就是“吃公家饭”。高加林追求的就是能“吃公家饭”这种体面的生活，何况当时的中国乡村还面临着“温饱问题”，“公家饭”也就成了更多如高加林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人的追求。在高加林看来，农村不是“田园牧歌”，不是“宁静温馨”，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是呼天号地，是终日劳作勉强温饱，是臭汗淋漓和腰酸背疼。所以高加林的追求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现存状态，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二、挣扎徘徊于道德和功利之间

高加林的村小学教师职位被三星顶替，成了彻底的“戳牛屁股的”，前途一片黑暗的时候，得到了刘巧珍的爱情。刘巧珍因为没有读过书，所以喜欢高加林身上独有的读书人的气质，“喜欢有文化的人”。

刘巧珍的爱是高加林黑暗生活的一点光亮，是漫天乌云中的一抹亮色。高加林到城里卖馍，根本张不开嘴，巧珍太了解高加林了，在回家的路上，抢过高加林卖馍的篮子，把馍给了姨娘，塞给高加林钱。巧珍还和高加林许诺“你在家，我上山劳动，一周还让你休息一天”。刘巧珍超脱世俗的爱滋润了高加林。他坦然接受了，有一个村子里最漂亮姑娘的爱，他可以在乡下和老父亲一样生活一辈子了。

命运的玩笑就在于高加林因为叔叔高玉智城里劳动局局长的原因到了城里工作了。刘巧珍明显知道两个人的差距产生了，所以在送高加林到城里工作时，在河边一再说“加林哥，就和我一个人好”。呈现这一情节时，电影《人生》中的插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让无数观众落泪，可见刘巧珍对高加林用情之深。

城里生活的高加林很快优越感表现出来，土里土气的刘巧珍只能说“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所以，刘巧珍和黄亚萍的差距就凸显了。高加林最终选择了频频进攻的同学黄亚萍，和刘巧珍决绝分手了。他明明知道，这对刘巧珍来说是晴天霹雳，是用最尖锐的刀子扎在刘巧珍的心上！

高加林这时候就徘徊在道德和功利之间。抛弃刘巧珍，这是始乱终弃，是乡土社会耳濡目染的《铡美案》中的陈世美，是《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这会让乡土社会的乡亲们侧目和不齿。所以，老父亲兴师问罪，德顺爷爷来苦口婆心劝说，“巧珍，那是一块金子啊，你把人家扔在了半路上。”但是高加林都冷冷的拒绝，因为更大的诱惑力是功利、是前途、是高人一等的城市生活，所以他义无反顾去了南京的“记者培训班”。

道德只能约束和教化人，不具有法律的功力，不能把高加林绳之以法，最多是乡亲们的唾弃和白眼。唾弃和白眼相对于舒适的城里人生活，高加林自己当然知道如何抉择。

高加林比任何人都懂，抛弃了刘巧珍是会遭到怎样的道德谴责。乡里戏曲的社会教化和自己的学识都在提醒他：不能忘恩负义。但是在高加林那个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代，他不能通过考公务员改变出身，他不能加入那时候还几乎没有的农民工大潮来改变命运，他不能发展个体经济自主创业来脱离黄土地。他只能牺牲刘巧珍，接受黄亚萍。他脱口而出的那句“那时候我老百姓一个，你们哪个城里的大小姐来爱我！”这是他对命运不公平的呼喊。

高加林不是陈世美，陈世美要杀妻灭子，高加林只是最后拒绝了刘巧珍。虽然刘巧珍和秦香莲的结局极为相似，但高加林幸运在刘巧珍并非秦香莲。秦香莲最后要让包公杀了陈世美。刘巧珍即使是被始乱终弃，却仍深爱着高加林。大姐巧英准备在高加林回村必须经过的路上痛骂高加林一顿，巧珍赶紧来劝说大姐“那是拿针扎我的心！”

当高加林从南京回到县城，得知自己又要回村子里整日面朝黄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巧珍。他不可能再拥有巧珍的关心，他失去了最珍贵的金子！这个当年在他高加林面前几乎是卑微的农村姑娘，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嫁给了马栓。刘巧珍没有被高加林的抛弃击倒。还要继续“活人”。这就是生活，现实生活。巧珍的强大在于没有被击倒，顽强生活下来。

三、挣扎徘徊于传统和现代之间

八十年代初，陕北或许才刚刚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历史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时期，首先感觉到国家要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是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以高加林为代表的农村青年，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要摆脱传统的羁绊，拒绝和父辈一样的终日劳作而不能温饱。他们向往现代文明，向往城市的文化和繁荣。

高加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的“于连”。司汤达的《红与黑》是批判现实文学的奠基之作。于连这一形象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永恒的人物。千百万读者为于连惋惜和垂泪。于连生活的时代，不能靠拿破仑时代的军功跻身于社会的上层。那就只能靠教会了。依靠着教会西朗神父的赏识，靠着自己的英俊外表，于连野心勃勃奋斗的一生，反映了法国那个巨大变化的时代。高加林呢，同样处于巨大社会变化的时期。他不满足于社会阶层的固化。一心想改变自己的出身和父辈们看来顺理成章的土里刨食的命运。

问题的根源在于那个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给高加林这样的青年改变命运的机会太少了。高考，还没有扩招，而且录取率很低，能跃龙门的人在当时微乎其微。公务员考试还是极为遥远的事情。高加林怎样才能摆脱传统的乡村走进现代？路遥先生没有说明。只是在结尾让高加林回到村子里。相信，如果到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凭着高加林的聪明才智，虽然不能进入城市的体制内，但在城市立足是没有问题的。可悲的是高加林恰恰就是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挣扎徘徊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农村青年。

阶层的固化，古来有之，“士农工商”。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同样把全国人为分成农村人和城市人。改变，需要时间。

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人，摆脱不了时代的羁绊。特定的时代，让太多的高加林苦苦挣扎，挣扎于传统和现代的分化中，徘徊于乡村和城市里，正是有这样的徘徊和挣扎，在思考和抉择中，塑造了高加林这一丰满的人物形象，为我们后人提高思考和借鉴。